中美两国在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等多个方面分歧严重，美国经济业内人士指出，数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战得不偿失。

一柄双刃剑

德国之声10月24日指出，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出击虽然给美国个别产业带来有利的竞争条件，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犹如一柄双刃剑，让美国民众和经济整体受损。


2020年10月22日，特朗普（左）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Joe Biden）进行大选前最后一场电视辩论，期间多次提到中国问题。（AP）
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特朗普在任期前3年里，确实比前任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最后3年任期里创造了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不过，特朗普希望让更多美国企业将生产线回迁到美国，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

“确实有一些成果，但如果纵观全局，美国在贸易中的处境比特朗普上台时更糟糕”，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的贸易问题专家阿尔登（Edward?Alden）对法新社表示。


布鲁金斯研究院的戈尔茨（Geoffrey?Gertz）也认为，整体上美国工人并未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中获益，在“个别的特定领域”，比如钢铁和制铝工业的境况有所改善，但这一政策同时在国际上招致反弹。“许多国家对美国，包括美国的很多出口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各国直接投资骤降98%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与经济竞争对手中国的贸易逆差有所降低，但整体贸易逆差却在2016年到2019年间上升了22.8%。这表明，跨国公司实际上转而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

经济资讯分析公司“牛津经济”（Oxford?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达科（Gregory?Daco）认为，美国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经济的转型，以及供货连的全球化是振兴国内制造业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特朗普试图让人们相信，中国在为美国的进口商品付关税，但显而易见，买单的是消费者和企业”。














制造业在美国GDP中占的比例不到10%，达科估计，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两年里给美国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失达0.5%。考虑到美国经济年平均增长幅度为2%，这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戈尔茨则试图以农业为例说明，失误的关税政策将带来何种后果。在2018年农产品价格暴跌后，美国政府向农场主支付了数百亿美元的补贴，然而破产个案却激增了20%。

戈尔茨认为，特朗普贸易政策最大的影响是，给经济界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人们不愿看到的。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19年，全球各国在美直接投资骤降98%。“没人确切知道特朗普下一步又会宣布什么，这种不确定性对经商十分有害，在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公司很不愿意进行投资运作”。

美国遏制压力与日俱增 中国何以应对

今年6月，面对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中国大陆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在一篇谈中美关系的万字长文里分析称，当前中美之争的一个主要地方就是制度和价值观之争。事实上这种竞争一直都存在。长期以来，美国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占据思想市场的主导权和道德制高点，几乎垄断人类社会对于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中国的制度、道路由于与自由主义大相径庭，长期以来承受相当的压力，不仅在海外容易被视为落后的异类，迟早会崩溃，而且在国内知识界同样缺乏认受性。

但近些年情势正在发生改变，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和价值输出普遍遭遇水土不服，酿成大量治理危机。比如，2010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策动“阿拉伯之春”，意在输出选举民主，结果却造成恐怖主义四起的“阿拉伯之秋”。美国国内问题同样层出不穷，不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傅莹说的“分配不均使得中低阶层生活质量下降，身份认同的矛盾让社会分歧扩大，政治日益极化”，都在揭示美国社会病得不轻。


近年来，中美关系加速螺旋式下坠，已经处于两国建交40年以来最困难时刻。（AFP）
而此前一直不被许多人看好的中国，反倒不断创造发展奇迹，在短短40年内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封闭国家崛起为日益开放多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至于连早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都坦承：“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中美之间这种“一进一退”的态势，既说明美国代表的自由主义方案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现代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路径之争尚无定论，又其实在重构过去200多年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撬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中美两国，一个率先在国内快速有效控制疫情，并积极支援全球各国抗疫，一个防疫失败，二十多万人不幸死亡，数百万人感染，经济社会发展遭受空前重创。两相对比，既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中美不同制度和价值观的优劣，又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到来。

正是在此背景下，如傅莹所言，“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会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进一步印证了‘美西方’在冷战后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在美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其结果就是美国社会的焦虑和对中国体制、价值观的戒惧与日俱增，中美竞争日趋激烈。

面对如此情势，中国当然应该深化制度和道路自信，提升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认知，凝聚共识，就像《孙子兵法》所说“上下同欲者胜”。要知道，美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正是严重撕裂，政治极化，缺乏全局观，内政外交被内耗所累。中国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中国能在全社会形成对制度、道路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广泛共识，必将极大凝聚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和国际交往。当然，考虑到中国国内不同群体的认知撕裂和对立，这项工作非常不易，但不得不做。


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必须在三个层面同时发力。其一，中国要吸取美国社会撕裂的教训，深刻体认到上下同心的重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来共谋国家发展。就像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那样，今天中国只要真心希望推动国家进步的人，都应该团结在民族复兴的共同理想之下，尤其是在来自美国挑战越来越大的情势下，更应该重视对内团结。当然，团结不是通过严厉管制获得，而是主要通过说服、沟通、对话，让人心悦诚服。

其二，中国必须继续聚焦提升硬实力，通过深化改革，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来持续促进国家全方位发展，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毕竟，国家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直接关乎人心向背，关乎体制和道路的感召力。

其三，中国要构建有活力的社会氛围，把人类所有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视作自己的经验，总结和发展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外来文化，创立一套全新的观念体系。只有当中国发展越来越好，又能提供一套有解释力和吸引力的理论体系，制度、道路自信自然越发牢固，应对世界变局时也会更加上下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