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请专栏作家对此进行了分析。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人口统计数据注定了命运
中国经济放缓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认为经济放缓将持续下去的最有力的理由——是人口数据的崩溃。去年，中国人口自 1961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而这一里程碑式的变化本来预计要到 2029 年或更晚才会出现。从现在开始，中国的人口将加速下降：联合国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数量将从现在的 14 亿剧降至 8 亿以下。只有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的瘟疫和饥荒，才发生过如此严重的人口减少。
中国正在效仿东北亚其他高储蓄、高投资经济体的模式。压制消费和生活水平的经济体系最终会遭到报应：它们制造了一大批压力巨大、不想生育的年轻夫妇。因此，中国是世界上养育家庭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也导致生育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即每名妇女生育 1.2 个孩子。2021 年，中国政府采取了鼓励生育的“三胎政策”，但生育率是中央计划人员无法控制的。
中国的最低生育率也反映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共产党的专制主义。由于选择性堕胎和对女婴的忽视，中国的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少了约 3000 万。由于中国人口持续净流出，因此无法通过吸引外国人来解决问题。流动人口和有抱负的人往往会躲开咄咄逼人的专制政权。
中国人口的迅速减少给国家的前景带来了双重打击。更少的劳动力意味着更低的经济增长率：在未来 75 年里，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的缩减速度将比总人口的缩减速度更快。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剧福利支出增加的压力——今年在武汉和大连，成千上万的老年人上街抗议医疗保险改革，即是见证。
即使到 2100 年中国人口减少到 8 亿以下，但预计中国仍将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两倍。但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化。它作为一个吞噬出口市场并到处叫嚣购买公司和房地产的蛮横的规则破坏者的角色，将会减弱。它将更像一个脾气暴躁的执政者，为其摇摇欲坠的福利体系和难以改变的低增长而忧心忡忡。
凯瑟琳·兰佩尔（CATHERINE RAMPELL）：年轻人中的不满情绪
几代人以来，中国共产党能够掌握权力，部分的是通过与人民的一种隐性交易：牺牲你们的自由，作为交换，我们将保证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
这种交易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适用。
直到最近，中国的年轻人似乎已经做好了挑战世界的准备——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在中国领导层的煽动下，在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他们表现出了超级民族主义的倾向。毕竟，中国的 Z 世代（Gen Z）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收入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在金融危机后表现出的韧性，尤其是相对于大部分西方国家疲软的经济复苏而言，表明中国及其国民除了崛起别无选择。中国的宣传巧妙地利用了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功能失调，强化了这种看法。
中国青年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预计今年将有创纪录的 1160 万人大学毕业。对于一个在 2000 年时，大约每 10 个成年人中就有 1 人不识字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但新冠疫情后的经济放缓导致就业机会枯竭，特别是那些应届毕业生梦寐以求的科技和其他领域的就业机会。
青年失业率全年持续攀升，16 至 24 岁青年的失业率在 6 月份创下 21.3% 的历史新高。本周，政府全部暂停了该系列数据的发布。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往往要忍受每周 72 小时的繁重工作和过劳。大量媒体报道称，许多 20 多岁的年轻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成为“全职子女”，这意味着他们退出了正式的就业市场，从父母那里领取津贴，专注于家务和其他孝道。
中国领导层没有继续在 Z 世代面前炫耀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就业前景，甚至没有对年轻人破灭的希望表示太多的同情，而是基本上告诉年轻人停止抱怨，降低期望值。习近平说，年轻人必须学会“吃苦”（这个惯用语的大致意思是通过忍受苦难来磨砺自己）。领导人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善于从事体力劳动或下乡——习近平和他那一代人曾经不得不忍受的经历。
国家严厉封锁的结束与向外移民的激增同时发生，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现在，关于年轻人幻想破灭的报道屡见不鲜；今后的问题是，由此产生的挫折感和愤怒会转向内还是向外。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中国经济终将碰壁
毫无疑问，正如传统观点高估了1960年俄罗斯和1990年日本的经济前景一样，中国在这十年的经济前景也被大大夸大了。事实上，我认为，以市场汇率衡量，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很有可能在下一代人的时间里继续超越中国。
与俄罗斯和日本一样，这反映出一个事实：靠制造业超高资本投资驱动增长的国家最终会碰壁。与这些案例中的情况一样，这也反映了人口灾难，中国的出生人数现在还不到七年前的一半，结婚率也大幅下降。最重要的是，由于全球缺乏接受更多中国产品的意愿，中国的出口增长引擎陷入停滞，其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仍须摆脱近年来大规模过度建设的局面。
在俄罗斯和日本，庞大的技术——例如苏联的人造卫星和日本的电子技术领先——不足以阻止经济的相对衰退。中国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即使它结束了对顶级公司的腐蚀性政治干预。这一切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任何人都不应该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松懈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挑战。事实上，正如俄罗斯 1960 年代在柏林、古巴和东欧的所作所为所表明的那样，看到通往成功的经济道路已不可能的国家，可能会变得非理性和危险。
习近平的意愿不是我们共同繁荣；他并不寻求按照我们的条件融入全球秩序，也不希望维持当前的力量平衡。我们在建立联盟的同时，还需要增加国家安全开支，并发出绝不容忍侵略的坚定信号。
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确保合理的安全关切不会导致经济政策激起我们最担心的侵略行为。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限制对华贸易的政策在某些领域肯定是必要的。但与倡导者经常宣称的相反，这些政策加剧了通货膨胀，降低了中产阶级收入的购买力，并干扰了美国的竞争力。
根据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最近的表述，如果美国要将其经济中的一些“院子”与中国隔离开来，那么“院子要小”至少与“篱笆要高”同样重要。
马克斯·布特（MAX BOOT）：当心得非所愿（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过去十年来，美国人一直被中国崛起的阴影所笼罩。我们担心中国经济会摧毁美国的就业机会，担心中国军队会将美国卷入一场台海战争。现在又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经济正在停滞不前——而且这些问题不可能消失，因为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和减少。“中国世纪”（Chinese century）可能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这应该是好消息，是吗？不要这么快下结论。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商品的进口使美国消费者的物价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且，中国对美国国债的购买，使美国购房者的利率保持在低于本来的水平。工作岗位流失到中国的现象在 2010 年左右结束，而与中国贸易相关的新工作岗位的创造仍在继续。2021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达到192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了100多万个就业岗位。难怪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警告说，中国当前的经济放缓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风险因素”。
还有地缘政治风险。尽管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 ）时代以来，传统观点就认为我们应该警惕正在崛起的修正主义大国，但历史记录表明，走向衰落的修正主义大国可能更加危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指出，德国正是在“对即将衰落的恐惧所导致的极度悲观”中发动了一战和二战。最近，俄罗斯这个处于人口死亡漩涡中的国家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希望夺回失去的帝国荣耀。
中国经济放缓可能导致习近平推行更加专制和好战的政策——甚至入侵台湾——以遏制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并将民众的愤怒引向外部敌人。负责东亚地区的前美国国家情报官员保罗·希尔（Paul Heer）警告说，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和关税正在制造一个方便的替罪羊，让习近平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美国。“我们不应该对中国经济放缓感到欣慰，”希尔对我说：“因为这很可能会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局势和问题，这对美国或美中关系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
总之，对待中国经济困境的迹象，我们应“当心得非所愿”。一个衰落的中国可能比崛起的中国更危险。
乔什·罗金（JOSH ROGIN）：伟大的经济根本不是习近平的首要任务
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应该让人意外。它们只是多年来形成的趋势的最新（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证据。
这绝非偶然。多年来，习近平一直将政治控制和社会稳定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期间和之后，习近平都是按照对他自己、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国家安全有利的顺序来做决策。经济增长最大化显然排在后面。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很晚才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下滑，而且还将继续下滑。”亚洲经济学家、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德雷克·希索尔斯（Derek Scissors）说：“为了政治控制、社会稳定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习近平愿意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
中国政府宣称，第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率仅为 6.3%，低于许多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补救措施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应该降低利率，削弱本国货币，并重新吹大房地产泡沫。但习近平似乎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对外，中国政府展开了经济魅力攻势，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声称中国“对企业开放”。但对内，习近平政府却限制公布投资者所依赖的基本经济数据，同时突击搜查外国企业，逮捕大量外国人，以至于美国政府警告美国人前往中国不安全。难怪外国投资正在枯竭。
习近平摧毁了中国自身的创新机器，将党的控制强加于科技、教育、游戏和其他领域。中国在海外扩大使用经济胁迫，已经疏远了澳大利亚、立陶宛、意大利、韩国和台湾等国家。中国的贸易额下降毫不奇怪。
再次强调，这些并不是新的进展。 习近平的科技打压始于 2019 年。债务危机自 2008 年以来一直在加剧。人口问题是 1970 年代制定的政策造成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中国共产党无疑希望有一个好的经济。它只是想要更多的权力。
大卫·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台湾的危险
无论我们多么喜欢中国的经济困境，我们都不应该认为对中国不利的事情就一定对美国及其盟国有利。衰落的中国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我最担心的是，衰落会让习近平更有理由打民族主义牌。如果他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共同富裕”，也许他会想给他们台湾。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6 月的一份报告强调了习近平是如何将中国统一台湾与“中华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的。2022 年的一份白皮书称这是中国复兴“不可或缺”和“必不可少的一步”。习近平在 2023 年 3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讲话中说，统一“是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该委员会的工作组警告说：“随着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他越来越多地转向民族主义，为中共的权力垄断辩护。随着经济进一步下滑，他可能会转向台湾问题来争取对中共和他个人统治的支持。”
快速发展的中国不必在大炮和黄油之间做出选择。它似乎能够两者兼顾。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习近平将不得不做出更艰难的选择。本周来自北京的新闻报道表明，中国领导层不打算走西方标准的道路，即使用经济刺激来促进增长。 消费经济可能会受到影响。但军队会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备增长可能会持续下去。
就像俄罗斯那样，衰落的中国可能会更加关注西方的威胁和想象中的阴谋。分析师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本周在他的“中国主义”（Sinocism）博客中指出，中国情报部门国家安全部（MSS）在微信上创建了一个新的社交媒体网站，以煽动间谍热潮。毕晓普写道，此举“毫不意外，因为在习近平时代，一切都关乎国家安全”。
MSS 博客发出了不祥的警告：“我们已经到了捍卫国家安全的最关键时刻，一寸也不能放弃，一步也不能退让。”
基思·里奇伯格（KEITH RICHBURG）：习近平将面临合法性危机
毫无疑问，疫情后的中国经济正陷入低谷。最令中共统治者担忧的是青年失业率，显然非常糟糕，以至于政府已停止发布统计数据。据官方统计，16 至 24 岁的人口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失业，但许多专家怀疑这一比例更高。官员们一直在告诉年轻人，与其进入如此冷淡的就业市场，还不如在学校多待一段时间，找一份名声不那么响亮的工作，或者去农村工作。
习近平刚刚结束了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个执政任期中问题频发的第一年，失业和潜在不安分的年轻人一定会让他格外担忧。在历史上，中国的年轻人一直站在挑战现有秩序的改革运动和叛乱的前沿。其中包括 1919 年由学生领导的五四运动和1989年6月4日被中共军队残酷镇压的天安门运动。
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中国的统治者与民众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共产党为他们提供无限的经济增长、致富机会和一些扩大的个人自由，以换取其继续统治的权利。自1949年起，在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里，共产党声称自己的合法性来自于内战的胜利。自1979年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的统治权就建立在主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的基础上——或者说所谓的“政绩合法性”。
如果中共和习近平不能再以经济繁荣来证明其独裁统治的合理性，那么经济放缓和对即将到来的通货紧缩的担忧，就会给中共和习近平带来非常现实的风险。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再加上房地产行业（大多数中国人将其储蓄投资于此）的崩溃，是一个潜在的危险组合。
面临国内问题的独裁者往往会寻找海外危机来转移视线。最近，中国对台湾更加好战，在南海问题上也更加强硬。随着经济消息的恶化，潜在冲突的危险可能会增加。
来源：TheWashingtonPost
作者：Sebastian Mallaby, Catherine Rampell, Lawrence H. Summers, Max Boot, Josh Rogin, David Ignatius and Keith B. Richburg
译者：仁者乐山
原文链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3/08/18/china-economy-deflation-debt-analysis/?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newsletter&wpisrc=nl_opinions&utm_campaign=wp_opinionsyibaoc
面对中国的衰落，西方国家该做些什么
日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几年前，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它基于这位古史学家的观点，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原因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灌输给斯巴达的恐惧”。艾利森认为，新兴大国和统治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双方频繁战争的模式，在历史上不断重复，他认为，最近的一次是崛起的中国对美国霸权构成的挑战。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论点，但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在未来十年，我们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挑战不是来自它的崛起，而是它的衰落——这一点几年来已经显而易见，而且在过去一年里，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已经变得不可否认。
西方政策制定者需要围绕这一事实重新调整思路。那要怎样调整呢？有五件不该做和两件该做的事。
首先，不要把中国的不幸看作我们的幸运。
无论是从意大利买手袋，从赞比亚买铜，还是从美国买谷物，如果中国从世界各地购买的东西减少，全球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去年64%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37%的汽车零售额也是来自中国。2021年，波音公司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占其宽体飞机交付量的五分之一左右。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值得重复，那就是只有一个经济体：全球经济。
第二，不要认为这场危机将是短暂的。
乐观主义者认为这场危机不会对西方国家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出口只占其产出的一小部分。但这场危机的潜在规模是惊人的。根据经济学家肯·罗格夫和杨元辰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它的大量资金来自该国以不透明著称的2.9万亿美元信托业，而该行业似乎也在摇摇欲坠。而且，即使中国能避免一场全面危机，其长期增长也将受到劳动年龄人口的严重制约。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近四分之一。
第三，不要以为中国的经济管理能力很强。
上个月，特朗普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统治“聪明、出色、一切完美”。事实却恰恰相反。据习近平年轻时的一位同侪说，习近平“被认为智力平平”，获得了三年制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学位，通过让自己变得“比红更红”的方式渡过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在他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内，国家加大了对经济的控制，加强了对外国企业的骚扰，并对有独立思想的商业领袖采取了恐怖行动。结果之一是，尽管实施了严厉的资本管制，但资本外逃却不断地增加。在习近平任期内，中国最富有的人也越来越多地离开中国——这充分说明他们认为自己的机会在何处。
第四，不要把中国的国内稳定视为必然。
习近平政府最近决定隐瞒青年失业率数据——6月份失业率略高于21%，是四年前的两倍——这是一种粗暴的掩盖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主要是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但年轻人的抗争几乎总是动荡的有力源泉，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前夕就是如此。别管修昔底德陷阱了，真正的中国故事可能会是有时被称为“托克维尔悖论”的一个版本：当不断提高的期望因突然恶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而受挫时，革命就会发生。
第五，不要认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就不是那么危险。
在很多方面，它会变得更加危险。崛起的大国有能力等待时机，而衰落的国家则会忍不住去冒险。拜登总统这个月在谈到中国领导人时说：“当坏人出现问题时，就会做坏事。”换句话说，随着中国经济的衰落，台湾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
第六，坚持四条红线。
当涉及我们两国关系中的核心利益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毫不妥协、毫不畏惧，它们包括：航行自由，尤其是在南海；台湾和其他印太盟友的安全；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以及（在中国和在美国的）美国公民和华裔居民的安全。帮助乌克兰击败俄罗斯也是对华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因为它发出了西方政治决心和军事能力的信号，这将使北京在对台湾海峡进行军事冒险时三思而后行。
第七，奉行缓和政策。
我们不应该寻求与中国进行新冷战。我们负担不起热战。对中国经济困境的最佳回应是美国在经济上的宽宏大量。这可以从取消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开始，这些关税对美国公司和消费者的伤害与对中国的伤害一样大。
这是否会改变北京不良行为的基本模式，眼下还远不能确定。但随着中国滑向危机，我们有必要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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