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但凡提到明代的特务政治，有一个高频词总会时不时地就蹦到你眼前，这个词写作“厂卫”。许多人据此人云亦云，将厂卫挂在嘴边，视之为特务的代名词，却少有人搞得清楚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关于什么是厂卫，你会从不同的人嘴里听到不同的答案。

“厂卫就是明朝皇帝手下的特务。”

“厂卫是明朝太监手下的特务。”

“厂卫就是明朝的太监机构之一。”

……

若你再追问一句，厂卫是一个组织，还是若干个组织的合称？估计除了对明史略有涉猎的人能够给你靠谱的答案外，大部分的人都会回敬你一脸的茫然。

那么，靠谱的答案是什么呢？

厂卫不是一个机构名，而是两个机构的合称。“厂”是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的总称。“卫”简单明了，单纯指锦衣卫。既然是合称，它们之间有从属关系吗？谁主谁次？

相信不少人受武侠小说和影视剧的影响，不假思索地就会做出“太监领导锦衣卫”的判断。事实是否如此呢？

的确，在明中后期，以司礼监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势力日趋壮大，他们不但利用皇帝授予的权力为所欲为，而且一度凌驾于官僚集团之上，把持朝局，并决定官员的任免乃至生死。锦衣卫作为武职系统中最接近皇权的特殊机构，自然也受到宦官集团的染指，被迫成为其爪牙。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司礼监控制锦衣卫并非其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由皇帝的态度决定的。它的一举一动，发号施令，其实不过是本着皇帝的旨意办事，或是利用皇帝的信任欺上瞒下。言简意赅地说，司礼监的权力再大，也是大明天子给的，能给也能收。

这一点，同样有宦官干政黑历史的汉朝与唐朝，是不太一样的。汉唐的宦官可以分分钟发动政变，废黜皇帝，另立新主；明朝司礼监的公公要是敢在皇帝身上动歪心思，下场通常很惨。就算是臭名昭着的“九千岁”魏忠贤，在皇帝面前还是得装怂包和好奴婢。

因此，尽管锦衣卫受制于宦官集团是事实，但在实质上以及名分上，二者分属不同的机构与部门，且各自接受大明天子的领导，分别对大明天子负责。也就是说，它们俩是“同僚”，而不是“上下级”关系。

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锦衣卫和宦官集团之间关系呢？

用时下流行的宫斗剧来打比方，假设官僚集团是“正宫皇后”，锦衣卫和宦官集团都是皇帝信任的“宠妃”，后两者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获得皇帝的专宠，从而凌驾于对方之上，以求能与“皇后”平分秋色。当“皇后”的实力增长之际，这两个“宠妃”又会联手站在皇帝一方，一起制约“皇后”坐大。

既然都是“宠妃”，虏获圣心，总有个先来后到。尽管宦官集团干政的历史古已有之，但在明朝，他们上位得宠的资历比起锦衣卫，还要靠后一点。要知道，在明朝初期，宦官在皇帝面前的地位相当的低，甚至是被强力打压的对象。明太祖朱元璋有鉴于历朝历代外戚和宦官干政的血泪教训，对这两个群体在权力中心的一举一动都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明太祖经过总结分析，认为历朝历代宦官之所以能干政，追根究底是因为宦官的文化水平高，能识文断字，故能顺理成章地接触到公文奏疏。因此，他做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决定——禁止宦官学文化和接触政务。自他开始，直到建文帝朱允炆当政期间，宦官群体在宫中的地位都仅仅停留在粗使洒扫等仆役类的工作上。甚至于，一旦有宦官敢于挑衅这个高压线，就会被处以极刑并曝尸，以杀鸡儆猴，威慑整个群体。这一高压政策持续了两代，直到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后，才有所松动。

朱棣之所以没有完全承袭祖训，是因为他当年发起“靖难之役”时，利用了被建文帝朱允炆打压的宦官群体来获取宫中情报。这些情报对他判断朱允炆的战略规划，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层面来说，宦官群体是他的合作伙伴，他肯定有给过对方相应的承诺，再者赤裸裸地卸磨杀驴不符合朱棣的作风，他更愿意敲骨吸髓，榨干他们最后一点剩余价值。不过，他并未在明面上给予宦官群体自由度，只是不再刻意强调宦官不许干政的祖训。这么一来，既没有违背祖训，又提升了宦官群体的自由度和地位，可谓两全其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严禁宦官干政”松了绑，终他一世，对宦官集团的监控依旧存在。

不可否认，明成祖朱棣是一代强主，有他震慑，宦官集团不敢有非分之想。然而，他之后的君主们，因为内外形势和自身能力的缘故，想要凭借自身震慑宦官集团的野心，防止其染指政务，就变得有难度了。

从明仁宗开始，为了提高政务处理效率，永乐时期设立的内阁制度开始凸显其重要地位。内阁作为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不但参与到了政务的处理中，还逐渐拥有了相当分量的决策权，即所谓的“票拟”制度。当皇帝采纳票拟的方案与建议时，直接照准就可以分发下去贯彻了，除非票拟的内容皇帝认为有争议，需要与内阁成员进行面谈复议。这种做法有利于提高政务的处理效率，但也为宦官集团的摄政提供了机会。

按照传统，皇帝的政务文书通常由宫中司礼监的宦官负责打理。洪武、建文和永乐时期，司礼监的宦官是不允许与外廷的官署有任何接触的，目的在于严防死守，堵住一切宦官干政的漏洞。然而明仁宗时，司礼监的宦官由于内阁制度的崛起，接触外廷的机会日益增多。到了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情况为之大变。

朱瞻基继位后的头几年，在宫中设立了内书堂，命翰林学士教授宦官们识文断字，以便他们能够处理文件、与外廷的官署交接文件、与朝廷官员联络。这无疑释放了一个信号，即宦官可以有限地接触政务，并与外廷官署开始往来。

朱瞻基难道不知道宦官干政的后果有多可怕吗？

他当然知道！

那他又为何要以身犯“禁”？

道理很简单，当你作为CEO，工作任务繁重，需要找一个人为你分担的时候，一个打小就以你马首是瞻的奴仆和一个跟你只有普通劳务关系的员工，你会选谁？毫无疑问，总是知根知底、听话顺从的好使唤啊！

皇帝也是这样想的。

论安全感和忠诚度，宦官集团比起外廷的官僚集团对皇帝来说要可靠得多。在家天下时代，政务处理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皇权的稳固。因此，皇帝必须要有信得过的奴仆去协助他处理私人的机密文件，尤其是在皇帝不方便与内阁及六部就一件事情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司礼监就充当了居中调停的角色，成了缓冲地带。如果司礼监的宦官不能识文断字，顶多也就是跑个腿、传个话、送个文件，危害还相对小一些。但是，当皇帝需要他们介入政务并给了他们学文化的机会；那么，背着皇帝在传递文件的时候上下其手，滥用皇帝给予的特权，这样的事必然会发生。

作为解禁人，以明宣宗朱瞻基的能力还是能约束手下宦官集团，保持政治平衡的。可是，一旦他的子孙能力不足或者玩忽职守，宦官集团滥用权力的机会就变得更多，情况也空前严重。比如明熹宗朱由校长期沉迷于当木工，致使宦官魏忠贤高踞于一个无强力领导、状态混乱的官僚体制的顶点上，于是乎，天下大乱，帝国向着亡国的方向疾奔而去。

严格地说，明熹宗朱由校不是第一个放任宦官干政的君主，但却是明代最出名的一个。这大抵是因为，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内外勾结太甚所致。这两人对外残害忠良，弄得民不聊生，对内恣意蹂躏妃嫔，连皇后都敢下绊子，比起之前的宦官刘瑾的罪恶指数，实在是有过之无不及。也正是明朝中期以后，朝廷局势越来越复杂，宦官势力愈来愈强大，才会给后人留下明朝太监专横至极、荼毒天下的暗黑印象。

凡事总不是一蹴而就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说朱瞻基设立内书堂，教会宦官们读书识字以提高政务处理效率这个出发点是好的，结果走向反面是他的子孙驾驭不了这群“洪水猛兽”所致；那么，他的爷爷朱棣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在京师的东安门北设立东厂，并依赖这些宦官承担监察职责，出发点就不是简单的好与坏可以衡量的了。

前文可知，锦衣卫的职责中就有暗行缉访谋逆和监察不法之事，那为何还要再弄出一个东厂，令一群阉人来做耳目眼线？

因为阉人比锦衣卫更可靠，他们的根在宫中，他们的本也在皇帝手中攥着，他们不敢也没必要对外廷的官员网开一面。残缺不全的身体使得这些阉人只能在宫廷里讨生计，难有别的去处。锦衣卫毕竟还归属于武官系统，再不济也是个健全的人，比起宦官，他们的选择机会更多，皇帝并非他们唯一可以效忠的对象。如此一来，在大明天子的眼里，锦衣卫也应该作为监控对象，交给东厂的“家奴”盯防。故而，东厂的实际权力在无形中大于锦衣卫，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亦是高过锦衣卫的。

皇帝用锦衣卫监控官僚集团和民间舆情，再用东厂的宦官监控锦衣卫的工作是否尽忠职守。若要把这情形表现出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和画面感再合适不过了。官僚集团是“蝉”，锦衣卫是“螳螂”，东厂则毫无疑问地扮演着“黄雀”的角色。那么，“黄雀”之后呢？

“黄雀”之后自然站着最终的利益获得者——大明天子。说到底，这是一个强调巩固皇权的时代，一切人都有可能利用从皇帝手中获得的权力颠覆他的江山。为了防止意外，大明天子必须保证权力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他戒备和怀疑所有人，最大限度地平衡各方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有时甚至要制造矛盾冲突，迫使他们互相牵制。例如宦官集团的身后，其实有官僚集团的眼睛时刻在搜寻反击的机会。令这些政治势力始终处于制衡状态，就可以保证自己稳坐帝位，这是身为一个成熟老练的君主执政的基本技能。

虽说是基本技能，但不代表每一个君主都能掌握得很好，玩脱了的也大有人在。当手下的各方势力互相怼上时，个个都使出浑身解数去获取皇帝的青睐，一旦皇帝的辨别能力下降或是脑子一热，很可能就会状况百出，造成各种可怕后果。明中后期以后，皇帝深居宫中，召见群臣的频率明显降低，只有少数内阁重臣有机会面见皇帝。这样的现实客观上使宦官的权势日重，官僚集团遭遇残酷打击，侦伺之风大行其道，冤狱成为帝国生活的日常话题。

本文摘自《皇帝身边人001：锦衣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