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中有一支特殊的人马“花旗”，他们原本是天地会的部众，后来归属太平天国。许多记载对这支人马颇有微词，有的说他们“保持独立性”、“不肯易帜”、“不受太平军约束”，也有的说他们纪律松懈，扰民害民，李秀成甚至说他们害民滋事，“惹我天朝之心变”、“百姓死者此等之人”，天京陷落后，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转战到福建、广东，部众屡屡哗变，而许多哗变都和花旗有关，一些近代论述指责花旗“投机革命”、“无耻叛变”，更是让花旗抬不起头来。
然而相反的资料也有不少。咸丰六（1856）年八月初一日，太平军黄毓生、赖裕新部与曾国藩湘军大战于江西瑞州城外，“广贼数千”，也就是花旗军作战勇猛“极为骁悍”，仅在这一战中就英勇战死千余人；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曾说，自太平军撤出湖州，向江西、福建转移途中，往往是花旗军开路，“我们总是跟花旗走”，并多次对花旗军的勇敢善战啧啧称赞，在他看来，花旗直到天京陷落的最后关头，也俨然是一支能打仗、靠得住的“王牌部队”。
到底花旗军是怎样的一支队伍？

“花旗”不等于天地会

花旗军都是天地会弟兄不假，但太平军中的天地会弟兄却并不都是花旗军。
其实从金田起义开始，太平军中就有天地会成份。金田团营时，武宣天地会名将刘官芳就前往会合，被杨秀清认为本家兄弟的广东天地会头目杨元清，也是这一时期前往金田的。天地会名将罗大纲在金田起义不久归附，太平军进军永安后，湖南郴州天地会徵义堂刘代伟起义军余部李能通部、曾和广东信宜太平军联合作战的广西天地会刘八残部等都来会合，但这些天地会众都不是花旗；太平军进军湖南、湖北，当地天地会分支蜂起响应，许多人加入太平军，如萧朝贵从郴州率轻骑偷袭长沙，仅在茶陵一地，就将原本仅1000多的部队扩大一倍多，而参加者大多数为天地会众；在湖南道州，天地会众的踊跃加入，让原本仅剩一两万人的太平军一下膨胀到号称十万，以至于太平军专设了“道州大旗”，然而载于《太平军目》的道州大旗却是黄旗，不是花旗。
所谓“花旗”，是专指1855年在江西加入太平军的、原广东天地会起义军。
这支广东天地会起义军是咸丰四（1854）年五、六月间在东莞、佛山等地揭竿而起的，号称“红巾军”，并迅速遍及整个珠江三角洲，陆军号称数十万，水军有大海船数千艘，围攻广州半年之久，1855年初，因作战失利，大本营佛山陷落，各路义军分头散去，其中一支号称十万人，在周春、葛耀明、陈荣、邓象、卢纬、翟火姑、谭星、谭富、李鸿藻、陈显良等率领下，北上进入湖南郴州、桂阳、茶陵、兴宁、安仁等地活动，这年秋天因湘军和团练的压迫，纷纷从茶陵取道永新、安福、分宜、万载进入江西，适逢太平军翼王石达开部自湖北三路入赣，两军于当年阴历十月十九日在万载会师，不久“花旗”的名号就出现了，此后“花旗”便成为这支起源于广东、在江西成建制投入太平军的天地会部队的专用番号。
这支广东天地会“革命资格”极老，是天地会中的精华。
花旗首领中的周春，浑名豆皮春，广东番禺龙归镇南村人，后迁居太和镇沙亭岗，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是参加三元里抗英之役的升平社学成员，咸丰四年六月，天地会举义于广州城北江村黄婆洞，为首的是号称广东红巾三魁首之一的李文茂（另两人是陈开、何六），而周春就是聚义首领之一，称“大都督”；陈荣，广东肇庆人，天地会名宿，1854年在高要起兵，曾占连州，破肇庆，是红巾军的领袖人物；陈显良是广州城东天地会着名首领，自称“镇国公”，为红巾三魁首之一何六的臂助，何六在湖南战死后，余部都由陈节制。这批人马不但人多势众，而且大多数为精壮战兵，他们久经战事，戎马千里，而他们的首领更有丰富的反清资历，周春等人开始聚义时，洪秀全还在孜孜不倦地考清朝秀才呢。
一些权威史学家曾断言，这些天地会众加入太平军后被允许保留自己原有的旗帜和建制，而未加以“整编改造”，为日后他们“危害革命”埋下隐患，有的论述进而指责石达开“革命立场模糊”，纵容花旗的分裂独立行径云云。
要厘清这些无头官司，先得弄明白什么叫“花旗”。
那些把“花旗”当作未经整编佐证的论述，首先认为太平军都用黄旗，其次认为“花旗”的意思是使用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旗帜，但这两点都不正确。
太平军因为以黄为尊贵色，所以黄旗特别多，但并非只用黄旗，而是红、蓝、白、黑旗都有，“黄旗”的称呼固然有，但那是在最后期，且被称为“黄旗”主帅的李世贤，本人却打着一面大红旗。
至于“花旗”，曾国藩在报告咸丰六年八月初一日战事的奏折里说得明明白白，是“杂色镶旗”，也就是一面用多种颜色拼接起来的“花色旗帜”。
红巾军以前用的可不是这种花花绿绿、看上去很时尚的怪旗，他们主要用红旗，至今广州郊区许多地方的方志里，还用“树红旗”称呼红巾军起义，用“转红转白”形容各村镇在天地会和清廷（清军此役用白旗）间的向背。很显然，太平军只有在“整编改造”之后，才能把一支本来打着红旗的友军，转化为一支打着“杂色镶旗”的自家人马。

一家人总说两家话

显然，花旗是太平军收编天地会红巾军部众的产物，是“整编改造”，至于授予特殊旗号、番号，则和花旗人马实在太多、难以消化有关，在太平天国前期的森严体制下，这一决策的制定者应该是杨秀清，石达开只是执行者，即使出问题也不该由他负责。
既然是收编，那么就是一家人了，但很显然，直到1866年1月，太平军南方余部在广东覆灭殆尽，花旗和嫡系太平军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一目了然，那么，何以本应很快完成的融合，居然历时十多年还未能彻底做到？
其实，双方的结合就颇有误会成份。
天地会又称“洪门”，而洪秀全恰好姓洪，加上杨秀清、萧朝贵在广西、湖南广泛散发的三篇讨情檄文只谈反满，几乎不谈上帝教，远在广东的红巾军误以为那是另一路“洪门兄弟”，甚至以讹传讹，以为“南京弟兄”立了“天德王”（虚拟的朱某太子）为“天子”，一些苦于红巾军四分五裂、互不相下的会众甚至把“南京弟兄”当作榜样，劝红巾军的陈开、甘先等向太平军学习。因此不但红巾军起义打着响应太平军的旗号，一些编制、官职模仿太平军（尽管模仿得似是而非），他们还热情接待了被洪秀全派去广州给美国老师罗孝全送信的叶师帅，并在不小心弄坏信封后自作聪明地伪造了个“太平天德王印”的新信封，顺利完成了送信任务。广州围城失败后，数以万计天地会众北上，正是为了投奔“同属洪门”的太平天国。
但当他们进入湖南，很快便得知太平天国跟“洪门”、“天德”其实没多少关系，且自立国号，自封天王，和向来“非朱姓不称帝王”、坚持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格格不入，就开始犹豫徘徊，裹足不前，何六就是因为进退彷徨，才在湖南战死，而另一个着名首领陈金缸则折而南下，跑到广西贺县一带做起“大洪南兴王”来。
然而湘军的兴起和遍地的团练，让他们在湖南站不住脚，不得不进入江西，又不得不直面同样号称10万的太平军嫡系石达开部。据《新昌县志》记载，他们原先并不情愿“入伙”太平军，甚至有火并之意，但权衡利害，最终在上高县土着严守和的撮合下，加入了太平天国。
很显然，这种合并、整编的基础并不牢靠。太平军的习惯是“二千五作一万”，号称十多万的江西太平军，真实兵力应只有三万左右，而同样号称十万的花旗军，能战的精锐恐怕也只有这个数，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两军的合并，更多处于形势所迫，而非志同道合的结合。
此前太平军曾多次收编天地会，都成功消化，但那些天地会众或人数有限（如罗大纲归附太平军，兵力只有太平军本部的十几分之一），或零星加入，缺乏着名领袖（如在道州、郴州加入的天地会众），消化吸收难度较小。花旗军众号十万，又有很多老资格的着名天地会大佬，和江西太平军人数仿佛，不仅如此，次年3月下旬，石达开奉命东进，夹攻天京城外的江南大营，江西太平军人数大减，首脑又缺位，“消化吸收”更成不可能之事。
对于这样一支举足轻重的人马，太平天国虽然接纳，却并未给予足够的尊重。
一本名叫《粤匪起手根由》的时人记载称，周春、陈荣、李鸿藻等人都被授予指挥的职位，即使是正职指挥也并不算高官，只是“中级职称”，在当时江西的太平军中，官拜丞相以上的大员就有石达开、胡以晄、黄玉琨、曾锦谦、张遂谋、林启荣等至少6人，检点级的更有赖裕新、黄文金、胡其相、胡鼎文、黄添用等十多人，这很容易让坐拥大军、资历深厚的周春、陈荣等人有“高职低配”的挫折感，况且编制上指挥只有72名，有空缺才能补缺，周春等拿到的可能只是“殿前指挥”的虚衔，倘果真如此，地位就更低了（太平军的普通一兵都可能获得更高的殿前丞相、殿前检点虚衔），许多记载都称，花旗军在江西饱受正牌太平军奚落，并非没有根据。
不但官职被压低，编制上也刻意被打入另册。
从目前的资料看，花旗的编制和当时太平军不同。1855、1856年的太平军以“军”为最高单位，以下为师、旅、卒、两、伍5级，虽然军、师一级缺额很大，但基层单位两（25人）通常编制很充实；而花旗的编制却是队-先锋-旗三级，队的长官称“队将”，先锋的长官称“先锋”，如李鸿藻封殿左三中队将，谭星封右队后永忠先锋，周春封中队前精忠先锋、葛耀明封中队后永忠先锋，林彩信封中队中赤忠先锋等，根据残缺的资料可以判定，花旗系按殿左一、殿右二……的序列编制并分中、左、右队（目前看到最高番号为“殿右四中队”），每队下设中赤忠、前精忠、后永忠、右耿忠、左X忠（资料残缺）五先锋，先锋下设若干旗，每旗21人。
很显然，这样的编制必然令同级花旗将领的官职明显低于嫡系太平军，且另类的头衔也无疑矮人三分，这显然也不利于两军的融合。
对于花旗军而言，他们中许多人对“天父天兄”显然远没有“反清复明”来的亲切和熟悉，一旦敌情减弱，而太平军的约束也减轻，他们往往会游离于“两国争端”之外，在战场的缝隙游离，并和那些既没降清、也没变成花旗的昔日伙伴混迹一起，如1857年之后，石达开远征、杨辅清北上，江西境内的许多花旗就纷纷转战湘粤桂闽诸省，打着太平天国授予的花旗，跟打着旧日红旗的侯陈带、曾超等并肩作战起来。
随着石达开的渐行渐远，和清军势力的愈益强盛，不甘降清的花旗重新回归太平天国阵营，这同样是形势、政治的需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对于“二次会师”，洪秀全方面给予了较为隆重的对待：周春、陈荣、谭星、谭富、林彩信、李鸿藻等纷纷被授予天将、朝将、六爵的高位，1863-1864年间，除了战死的李鸿藻，周春封怀王，陈荣封感王，谭星谭富分别封沛王和陪王，林彩信封烈王，甚至较次一级的首领朱义德、黄宗保等也封了最低一级王位——列王，看上去威风多了。
然而此时太平天国也已由盛转衰，洪秀全滥封官爵，导致官位贬值，周春等人封王之时，王爵已经有数百，等到黄宗保等也封王，王爵据说已有2700多了，加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导致的地方割据倾向，融合花旗更成为镜花水月。

扰民是真、怯懦是假

说花旗扰民，那是板上钉钉的。
太平军方面，说花旗扰民的可并非李秀成独家，他的堂弟李世贤、李世贤的大将李尚扬都抱怨过花旗的滋扰；天京陷落后随幼天王向江西转移的昭王黄文英，部下的马被花旗抢去，贵为王爵的他跑去论理，反倒被花旗用长矛戳伤。
清朝方面，两广总督毛鸿宾、闽浙总督左宗棠等都曾向清廷报告称，花旗“于贼中最为滋扰”，安徽太湖、江苏震泽、浙江湖州等地都有民间文人记载花旗军“打太平先锋”的事，所谓“打先锋”就是强征军需，花旗居然在太平军辖区强征，实质上就是抢劫，因此许多记载中都有当地嫡系太平军或乡官武装抗击花旗的描述。
李鸿藻因为骁勇深受李世贤信赖，被委以台州民务重任，他却倚仗兵势，强占邻近黄岩县友军李尚扬部的税卡，越境在章安设卡，去更远的大汾“打先锋”，最终将本已归附的大汾逼反，起团练抵抗，他本人也糊里糊涂被团练杀死。
1857、1858年，太平军石镇吉部两次占领福建建宁县城，却都因为花旗军焚杀劫掠附近村镇，导致太平军无法立足，石镇吉虽有心弹压，却因兵力不如花旗而只能张贴安民告示后一走了之。此记载虽来自清方方志，但应属可信，因为同一篇记载中提到1861年太平军嫡系朱衣点部入建宁，就有“秋毫无犯”的评价。
很显然，花旗军的纪律性是很差的，前期太平军嫡系纪律严明，花旗军固不能比拟，即使和后期纪律已大为松弛的太平军嫡系相比，花旗军的军纪也还是更加等而下之。
但指责花旗怯懦、背叛，则很不公允。
太平军第一起献城投降的事件发生于丙辰六（1856）年十月十八日，江西袁州守将、春分副侍卫李能通投降湘军刘坤一、刘长佑部，和李能通同守袁州的花旗将领黄毓生却誓死坚守，壮烈牺牲，花旗将士英勇战死者多达数千人。李能通虽然也是天地会出身，却早已被“消化吸收”为太平军嫡系，在袁州事变前，太平军嫡系蔑称花旗为“广马”，百般奚落，结果嫡系叛降，“广马”殉国，此后江西花旗经常以此讥讽太平军，以回敬此前所受的不公平对待。
中期加入太平天国的花旗军，在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部远征，杨辅清先归附石达开后投奔洪秀全，各部太平军频繁“跳槽”，甚至干脆投降清朝之际，却很少做这种“转会”勾当，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南方各省打着花旗游击，少部分则坚守本职岗位，如江西湖口的花旗队将黄某、九江的花旗李兴隆部，都分别在黄文金、林启荣麾下坚持战斗，后者且与林启荣一起奋战至死。
的确，后期花旗有许多叛降的纪录，如林政扬、丁太阳、谭富、黄宗保等都投降了清军，但此时军心散乱，太平军嫡系投降者更多，李秀成部着名大将听王陈炳文、李秀成的女婿会王蔡元隆、杨秀清名义上的弟弟卫王杨雄清、甚至李秀成的亲弟弟扬王李明成都投降了，还有不少着名太平军人物带着财宝一走了之，嫡系尚且作鸟兽散，指责花旗“不忠于革命”未免有些苛求了。
更何况大多数花旗将领奋战到死：陈荣坚守孝丰，与城同殉；周春顽强抵抗，投水自尽，其族人周社福带领余部继续转战，直到1866年太平军南方余部全军覆没才被俘遇害，周春的一位部下带着周春的牙齿辗转返回故乡，而另外40多名部众逃回故乡后，在沙亭村北关帝庙再次聚集，宣誓绝不降清后各自散去，后都重新投身天地会反清活动。自称平东王的翟天凤不但自己不投降，且制约早有降意的陈炳文等不敢携贰，直到翟本人被俘遇害，陈炳文、张学明、陶金会这三个太平军嫡系王爵才得以向清将鲍超交出早准备好的降书；连花旗都不是的前天地会红巾军“副元帅”曾超，为掩护洪秀全的家属，在长江上被清军水师截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花旗首领用鲜血和生命证明，花旗不是什么“投机集团”、“叛徒集团”，而是一群有操守、有气节的反清志士。

人在矮檐下

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花旗在太平军中地位经常很尴尬。
被清军俘获的花旗士兵翟伯音、姚正望供称，他们在辛酉十一（1861）年随陈荣从东坝、丹阳转战到苏州，当时苏州是苏福省首府，由太平军嫡系陈坤书把守，陈以陈荣“是没得过城池的游兵”为由，硬是不让花旗进城，让这支疲惫的部队在城外一住就是两个月，最后下令“交五个月粮草才许进城”，陈荣只得带兵到纪王庙镇等附近村镇“打先锋”，才凑足“进城费”。公允地说，花旗滋扰害民固然是事实，但太平军嫡系动辄视花旗为“游兵”，一方面不给驻地，另一方面又动辄勒索财物粮草，也逼得这些原本就有浓厚游民习气的“游兵”重操旧业。
彼此猜忌、互不信任也是常有之事。李世贤部在天京陷落后是最强大的一支太平军，但麾下的花旗、黄旗就互相拆台，最终同归于尽；即使在早期，花旗和嫡系太平军也是各怀心思，袁州之役，清军主将刘坤一就是得知城中黄、花旗不合，才用离间计“加料”，最终唾手夺城；就连曾国藩也看出苗头，他在1856年秋写信给太平军九江守将林启荣劝降，就说“江西各府，广东新附之贼居多，外虽归顺，心实猜忌，如周（周春）、邓（邓象）、洪（名不详）、卢（卢纬）诸人甚不愿受尔等之约束”。
地方将帅如此，中枢虽然给花旗将领加官进爵，但骨子里并不信任。洪秀全的两个成年女婿都是“花旗”，但大女婿钟万信一直被当作反面典型，挨批判，受挖苦，为他编写的学习材料不但让年幼的洪天贵福挂名，而且引发成书，全国散布，他也始终未能跟早成老姑娘的“妻子”洪天姣圆房；另一个“花旗”女婿徐朗则连天京城都待不了，堂堂驸马爷，最后只混了个不值钱的列王。做到驸马尚且如此，其他什么王什么将，自然就更不值几个钱了。

功绩终不可磨灭

尽管百年来蒙受不少不白之冤，尽管花旗自身有许多缺陷、问题，但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855年进军江西的石达开部太平军只有2-3万人，面对曾国藩湘军并无优势，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年间席卷八府52州县，几乎拿下整个江西省，号称10万的花旗生力军功不可没。石达开部主力东进后，江西太平军嫡系兵力更少，若非花旗生力的注入，这块根据地是不可能在腥风血雨中维持数年之久的。
太平天国后期主要依靠陈玉成、李秀成和李世贤部，但李秀成的嫡系原本只有“数千”，李世贤则更少，两人从这点本钱发展到分别拥有号称100万和40万的大军（实际应是25万和10万），花旗同样功不可没：李秀成辛酉十一（1861）年夏、秋在江西扩军几十万，除了童容海、吉庆元、朱衣点等从石达开那里拉回的“扶朝天军”，就是原本在南方徘徊转战的大批花旗和天地会众，而李世贤由一个给老哥打下手的配角，崛起为一方主帅，大批花旗在1860-1862年的蜂拥归附，是极关键的因素，他雄踞浙南的时候，武义、永康、浦江、东阳、义乌等都由花旗攻克、镇守，即使嫡系的戴王黄呈忠部，也被形容为“多广匪（花旗）”。另一个重要将领辅王杨辅清，麾下同样有不少花旗，且他的花旗部众和数量更少的陈玉成部花旗一样，始终坚守岗位，并未如陈荣等部那样一度游离。可以说，太平天国能渡过天京事变的危机，重新稳固8年之久，花旗贡献极大。
天京失守后，洪仁玕等人放弃湖州、广德，向江西转移，由于主将黄文金病故，杨辅清逃离，以“三江两湖”人为骨干的太平军嫡系纷纷溃散回家，而家在两广的花旗，就成了保护幼天王南下闽粤的急先锋，幼天王多次提到“我的花旗兵打胜”，而洪秀全做教书先生时的学生李瑞生更透露，太平天国诸王离开湖州时曾约定，如能在闽粤立国最好，倘不行就“投奔九龙山隘口”，而“九龙山”正是天地会山堂的化名。
可以说，花旗军曾是太平军全盛时期开疆拓土的重要添加剂，艰难时期的宝贵救心丸，和覆灭前夕的希望所在，忽略这些，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绩溪旺川乡曹氏支祠东、北、西三面墙上，留下了三幅气势磅礴的壁画，其中一幅画中，举着“粤东同义”大旗的花旗将士身先士卒，攻破绩溪城防，画中不但有盛大的攻防场面，而且有大量太平军和清方人物。由于太平军恪守天主教旧规，反对在绘画中表现任何人物“镜头”，除个别疏漏外，目前保存下的太平天国嫡系所绘壁画，几乎都是空无一人，惟有从这幅由花旗李鸿藻、谭星部将士所绘制的“攻城图”中，人们才能直观地感受太平天国战争真实、生动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