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港版国安法”是一部严法

概论之，此次“港版国安法”出台，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式收回了本属中央，但依照《基本法》规定授予香港的国安事权。不过政治现实尤其是2019年的“修例风波”表明，香港无法独自完成这一任务。从而使得港府的自治范围与原本港人几乎没有任何法定国安义务边界的广泛自由被收窄。“港版国安法”中体现中央政府“严厉”之处体现在以下五点。

“严厉”与“愤怒”首先体现在中国政府在通过该法条时的“迅猛”。如果从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公报提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开始，直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该法从酝酿到正式出台仅用8个月。相比多数法律从酝酿到人大审议通过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余年相比，“港版国安法”的“雷霆之势”背后是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雷霆之怒”。

其次，“港版国安法”的严厉体现在司法罪名的广泛性和有针对性。尽管国安法“四宗罪”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但罪行的定义广泛。如“分裂国家罪”行为中包括“煽动、协助、教唆或以财产资助上述行为（分裂国家）者亦属犯罪”。这意味着不仅使用武力才属实质分裂国家行为，变相举港独旗或者叫嚣“香港独立”也可能入罪。

再如“颠覆国家政权罪”第三条、第四条为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央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机关依法履行职能”，“攻击、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机关场所，使其无法履行职能”，“国安法”执行后，若再出现去年修例运动中有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大楼、阻碍警员执法的现象，即可逮捕入罪。







其三，“港版国安法”严厉还体现在其量刑之严格。相比2009年澳门自行通过《国安法》最高刑期30年之规定，“港版国安法”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且对保释有限制条件，特别案件可以绕开陪审团。香港法律规定警方只能扣留疑犯48小时，但“国安法”第42条规定，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危害国家安全，否则不予保释。国安案件可以秘密审判。

第44条规定，因涉及国家秘密、公共秩序等情形不宜公开审理的，禁止新闻界和公众旁听全部或者一部分审理程序。同时特殊案件下，涉国安法罪行可豁免陪审团——第46条指明，律政司可以基于保护国家机密、案件有涉外因素、保障陪审员及其家人人身安全等理由，豁免陪审团要求，并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

第四条证明“港版国安法”严厉的体现在中央政府直接设立的“国安公署”具有超然地位，当香港自身无法处理国安事务，国安公署将代表“中央”直接出手干预，这是北京的国安“钦差”和“预防闸”。“国安法”第60条及第61条列明，国安公署享有香港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和豁免，执行职务时不受特区政府管辖，其人员及车辆不受香港执法人员检查、搜查和扣押。公署履行职责时，特区政府部门须提供“必要的便利和配合”，妨碍有关执行职务的行为会被制止及追究。

同时由港府主要官员组成的香港国安委，“不受香港任何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开，由国安委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覆核。香港特首的权力边界进一步扩大，意味着发生在2019年的警队抓捕、法院轻判的情况将难再出现。

中国政府对于香港国安事务的“严厉”还表现在通过此次国安法确立了“长臂管辖”，对象不仅局限于港人或香港一地发生的危及国安案件。根据第36条、第37条及第38条，在香港境内、在港注册船舶或航空器内、或在香港境外犯法，都受本法所限；规管对象除了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香港成立的公司及团体外，也包括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换言之，条例包罗全世界所有国籍的人，如果有外国人、境外人士或已换国籍的港独人士，在海外推动港独，只要入境香港即可被捕及检控。

香港倒逼结果 未损“一国两制”宪制框架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中国政府已经决心要通过“港版国安法”一劳永逸的解决香港国安问题，乱世用重典。这也是在该法条出炉后颇多海外舆论称“一国两制已死”的原因。

但是从该法案立法精神，以及回顾2019年修例风波乃至1997年后香港回归后的大事件，表明中国政府仍然将“一国两制”作为国策来执行，希望香港能够延循现在运行方式，不干涉多数港人的正常生活。而“港版国安法”从向社会公布之初，北京方面一再强调仍然依循了“一国两制”的宪制框架，并没有侵蚀到香港的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而且最大程度地保证了香港的自治权利与自由。

具体体现在香港国安事务多数情况下，由特首领衔的、以香港官员组成的国安委全权负责，法律执行由香港警队内部国安部门、律政司检控部门执行，非特定案件皆在本地办理。因此可预判，未来香港国安案件将仍然延续“港人治港”的原则办理，同时多数情况下遵循“一国两制”下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通法系原则进行审判。

尽管无论北京自己意愿还是忌惮外国舆论，中国政府都不想落下破坏“一国两制”的恶名。但国安无小事，若早年香港能够如澳门一般自行通过23条立法，中央本不会多加干预，但是23条迟迟不得通过，且港独势力迅速抬头，这就迫使北京不得不插手干预。因此这部“港版国安法”也可以说是香港倒逼北京的结果。不过可以确定，当年中国政府对香港做出的“一国两制”原则不会因为一部“国安法”发生根本性动摇。



香港格局：民族窗口，中美支点

1872年（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2年12月26日，清廷批准李鸿章奏折，设立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李自掏腰包拿了5万两银子，以“李积善”的名义入股。

第二年的1月17日，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轮船招商局上海总局开业。北面与之遥遥相对的正是英法租界。

上海总局成立的第二天，轮船招商局香港分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境外企业。

同年，招商局轮船“伊敦”号由上海首航，开辟了中国第一条近海商业航线。首航目的地便是，香港。

从此，香港，逐渐成为民族命运的窗口，以及各种势力角逐的支点。

百年之后，中美博弈升级，脱钩风险加剧。瑞幸造假东窗事发，美国国会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网易、京东等企业集体避险，纷纷回香港二次上市。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纷乱时局中再次凸显出其难以替代的特殊地位。

本文从历史角度，透视香港在抗日战争、改革开放及当下三个时期，对中国内地及中华民族的历史作用。

香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在1930年代之前，上海，依然是远东的“十里洋场”。

轮船招商局坐镇上海，与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三大洋行争夺长江水系的控制权，香港及海运市场并非战略重点。不过，1938年，招商局、上海、香港及中国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日本先后集结30万兵力强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中日两国进入绞肉机般的鏖战状态。此时，香港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关系国家命运的战略支点。当时，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英国尚未对日及法西斯轴心国宣战。因此，英殖香港，成为中国唯一可能安全的城市。

上海滩商人、文人、名流以及大量难民，纷纷涌入香港。香港，立即成为移民和流亡者的城市。

30岁的秦邦礼随着南移人潮，悄悄来到香港，化名杨廉安，成立了一家名叫“联和行”（Liow&Co）的公司。这就是华润的前身。

秦邦礼是博古（秦邦宪）的胞弟，带着一副眼镜，操着一口吴侬软语，儒雅斯文。早在1931年，他就拿着陈云交给他的两根金条，在上海、汕头等地开办六家“中法药房”。以药房为掩护，秦邦礼将重要文件、药品、无线电器材及战略物资，从上海、香港，走广东汕头、大浦、福建永定、上杭，再徒步走山路才能到中央苏区瑞金。

抗战爆发后，陈云指派秦邦礼化名为杨廉安，拿着转让药房的结余资金，赶赴香港在最热闹的中环毕打街毕打行六楼成立了“联和行”。

在他的家乡话无锡方言中，“联和”与“廉安”发音相近。在这座拱形门廊的英式骑楼里，“联和行”如大隐隐于市。这一次国难当头，杨廉安身负重担。最开始，杨廉安的主要任务是，与廖承志、潘汉年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及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联手在香港和海外开展了大规模的战略物资输送及抗日募捐活动。

后来，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被英港政府查封后，这一工作的重任全部落到了联和行身上。杨廉安不辱使命，将募捐到的钱物，经秘密通道登陆广州后，辗转运抵武汉、重庆办事处，再分批转运到抗日前线，为浴血奋战的将士输送了大批西药、通讯器材、棉纺鞋袜、运输车及军需用品。

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几十名医术精良的国外医生，也是从联和行这个隐秘通道北上的。

香港，成为中国抗战的一条重要生命线。

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大量战略物资严重依赖进口。日本想方设法地切断中国的军用物资的海外供给，在淞沪会战前便派出精锐武装封锁了中国沿海口岸。

1937年12月，中国万里海疆除了澳门、香港及广州湾，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只有三条：

一是经由新疆地区通往苏联的西北公路。但当时苏联正在筹谋西线战事，无暇东顾。

二是法属印度支那通道。但法属印度支那先对中国实行武器弹药、飞机及航空材料禁运，后因日本施压，关闭了该通道。

剩下的唯一一条通道，那就是香港。

香港，背靠中国大陆，面朝南海，为珠江内河与南海交通的咽喉，是南中国的门户，是连接东南亚的重要据点及世界的航海要冲。

在远东大都市、中国最大海港上海沦陷后，香港立即成为中国抗战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转运通道。

1937年9月，香港进出口货物激增，因长江口被敌人封锁，大量原运沪货物改道香港。这一年，经香港入口的货物，中国内地占到了34.2%[1]。

抗战初期，“约75%的外援物质都是从香港经广九铁路运送到广东和全国各地。[2]”广九铁路隶属于西南运输公司，是中国抗战的运输大动脉。该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处，仅1938年2-10月，由铁路输入的物资就达13万余吨，其中军需用品占四分之一，其余为五金、油类、机件等战略物资。

香港，俨然成为中国对日经济战的最前沿阵地，是破解日本经济封锁的关键支点。“香港港湾仓库里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2]”，日本不断就香港转运抗战物资一事对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关闭香港通道。

英国方面则认为：“保持该线路（指香港通道）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能否坚持抗战下去，香港作为转运中心的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

英国政府基于远东利益考虑，坚持香港的开放地位，保持运输通道作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本进一步施压英国，后者迫于压力于1939年7月宣布禁止从香港运出军火、卡车、石油等物质。

当时，日军已经封锁香港，经常轰炸珠江及深圳一带，封锁所有河流和铁路，以切断香港这条通往中国大陆的物资供应线。香港通道遭受打击，不得不转入地下，变成一条隐蔽而迂回的抗战生命线：

一部分是通过走私，将石油由帆船从香港运往惠州、淡水、大亚湾及粤战时省会曲江，再输送到内地，仅1941年就达到150万加仑以上。一部分则是先用轮船从香港运到越南北部港口海防或缅甸的仰光，再通过滇越公路或滇缅公路运到中国。

“截止到1940年5月为止的10个月里，除了通过走私将汽油和煤油运到国内外，相当数量的卡车和飞机是从香港运到海防再转运到中国的未沦陷区，但仍有382辆卡车和60架飞机是从香港直接运送到中国的未沦陷区。[3]”

除了物资外援，金融也极为关键。

上海沦陷后，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沦为“孤岛”。中国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快速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央行在海外印制的钞券“均以运抵香港为终点，而本行之加印签章事务，亦由中华书局在港设厂办理。[4]”

中央银行在香港设立了通讯处，主要负责外汇管理、侨汇、口岸汇款、印制法币等业务。在1941年下半年之前，内地汇往上海的款项，必须先绕道香港，由香港中行出面联系上海的收款人，转由在香港的其他机构或商号，代为取款或转汇上海。

考虑到钞票安全及质量，国民政府委托国外公司印制，香港成为战时四大行法币印制的重要基地。

“嘱各行在香港方面与各印制钞公司洽印钞券，计中央银行向中华书局接洽订印，中国、交通两行向商务、大东两家订印，中国农民银行向大业公司订印。[5]”

1939年2月至1941年6月，中美签订了4次易货借款，中英签订了2次信用借款，基本上都是通过香港输入。中央银行口岸汇款七八成都是购买战时用品，借款最多之处也是香港。仅1940年达3600余万法币，上海次之，为1530余万元[4]。

1941年抗战形势危急，国内物资极为匮乏，通货膨胀高企。四大行开放沪港商业汇款，仅下半年重庆14家商业银行，由沪港汇入6079万余元，其中香港为2228万元。同期后方各地方四大行承汇港沪款项共计5297.5万元，其中香港为3351万余元，超过一半[5]。

为了增加外汇收入，维持外汇稳定及提升进口能力，国民政府财政部成立贸易委员会，管理下辖富华贸易、复兴商业、中国茶叶，与隶属于实业部的中植公司，着力出口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羊毛、肠衣等。

此时隶属于财政部的轮船招商局，一部分由总经理蔡增基率员撤迁至香港；另一部分则直接投入抗战，在长江要塞沉船24艘，共34520吨位，占招商局江海传播总吨位的40%。

沉船抗日，山河悲壮。

中植公司以驻港机构为据点，开展桐油贸易，短短数年间，营业额达1.24亿元，其中外销占70%，直到香港沦陷业务才被迫中止。

贸易委员会决定“将东南各省所产之茶，全部运抵香港交苏”，驻港富华贸易公司向苏联输送大量的茶叶、桐油、猪鬃，换回了重要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中国向美方借款2500万美元，以7万吨桐油偿还，贸易及收付款皆由复兴公司香港分公司办理。

原定5年期，复兴公司三年便还清全部贷款，“博得美国朝野的同情与赞赏，树立了我国债信，将来于对外借款上关系甚大。[6]”

另外，西南公司仅1939年从香港输向欧洲的钨砂、锡、锌、纯锑、生锑等矿产达12640吨，赚取不少外汇。

1939年度中国外汇结进港币只有92.4万余元，到1941年11月底接近1639万港币，增幅之大、数额之高，远远超过英镑、美元、越币的额度[4]。

当时的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命脉，是经济抗战的最前线。

日本攻占上海后，日伪银行在沦陷区发行了“满洲国券”、“联银券”、“华兴券”等纸币，严重扰乱了上海外汇市场，大量法币外逃，国民政府在1938年前后半年内就损失了1000万英镑，接近外汇储备的五分之一[7]。

外汇市场损失惨重，直接威胁到公共信用，法币快速贬值，货币及金融体系危在旦夕。这是一场极为艰巨又不容有失的货币战争。这时，中英美经济会议多次在香港举行，三国为维持法币而在香港成立了汇兑平准基金委员会。

1940年，德国闪袭比利时、荷兰，欧战扩大化，国际资金疯狂涌入上海，来自东南亚的20亿法币外汇返回中国，成功狙击了日伪货币。

这时，香港设立的汇兑平衡资金委员会趁机收复失地，中英美三方分别出资2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和500万英镑，打击外汇投机和黑市交易，日伪“华兴银行”倒闭，日伪货币疯狂出逃。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胜利。“香港真正是经济抗战的中心。[8]”

不过，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在同时间，日本大举围攻香港，不久香港沦陷。

香港沦陷后，中国唯一个对外窗口、贸易基地及金融中心被捣毁，中国在港资产损失惨重。日本开始南北夹击，全面封锁中国，抗战开始进入最为艰难时期。

山河破碎之际，香港与祖国同在，两地人共赴国难，可歌可泣。

窗口，冲破封锁的地下道

日本投降后，中华大地风云再起。

联和行再次扮演着香港贸易通道的关键角色。战役打到哪里，联和行的物资就供给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联和行就供给什么。

只是此时，联和行有一个今日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华润。

1948年，联和行，与一并在香港创建的“党产”，以及广大华行、五丰行等，共同组成“华润公司”。“华”代表中国，“润”取自“润之”，蕴含“中华大地，雨露滋润”的美好寓意[9]。

这一年，辽沈战役打响，华润的主要任务是打通香港与东北的贸易通道。这年秋天，华润购买了自己的第一条轮船，命名为 “东方号”。

主持东北财政工作的陈云与杨廉安密切配合，“东方号”以及租用的苏联货轮，满载着货物，不断航行在香港—大连、香港—天津之间；为前线运送军需物资，也为后方城市运输民用原料及商品，以支持恢复生产、平抑物价。

此时，东北局实行战时统购统销政策，统管进口，需要什么由华润从香港进口；出口则由市场决定，华润负责将东北的大豆、皮毛等特产，经由朝鲜运往香港出口；换取的外汇再用于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军备及军用物资。

华润，也就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规则的创始者。如此模式，在战时被大规模复制，战后成为计划经济的雏形。曾经有位华润领导说过：“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百万支前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小车里装的许多军需物资则是华润提供的。”

1948年9月，周恩来致电钱之光（华润首任董事长），让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几经周旋，华润分四批将柳亚子、章伯钧、沈钧儒、谭平山、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等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从香港秘密运送到东北解放区。他们随后进入北平，参加首届政协会议[9]。

后来，朝鲜硝烟弥漫，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经济封锁及禁运。中国，再次遭遇封锁，只是对手从日本变成了西方阵营。在这个关乎国运的历史节点上，当时的领导对香港作出了一个关键决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早在1949年10月14日，第4野战军15兵团集结在宝安县，正等待命令向对面的香港挺进。但解放军最终还是没有迈过深圳河，为何留下香港这个“尾巴”，很多人表示不解。

一年之后，香港的作用，就立即凸显出来。香港的特殊身份，可以作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冲带；在特殊时期，“尾巴”还能成为中国对外的隐秘通道。

于是，香港，再次成为突破经济封锁的前线窗口。

但是，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国家领导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华润，不得不再次成为外贸领域“冲封锁，反禁运”的先锋。

作为内地在海外最大的现汇来源窗口，华润不仅要在西方封锁的夹缝中把战略物资引进来，还要将中国内地的原料、商品卖出去，以换取更多外汇。

1951年，华润公司成立了运输公司兴隆行，在香港组织人员，将物资运往澳门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转运至珠海拱北进入内地。当时运输的物资主要是钢板、汽车轮胎、橡胶、盘尼西林、烧碱、铁皮等军用物资，以支援朝鲜战争及内地经济。

当时，华润代理了150类、上千种出口物资，但是港澳商人、西方商人不方便直接进入内地实地考察。华润只能将样品摆在香港办公室，以方便客户看货。华润出口部时任经理吕虞堂回忆：“我们在办公楼里做了七个陈列柜，将国内七个出口总公司的展品放在这里，买家来了先看货、后签合同。[9]”如此，前来看货的商人逐渐多了起来。

受展柜的启发，华润公司时任总经理张平同意出口部，在香港开辟一个展室并试办一次大型展览。1956年元旦，华润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开幕，吸引了不少香港商人、市民和海外游客。此次展览带来了大量订单，甚至超出了当时国内的生产供应能力。

香港展销会的成功，引起了外贸部的极大关注。

这年春季，时任副总理李先念批准在广州筹办一场规模更大的出口商品展会，华润公司则负责邀请港澳和海外商人。同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这就是广交会的序曲。

1962年3月20日，751次快车从武汉江岸出发，行程1254公里历时53小时，满载着运往香港的出口商品，开进深圳。在751次快车开行100列时，在上海、郑州加开两列快车（753、755次）。

这“三趟快车”，开了20年，没有间断，成为中国在特殊年代物资进口、出口创汇的生命线。而这 “三趟快车”的终点站都是香港，都是华润五丰行。

华润的进出口贸易额，从1950年的5000万美元一路激增至1978年的30.5亿美元，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一度占30%的份额。当时主要进口国内紧缺的五金、机械仪器、化工等工业制成品、半成品及原料；出口矿产、食品、杂品、丝绸、茶叶、粮油、畜产、土特产等农产品。

陈云评价：“华润就是第二外贸部。”

香港，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资金往来、信息互通、技术引进的关键窗口。中苏关系恶化后，香港几乎成了中国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通道。其实，幸好有香港，这把“漏勺”在西方经济封锁的铁幕底下挖开了一个漏洞，为中国照进了一米阳光，帮助了这个新成立不久的国家。

香港，它的特殊身份及地位，每次中国最艰难时候，都为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一个关键“出口”。

当年，满清天朝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半个多世纪后，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同盟会跃跃欲试，他们多以香港为据点，或革命资金多来自香港这一隐秘的通道。

满清天朝最终掉入火坑，我们这个民族得以浴火重生，这与香港的力量是分不开的。抗战时期，大量的物资、资金，源源不断地从香港进入内地。香港再一次挽救民族于危难。

当时香港的各界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学生赈济会、同乡会、华商会纷纷成立，以金钱或物质支援抗战。各种捐款、献金、义卖、义演、募捐物质、购买救国公债，轰轰烈烈，群情激昂，令人动容。

1937-1940年，港澳同胞对广州等地支援抗战的汇款分别达到，3.8亿元、5.1亿元、10.2亿元。1941年，香港华商总会募得债款1000万元。70多名中环及深水的小贩合力举行义卖，众多小贩及商人也纷纷加入，结果一个月内便筹得款项超过一百万港元。

在西方经济封锁中，香港，依然发挥着其独特而关键的作用。

1978年，国门打开，西方世界无比好奇、望而却步，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带来第一投资的的，还是香港。

支点，中美角逐的新战场

1978年12月26日，一位名叫袁庚的“香港公司领导”，乘坐交通艇“海燕八号”，从香港中环码头出发，短短45分钟就抵达蛇口码头，踏上了这块农田遍布的土地。

不久之后，这个地方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区——蛇口工业区。

承担建设蛇口工业区的公司，正是天字一号招商局，这家书写中国百年商业跌宕史的传奇公司。然而，这也是一家命运多舛的公司。1949年，招商局在时代变局中一分为三，留在上海的被接管并改造，去台湾的日后销声匿迹，在香港的被成功策反，保留了招商局之血脉。

当时，华润公司派员进入香港的招商局、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均成功策反起义。招商局“海辽”轮从香港赴汕头应差途中，船长方枕流宣告起义。香港招商局13艘货轮、两家航空公司数十架飞机变成内地资产。

不过，在经济封锁年代，招商局处境极为艰难。

招商局的元老之一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开创性地写道：“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欲自强”的招商局不再秉承创始人李鸿章“师夷长技”遗志，而是学习郑观应的“敢为天下先”。106岁的招商局再一次率先闻到了时代的脚步声，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

袁庚，正是招商局二十九代掌门人、时任常务副董事长，他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袁庚是深圳客家人，出身在宝安大鹏区王母圩村中和里，早年参军，后参加过解放驻珠江三角洲战役。1949年，已经是炮兵团长的他率部解放了深圳。

袁庚任职招商局时，公司正处于蛰伏期，但他却大胆地向中央提出，建设蛇口工业开放区的构想。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深圳特区还要一年之后才成立。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点，袁庚赶到中南海，拿出所有带上的地图，请中央领导批示工业开放区用地。时任副总理李先念准备将整整36平方公里的南头半岛都划给他。袁庚吓了一跳，立马说：“我怎么敢要这么多。”袁庚做了一件让他终身后悔的事，他只要了2.14平方公里。

李先念又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圈，笑着对袁庚说：“那就给你这个半岛吧。”这个半岛就是后来的蛇口工业区。

“蛇口”是一个珠江汇海口延伸出来的半岛，与香港元朗仅一弯之隔。在特殊的年代，不少人为偷渡香港而葬身海湾。但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的那一天开始，这一悲剧也就成为了历史。在这个仅仅2.14平方公里的半岛上，袁庚做得第一项大工程便是移山填海兴建码头。

一年后，一个600米泊位、可停靠5000吨以下货轮的蛇口码头建成，工业区与香港通航，打开对外开放的第一道闸门，从此货船商客穿行航道。袁庚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竖立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召唤时代的十二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当时中央对改革试验田的态度是，不纳入中央计划、不拨款，通过松绑政策支持。中央给予袁庚的“松绑政策”是拥有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和允许对外资银行举债。

袁庚没有像当年唐廷枢公开募股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而是回到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来15亿元资金，这笔钱用来平整土地和建设工业区基础设施。

这15亿港资，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改革开放，特区成立，蛇口破土，华润等香港中资公司纷纷回内地搞建设，荣毅仁成立的香港中信等“窗口公司”成为中国招商引资的桥梁，大量港资进入内地兴建工厂，中国大地再次被香港点燃。

1978年9月，东莞虎门太平手袋厂拿到工商批文号“粤字001号”。这家工厂是中国“三来一补”企业的开山鼻祖。

这家工厂的老板是香港商人张子弥。

当时，濒临破产的张子弥，带着几个手袋和一些碎片，乘车穿越连绵的绿色原野，来到虎门。他的香港信孚手袋厂与太平服装厂达成了合作协议：张子弥提供原材料和设备，东莞方面出厂房、人力，赚取加工费，每个月加工费的20%偿还给张做设备款。

虎门太平手袋厂的投产，拉开了香港生产线北迁、港资投资内地的帷幕。从此，粤港共同打造珠三角制造业基地，东莞日渐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多数来大陆投资的港商都是解放之前或者后期，逃荒或偷渡进入香港的“移民”。他们成为了大陆第一批投资客，他们中包括霍英东、李嘉诚、李兆基等巨商。

1980年伊始，香港商人霍英东向广东省政府提出兴建一家五星级宾馆的设想。几乎同一时期（1980年1月1日），一位叫刘天就的香港商人与政府签订了深圳第一个土地租赁协议。

他计划在这块地上建一栋房子，并取了一个完全没有革命色彩的名字“东湖丽苑”，不久他拿着房子的设计图纸到香港，仅仅三天就将“纸上”的108套房子销售一空。

香港的资金、香港的经验、香港的土地拍卖制度，顶着“出卖领土主权”的帽子出发，中国房地产40年一路走来，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小。三年之后，霍英东旗下的维昌公司投资兴建的白天鹅酒店，赫然矗立在风光旖旎、曾作为英法租界的广州沙面岛上。

港资在中国内地的成功，才逐渐吸引了90年代的美资、日资、台资、韩资大举进入。

香港，作为自由港，之于中国是那样的独特。

1986年4月23日，WTO关贸总协定确认香港作为一个单独的关税地区。所谓单独关税区，就是指非主权国家仍可以决定自己的关税水平。目前在WTO中存在四个单独关税区，即欧洲联盟、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北。

中国香港的关税几乎为零，是世界自由港，也是中国出口的贸易支点。

作为单独关税区，香港在国际自由贸易市场中，享受更多的配额及优惠税率。很多大陆的产品，先进入香港，更换上香港“马甲”，然后再从香港自由港出口到全球各国。如此，一定程度上可以绕过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限制。

尤其是发生贸易摩擦时，香港的“漏勺”功能无比重要。目前，中国内地对外最大贸易地区，排名第一的是美国，总比占19%；第二便是香港，中国内地对香港贸易总比占14%。

这是什么水平呢？对日、对韩、对德三国贸易总和才勉强达到对特别行政区香港的贸易。2018年中国内地有价值331亿美元的通讯设备，258亿美元的集成电路设备，167亿美元的计算机设备出口到香港[10]。

香港，如今已是全球重要的贸易、航运及金融中心。如今，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融资最重要的海外渠道。在港交所中，内地的上市公司数量占比为60%左右，总市值占比为70%左右，成交额占比更达80%左右。

2018年，港交所新上市公司218家，融资规模达2880亿港元，其中包括来自内地的小米、中梁、海底捞、美团、映客、中国铁塔等。

中美博弈之特殊时期，网易、京东纷纷回香港二次上市。香港，再次成为中国企业国际融资的重要基地，其地位难以撼动。

1997年至今，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集资规模超过六万亿。

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它是特殊的，只有以历史视角、世界格局、香港情怀，才能真正感知其沧桑与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