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illustr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Phill Magako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各种数字反映了经济的停滞，但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担忧。中国消费者和企业正在对政府是否有能力察觉并解决经济中根深蒂固的问题失去信心。如果习近平主席的政府不能解决这一根本问题，那任何其他措施都很难阻止经济持续恶化。
习近平的政府将国企置于私营部门之上，而国企紧贴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并受政府直接控制。像蚂蚁集团这种金融业务蒸蒸日上的科技企业则被认为过于庞大和强大，已被迫分拆为更小的部门，如今也受到了国家的更多管控。立法机关修改了宪法，允许习近平延长执政期限，加强了他对权力的掌控，此后，打击行动愈演愈烈，教育和其他部门的私企也不能幸免。此外，在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日益严峻——可能影响中国继续获得全球市场准入和技术——的情况下，政府对外企明显敌对的姿态都在加剧信心的丧失。
在新冠“清零”政策日渐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政府依然不愿变通，后来又在去年12月突然逆转了这一政策，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政策制定过程的信心。过去一年私人投资的降温和家庭消费的疲弱都明显反应了信心缺失的问题。家庭增加储蓄，减少在汽车等大件商品上的支出，都说明了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担忧。随着资本外流以及外商在华投资意愿下降，中国的人民币正在贬值。
在我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中，政府和企业家之间令人担忧的认知失调已经变得很明显。令人惊讶的是，北京官员对经济似乎相当乐观，并宣称近几个月的举措足以让企业家相信，他们对经济做出的重要贡献已经得到认可。但另一方面，企业家认为政府的行动比发言更能说明问题，削减成功企业规模的做法清楚表明了政府对私企的敌意。
私营部门对保持经济运转至关重要是事实，但北京似乎只愿勉强承认这一点。劳动人口正在萎缩，这使得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以私企为例，它们让中国成为数字支付全球领军者，其创新性和生产力往往远远超出僵化的国企。政府要鼓励本土创新并实现高科技和绿色技术的经济转型，不能仅依靠大型国企。
中小企业——特别是在劳动更密集的服务业中的企业——对缓解就业压力同样重要。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但其经济未能创造大量新岗位，因为大部分增长都来自制造业投资，同时政府还一直在试图解决国企臃肿冗员的问题。在经济增长放缓之际，这成了一个尤其值得担忧的问题，譬如青年失业率的飙升就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
在习近平治下，愈发集权且往往反复无常的政策制定也损害了民众的信心。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北京长期以来都依赖该行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来源，但投机猖獗，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政策推动了抵押贷款融资的可得性。中国政府给房产去泡沫是合理之举，这包括限制购买多套住房的贷款融资和收紧贷款资格。
一些开发商告诉我，他们能理解政府这些行动背后的道理，但是某些政策的变动是一种突然的方式进行的，没有给他们留出多少时间去调整。据报道，这导致房地产价格和建设活动的剧烈下滑，为此政府现在又在逆转某些禁令，试图做出补偿。一些唐突的政策改变对提升信心肯定没什么益处。有一种看法是北京的官员“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会给商业带来什么影响。
私营企业看到令人担忧的言论，认为这可能会产生实际的后果。习近平于2021年提出了“共同富裕”倡议，官方说法是该行动旨在平息民众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不满，而在成功的企业家看来，这是在直接针对他们。这项倡议带来了监管和反腐打击行动，用来对付私企乃至银行，甚至不遵循党的路线的政府官员。
面对日益加剧的青年失业问题引起的担忧，政府的回应是暂停公布相关数据。这样的举措似乎表明，政府认为信心的受损是源于坏消息的传播。同理，尽管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显然是由于需求的疲软和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但政府还是否认了通缩的说法。中国以外的投资者和分析师近日反映，他们在使用万得信息网的部分服务时遭到限制，这个收集企业和金融数据的私有数据库此前曾提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担忧。
虽然没有公开承认经济局势的严峻，但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清楚，国内外种种困难的正汇聚成一个通缩漩涡，并且会越来越难以逆转。
央行近日降低了利率，但如果家庭和私企对未来没把握，更便宜而充裕的信贷并不能让他们增加支出。此举还可能加剧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削减所得税和加强健康与教育支出可以对家庭消费有少量的促进。然而这些措施恐怕充其量只是起到创可贴的作用。
真正的挑战在于政府需要明确承认，如果不能与私营部门建立强有力的关系，那么让经济做出高科技转型，从而产生更多的生产力和就业增长是不现实的。政府需要用支持私营部门的切实举措来表明他们的确是这么认为的，这包括了金融部门的自由化，从而将更多资源引向私企而不是国企。信息和决策过程的透明会对政府有很大帮助。
习近平主席可能青睐一种指挥控制系统，但他正在领教到，私营部门的信心是最难控制的。而这种信心对他实现他的中国经济愿景至关重要
中国房地产危机蔓延，小企业供应商陷入困境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的财务问题已经影响到与该行业相关的小企业。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兰明强（音）曾是中国房地产繁荣的受益者，现在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受害者。
房地产公司碧桂园的财务危机导致他无法为即将上初一的儿子支付学费。他的公司为建筑工地生产围栏和广告牌，碧桂园欠他近15万元。现在，碧桂园离违约还有几天的时间，这笔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不可及。
“现在房地产难做，”兰明强说。他最近放弃了生意，离开了南方城市重庆的家人，到北方城市郑州向游客卖小吃谋生。
据估计，作为一个整体，供应商正在等待至少3900亿美元的付款。 Tingshu Wang/Reuters
兰明强只是众多等待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付款者中的一员。房地产市场曾经是全国最大的就业机会创造者，让地方政府富裕起来，并创造了家庭财富。但监管机构为挤压房地产泡沫而采取的举措，以及中国经济放缓加速了它的危机，并且正蔓延至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长达数十年的房地产繁荣中蓬勃发展的小企业和工人现在收不到酬劳。这个群体包括油漆工、水泥生产商和建筑商，以及房地产经纪人和售楼处的装修公司，它们在房地产开发商的优先回款名单上排名靠后，却是房地产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公司龙洲经讯的数据显示，作为一个整体，供应商有至少3900亿美元的货款等待支付。这还只是保守估计，实际数字可能更大。
人们想要回酬劳，并且正在采取行动。向当地政府提出的诉讼和投诉越来越多。建筑工人在被锁住的空置建筑工地张贴抗议标语。“拖欠工资可耻”，一个标语写道。另一条写道：“碧桂园，还我血汗钱”。
刘耀南（音）是广东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他不太相信碧桂园会支付报酬。去年他只收到了平时佣金的四分之三，他说还被拖欠了近5.6万元。
他说，他一遍又一遍地给碧桂园的投诉热线打电话，但接电话的人除了记下投诉之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对于房地产中介来讲，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一旦一个开发商暴雷，它首先保护的是购买者，”刘耀南说道。“其他的材料商、代理销售商、工程方，基本拿不到钱。”
房地产危机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数年的封锁和其他防疫措施让消费者压力倍增，减少了支出。 Tingshu Wang/Reuters
在信心已经很低迷的情况下，这一连串的活动给中国经济增加了压力。几年来的封锁和其他预防措施给消费者带来压力，他们减少了支出。公司减少了招聘。买房的人越来越少。
碧桂园及其命运的突然逆转比其他任何公司都更能说明这种经济压力的严重性。就在一年前，它还是中国销售额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也是供应商和贷款人可以依靠的少数几家民营公司之一。
但过去六个月的销售下滑把它推到边缘，到了8月，它放弃了。
碧桂园拖欠了两笔小额债券利息，这把它推到了违约的边缘。如果它不能在9月初宽限期结束前支付这些款项，它将加入一长串违约的民营公司名单。该公司还透露，今年前六个月的亏损可能高达550亿元。
碧桂园从成功到濒临破产的转变，加剧了人们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即将突然覆灭的担忧。由于监管机构试图限制它们的银行融资，许多开发商多年来一直处于压力之下。
起初，部分开发商哪怕未能做到按时偿付，也还能维持运营。他们找到了其他补偿供应商的办法。地产巨头中国恒大就用未完工的公寓而不是现金来偿还部分供应商，按照其说法，供应商可以通过出售这些公寓收回欠款。该集团在2021年出现数千亿美元的债务违约。
现如今，以房抵债的办法也行不通了。
“房子抵完了，我们都拿不到，”一家园林绿化公司的经理韩涛（音）表示，开发商还欠该公司140万美元。对韩涛来说，拿到公寓也没多大用处，现在根本没人买。
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都在为大型房地产项目供应樱桃树和相思树，生意蒸蒸日上，如今他们的眼光正在变得保守。一个改变是：他们只做有预付款的项目了。
“生意做小一点，不要搞那么大，”他说。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有建筑工人在抱怨拖欠工资。一些人上传了诉讼中的法庭文件照片。还有一些人则展示了他们向当地政府投诉的记录。许多人都表达了绝望和沮丧的心情。
打了好几年官司的廖红梅（音）试图从中国恒大拿回约490万元款项。她甚至还胜诉了。但恒大仍未还钱，在她看来，像她这种规模的企业可能永远也拿不回欠款了。
“我们最终端的供应商，没有话语权，”廖红梅说。她十年前创办的公司通过为恒大在江苏的售楼处提供营销及装修服务而飞黄腾达。
碧桂园的大起大落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开发商的生意马上就要到头的担忧。 Alex Plavevski/EPA, via Shutterstock
长久以来，豪华的售楼处为房地产开发商带来保持增长所需的现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大多数开发商都是出售期房，让客户提前付款。
售楼处里西装革履的销售通常会对潜在买家说得天花乱坠。模型展示了小区建成后的样子。参观通常装饰奢华的样板房则是在向客户推销一种生活方式。
据廖红梅透露，在2016年左右，恒大开始给六个月内到期的债务打欠条（书面金融术语为商业承兑汇票）。然后在2017年，恒大开始给一年期欠款打欠条。廖红梅收回款项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她说，直到恒大2021年出现债务违约之前，她还能收到钱。
现在，廖红梅的生意已经濒临倒闭，她起诉恒大并胜诉，但仍拿不回钱，因为政府正在监督恒大重组，保恒大交房才是首要目标。该公司表示，根据2022年的业绩，该公司在去年已经交房30万套，还有72万套尚未交付。
8月17日，恒大申请破产保护，并宣称即将与部分最大的债权人达成协议。在停牌17个月后，恒大股票周一在香港复牌，其股价暴跌79%。
有银行、债权人和寻求资金的公司在前，廖红梅这样的小企业主无足轻重，拿回款项的希望十分渺茫。她说，许多提起类似诉讼的同行都放弃了。廖红梅表示，她希望恒大向购房者完成交付之后，还能有多余的房子留给向她这样的人。
“我们能不能分到一点钱，”廖红梅说，这是她唯一的要求。“但是好像这个都实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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