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初，中国政府发出了“向知识进军”的号召，一批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响应号召，准备回国参加建设。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主席郭平坦也在其中。
郭平坦开心地忙前忙后，帮着大家搬运行李，妻子陈富美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面色沉重地站在一边。她感到前路茫茫，离愁别绪涌上心头，忍不住啜泣起来。郭平坦安慰她：“不用哭，明年就回来看妈妈。”
没想到，此去一别就是22年。1978年年底，夫妇俩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领事和助理领事的身份双双再到日本时，两人的父亲都已不在人世，郭平坦的母亲也未及与他谋面就病逝了。
又是近20年后，郭平坦卸任“全国台联”副会长之职后，才终于有机会回到自己出生的台湾，祭扫父母之墓。
2022年2月5日，郭平坦在北京去世。他留下遗嘱，要将一部分骨灰葬在父母身边。
从“出身不好”到“好关系”
1956年回国之初，郭平坦本以为会被安排从事国际法相关工作，结果被分配在一个保密性的中央机关从事对日研究，对外称是日语翻译。东京女子美术学院附高毕业的陈富美被分配在北京市商业局样品加工厂服装设计室。
分给郭平坦夫妇的是四合院角落一间没有窗户的狭小偏房，水龙头和厕所都在室外。他们夜里上厕所不知道需要披棉袄，穿着睡袍就出去了，冻得够呛。陈富美大年初一穿了一身在国外很时尚的白色西服，但邻居以为她家里出了事。她买了个漂亮的盆子用来装大米，后来才得知是便盆。
郭平坦的月工资是86.5元，陈富美是55元，给海外亲人写信一封邮资就要三块五，让他们很舍不得。郭平坦逐渐变卖了金表等值钱物件。
郭平坦的领导和同事都是经过革命战争的老干部。他们虽然学历不高，但政治思想水平和调研能力都非常强，他这样的早稻田大学研究生在他们面前算是连门儿都没进，要从头学唯物论和辩证法。他们手把手地教他，他有时转不过弯，会挨一顿批评，但事后老干部们又会向他道歉，解释说这是“恨铁不成钢”。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虽然物质条件与日本差距很大，但在这里他们觉得受到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很快适应过来。
“反右”等运动之风没有刮到郭平坦一家身上。但1964年，郭平坦突然被调往青岛，仍在同系统工作。他事后才得知，有海外关系、台湾关系、出身“不好”的人被认为不再适合在一些中央机关工作。
“文革”开始后，郭平坦一时难以理解，只觉得哪里不对。好在他个人历史清白，一心埋头工作，不去“造反夺权”，因此没人来整，躲过一劫。
陈富美在青岛震泰国营服装店工作，单位有人贴出大字报批判她，说她设计的服装属于“四旧”。她看不懂这些大字报，也想不通，一度患上了抑郁症，住进了精神病院。这期间，她一心读毛泽东著作，还教病友们学裁缝。
进入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破冰、中日恢复邦交等外交战略调整，海外关系、台湾关系重新变成了有利于开拓新局面的“好关系”。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谈判时，郭平坦被借调到外交部，工作了三个多月。1973年中日渔业协定谈判期间，他又到农林部帮忙了半年。1975年，他正式从青岛调回北京，以中国旅行总社亚非处副处长的公开身份，做华侨和台胞的联络工作。
1978年12月15日，郭平坦被任命为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领事，分管侨务工作，那天正是《中美建交公报》发布之日。陈富美被任命为领事助理。
郭平坦的母亲在台湾得知他做了外交官非常开心，张罗着给陈富美做了旗袍。她本想到日本探望儿子，但1980年5月突发脑溢血去世。陈富美则在大阪见到了久违的母亲和弟弟、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