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4日，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疫情三年来，国际经济环境并未出现明显好转，国内市场也在此影响下出现疲软。对此，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谈及双循环时表示，尽管昔日中国的出口导向策略非常成功，但当前的五个问题：国际市场容量有限、难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存在资源的跨境跨时错配、地缘政治环境恶化使得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要强调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是要闭关自守，离开国际市场。恰恰相反，是要打开大门让人家进来加强竞争，以提高研发新产品的动力。
本文为余永定参加人大重阳“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金融与世界局势”系列讲座演讲稿，观察者网获得授权整理，以飨读者。
【演讲/余永定】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对双循环和中国发展战略调整的看法。
“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思想，现在已经在学界、经济界和政界广泛传播，这是我国政府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
目前为止，双循环的概念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释。这里我提一下，国际大循环的概念是发改委王建先生在1987年提出的，提出后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根据我的调查，国内循环或者国内大循环可能是十多前人大的贾根良教授首先提出的。不过，现在我们对国内国际大循环的定义和当时两位提出这个词的含义又有不同。我个人更愿意把“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思想理解为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
为了理解这个概念，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主要打算做两件事情。一是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当时，国家很多领导人到欧洲日本访问，被欧洲和日本高度发达的技术深深地震撼了。觉得虽然中国闭关自守多年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技术上是落后的。所以，产生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想法。而这就意味着要引进成套的设备。
二是开展对外贸易。现在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四人帮”主导经济工作时，开展对外贸易认为是接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所以，虽然我们也在做贸易，但是并没有要大量发展贸易的想法。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通过开展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增速、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途径。当时我们所很多研究人员、外贸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引用马克思的著作证明开展对外贸易不是被剥削，是通过比较力推动经济增长。
无论是进口先进设备还是发展对外贸易，起步阶段都需要外汇。当时中国外汇极度短缺。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67亿元，1979年中国出口总额才137亿美元，从1979-1989年中除了两年外都是贸易逆差。在打倒“四人帮”后经济界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和日本签订能源技术交换协议，我们向日本出口石油和煤炭，日本向中国出口技术和设备作为交换。交换的东西就是引进宝钢大型成套设备，这是在1978年12月22日达成的协议。
1978年12月23日，宝钢破土动工，但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人批评花的钱太多。当时我国外汇储备还不到2亿美元，却要花100亿美元进口日本大型成套设备。有人称这是“洋跃进”，国家很多领导人都介入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最后认为，虽然是急了点，但已经和日本签了协议，设备还是好的，就干脆先干吧。于是就决定先完成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再说。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外汇短缺给我们引进先进技术造成了多大的困难。
接下来我讲一下扩大对外贸易。刚才我说了，没有外汇很难起步，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我们除了出口石油，也出口一些初级产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我们和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些比较好的技术和熟练的工人，但我们不了解外部市场，根本不知道在市场上出口什么东西能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一般情况下，由于原材料不行、以及没有合乎国际标准的中间产品，中国制造品质量是非常低的，没有什么市场。
为了出口制造品，就必须进口必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外国的设计、外国的网络、外国的技术等等。而没有外汇就无法得到这些。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两难的情况：没有外汇不能进口中间产品，没有出口又无法取得外汇。
但中国非常幸运，改革开放初期恰恰是代工贴牌生产兴起的时期。在东南亚和东亚，所谓的“OEM”的贸易方式蓬勃兴起。在没有外汇的情况下，这样一种贸易形式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展对外贸易。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东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是指不需要用外汇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和我们合作的对方或者外国投资者会把原材料、中间产品、图样带来，我们做的是在这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上加工来创造价值，而他们给我们找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赚到外汇。
1987年，王建敏锐地发现了这种情况，于是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这个概念当时很有争议，学界有些人不太赞成，但这个想法和理念受到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很快成为了中国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