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首都军民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标志着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着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档案文献，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政治风险极大。笔者猜测，出于谨慎和保密，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幺，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则有详述。据武健华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月12日，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
9月15日，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会见外宾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与《叶剑英年谱》不一。查《人民日报》，9月11日至14日，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15日未去。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说，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已经就解决“四人帮”达成共识。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的根据，是1976年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寥寥几句，看不出叶、华是如何谈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于叶、华这次谈话，其实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
据熊蕾所述，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叶、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7月，华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表示了对叶的敬重。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一是治国方针，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一纲”是阶级斗争，“两目”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二是人事安排，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提醒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不能搞多中心。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华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看来，这次谈话加深了叶、华彼此的了解，但说两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则根据不足。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图为李先念（左）与华国锋（中）、叶剑英在24日北京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上
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
酝酿是一回事，提出动议又是一回事。究竟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叶剑英。近十多年来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表明，提出动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他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幺时候解决好，采用什幺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幺方式、什幺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吴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德不是这个情节的直接当事人，他大概是从华那里得知的。因为他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华国锋回答老熟人的询问说：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发表过回忆。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直接当事人，很可能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再转告王震和熊向晖的。熊蕾显然是从父亲那里听说了此事。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回忆，也许算是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访叶剑英的，叶选基的转述很含糊。《叶剑英年谱》则明确记述：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幺时间、以什幺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一些知情人还提到一个过去不大知道的情况：毛泽东追悼大会后，李鑫曾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记述比较具体。他说，9月12日（不是毛泽东追悼大会之后，追悼大会是9月18日——笔者注）李鑫就跟汪东兴议论过“四人帮”的动向，建议“早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议他找个时间同华谈谈。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东交民巷华国锋家（耿飚也说，华国锋当时的住处是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参见《耿飚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但《叶剑英传》称，华国锋当时居住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同华谈了“四人帮”的情况，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华“听进去了”，但没有明确态度，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以前引当事人的回忆，李鑫向华汇报时，华此前两天或一天已经委托李先念去向叶提出动议，所以，华不表态很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
华国锋、李先念的回忆，吴德的口述，还有熊蕾的文章，所说时间和对话内容不尽一致，但基本情节相同，都说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
目前的疑点有：第一，华国锋是什幺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何时与华面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细节。据华说，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细究起来，《叶剑英年谱》不仅与华国锋所说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叶转达华的提议，怎幺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第四，吴德口述谈及一个情况：华曾告诉他，9月11日华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也就是说，叶、汪密谈前一天，华、汪已经谈过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叶、汪密谈应该会涉及华、汪谈话，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华报告。但武健华所记，丝毫没有提及。谁的记忆有误，一时尚难判定。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京召开，汪东兴（右）和吴德在主席台
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
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与叶之间的互动。华与叶是如何商量的？这方面材料不多，华国锋事后曾零星谈到。1977年3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转引自《叶剑英传》）2000年5月，华对《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谈及，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见。（参见《李先念传》下）更多的详情，由于两位都已故去，无法向人们披露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的联系，是叶剑英分别沟通的。
据叶向真说，这是叶剑英的安排。叶向真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队的??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叶帅的部署。”“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事后叶向真问汪东兴、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汪说，“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周海滨《“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从回忆和口述史料看，商议过程中，华、叶、汪的确未曾三人碰头；不过，华汪之间还是有几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是华国锋本人沟通的。据吴德口述，大约是（九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幺解决？”他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当时都没有说什幺，没有再往下深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华国锋的记忆证实了吴德口述，他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他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音刚落，有位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华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的谈话，2000年5月20日。参见《李先念传》下）华、吴所忆，情形基本一致。与吴德口述对照，华说的“有位同志”就是纪登奎。
吴德口述和华国锋的回忆表明，华、叶、汪、李分别联系后，华又同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或许加上陈永贵作了沟通。据吴德口述，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华还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说，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说，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知晓此事。
高层人士之间的联系，除了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一些元老和将帅，后者主要是通过叶剑英来沟通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1日，叶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时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谈话，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9月24日或25日，叶在住地同粟裕（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宋时轮（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谈话，告知要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3、4日，应陈云要求，叶剑英派叶选基将陈接至家中，征求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此前，叶还在住所同邓颖超谈话。据陈云说，叶还准备告诉聂（荣臻）、徐（向前）两帅。聂荣臻的回忆证实：10月5日叶剑英要杨成武告诉他，事情已商量好，请他放心。（《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传》说，毛的追悼活动结束后，叶剑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围部队的情况，粟知道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了解了部队情况，向叶作过汇报。（《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叶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硕果仅存的仍居党政军权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将希望寄托于他。
上述情况还说明，“四人帮”积怨甚深，毛泽东逝世前后，党内上层对其不满已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而这种不满也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