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为德国的跟班，自身实力有限，在亚洲的利益也有限，又极力拉拢日本加入同盟，因此在抗战爆发后不久便停止了在中国的合作和援助。1938年底1939年初,墨索里尼主要关注西班牙的进展、与德国协力对抗英法以及日本入盟的问题,表现出对日本拖延的不满，甚至想干脆排斥日本。不过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与中国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的代表团团长顾维钧会谈时，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劝中国直接与日本商谈达成协议，“不要依赖民主国家并非无私的承诺的帮助”﹔一是欧战必将爆发，中国的问题届时将得到彻底解决。

苏联的角色其实颇为尴尬。苏联政府清醒地看到“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关的事件在整个欧洲造成战争狂热”，同时其设想的集体安全政策无人响应，独立对抗轴心势力又没有足够的胜算,而且需要面对东西夹击的风险，所以，苏联形成了对德直接和解，对日间接牵制的外交策略。关于后者，利用中国抗战长期牵制和消耗日本即成为其远东政策的核心。就这一点而言，尽管苏联是被迫的,是以中国之盾磨损日本之矛，使之无法威胁苏联，但在当时却是唯一几无顾忌，全面且全力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也是当时中国唯一“靠谱”的盟友。

这种援助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道义方面，与诸列强始终羞羞答答不肯公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不同，以言语直率刻薄闻名国际外交界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真名马克斯·瓦拉赫）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发表“从中国的观点看来很精彩的演说”(顾维钧语)，直陈日本是侵略行径，批评西方软弱。同时，苏联在国联组织中强烈支持对日本实行集体制裁，并作为第三方积极帮助中方转达有利中方的草案。其二是在物质援助方面。

与英法的刁难拖延不同，西北与苏联之间的交通线成为援华物资主力输入线，有5000多辆苏联卡车连同其司机、译员奔波在这条交通线上。另外，苏联船只还自黑海敖德萨出发，突破海上封锁，将物资运送到香港。在武汉会战后，随着日军对中国封锁的日渐严密，西北运输线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大批武器、弹药“堂而皇之”地运送进中国，投入抗日第一线，成为最稳定的抗战“输血管”。

就世界范围而言，大部分国家政府对中国抗战抱同情态度，但自顾尚且不暇，因此缺乏实质性的帮助。而各国各种政治组织与民间组织对中国支援如火如荼，如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典、印度、南非、澳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抵制日货的活动，导致这些地方日货输入减少。在欧美亚许多国家，出现了民间的募捐和罢工停运出口日本的军需物资，有力地声援了中国的抗战。

苦难中国

经过第一阶段抗战，中国军民顶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打破了“三个月灭亡中国”和占领武汉迫使中国屈服的迷梦，拉开了新的抗战阶段的序幕。尽管中国没有亡,抗战的旗帜没有倒，但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争形势依旧艰难，甚至不容乐观。

首先，中国固然以空间换时间，以大片国土沦陷的代价将日军拖入了战争泥沼，但空间的损失也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

一是最大的两个商埠——上海和天津丢了:经济最发达的京沪一带丢了;商品粮食的主要产区——长江三角洲、江西、湖广、前一个丢了，江西被侵入，湖广损失了几乎一半、剩下的也遭到威胁,盐的主要产区长芦、山东、两淮均沦陷，两浙、福建、广东也部分沦陷。由于经济遭到摧残，而军事开支直线上升，中国财政已经形同破产——1938年下半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2.97亿元，支出却达到11.69亿元，赤字高达令人震惊的8.72亿元，是收入的近3倍。传统财政支柱的三大税锐减——1938年下半年,盐税仅完成预算的42.1%，统税仅17.7%，情况比较好的关税也不过69.3%。各种物资极度匮乏，工业生产大倒退。

1938年全年稻谷产量为1936年的81%，小麦仅为45%,小米、高粱更是只有20%和23%，棉花、大豆、花生、烟叶也只有29%、34%、42%和69%。由于当时70%的工业在沿海地区、抗战爆发后至1939年初，中国工业企业经历了大规模西迁的困境、因此在1938年，工业生产几乎无从统计。尽管弱小的工业基础勉强得以保存、但搬迁之后的再生产还需要资金、人力和时间。

同时,对于中国自身而言，生存空间也被压缩了。随着政府、工厂、学校和大批难民的西迁，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固然得到相当开发，也承担了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多方面的。一是大量征募壮丁，比如广西省1938年招募社丁228665人( 1936年时，广西人口仅1338万余人)，位居当年各省第二，比四川省还高。壮丁征募，特别是征募后的非正常耗费现象，导致后方大量劳动力流失，对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

二是地方财政雪上加霜,相对广西、云南还好一些，作为抗战前四分五裂内斗不绝的四川省，其地方财政合法收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田赋，已经预征多年,在某些地方一年竟然征收14次之多，甚至已经预征到民国100年（即公元2011年)。在大量摊派附加以外，不少地方还依赖灰色的鸦片捐维持。川康农民对捐税有言“不分贫富，按户摊派，佃农与苦力无一幸免，实在苦不胜言”，甚至“即在军阀压迫极甚时代，亦未有若是重大之负担”。

三是生活资料的供应匮乏。以四川为例，名为天府之国，实际因战乱等多种因素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在20世纪30年代,年年从湖南运入粮食才能维持。如今大量人员涌人，粮食供应矛盾愈加尖锐。不仅是粮食的压力，比如重庆，随着政府机关和大批难民的抵达，狭小的城市难以容纳，许多人只能挤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据1938年12月8日《大公报》报道、有的人“甚至连茅棚都不可得，天空就是屋顶”。

四是物价上涨，生活水准下降。抗战之初，除了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还有一定增长之外，其余无论政府公务员、教师、服务员均呈下降趋势。相应地，物价却开始上涨。昆明1938年6月物价总指数比1937年6月增长40%，粮食价格在1938年底已经是开战前的2倍，进人1939年涨风更盛。普通百姓甚至一般官吏都陷入困苦之境。

其次，中国军队在第一阶段抗战中前赴后继,损失重大，许多有作战经验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在沙场战死，而没有现代兵役制度作为后盾，军队补充跟不上损耗的速度，导致部队整体素质迅速下滑。截至1938年12月，中国军队已经伤亡1102488人，其中军官阵亡14503人，受伤28779人;士兵阵亡355068人，受伤704133人。受伤者中有大约28000人在后方医院伤重不治，另还有一部分因伤致残而无法归队。

重庆正在大兴土木，准备接受内迁工厂。

当然这里的数字不仅不包括失踪（被俘或逃跑)，而且在统计上还有不小的疏漏。而以部队观之、有相当的部分在作战中损失惨重,伤筋动骨，反复换血。如第26师，全师实有4000余人，先参加淞沪会战损失3309人,牺牲1名团长，伤亡营长13人、连排长250余人。后经补充又参加武汉会战，又损失3500人，不得不缩编成一个旅，以独立第6旅整旅编入。如第3师，全师按编制11579人，在淞沪会战期间便伤亡9000人,武汉会战又伤亡10551人。

不仅是人员的损失,还有军械的消耗。截至1938年12月，中国军队损耗达步枪311000支，轻机枪18500挺，重机枪4000挺,迫击炮1300门，山野重炮660门。由于统计并不完全,实际损耗数还要更高。而获得的补充数为步枪274000支，轻机枪19000挺，重机枪4000挺，迫击炮1500门，野重炮300门(山炮未得到补充，重炮中包含榴弹炮）。

再次，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变局。一是中央政府内出现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一部分人对抗战失去信心，公开选择与日本媾和。这批低调俱乐部成员，面对前述的国内国际的客观情况，得出了与抗战派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一件能和日本比拟”、怀疑国际上道义帮助和个别援助“能不能使中国得到最后的胜利?”甚至直言“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是一年开支甘七万万，收入不到两万万。壮丁补充大成问题。

汪精卫与夫人陈壁君（左)、长女汪文惺（身后)、秘书曾仲鸣（右)。

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长沙事件而达于极点。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在他们的鼓动下，1938年10月，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潜逃河内，发表臭名昭着的艳电，开始与日本方面接触。汪的出逃不仅是个人行为，还带了诸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等一干人一同投敌。汪精卫等人的选择，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抗战，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二是地方派系与中央的矛盾没有实质性减轻。尽管全国各地方势力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多选择团结到蒋委员长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名下，但实际上依然各自为政，各自有各自的算盘。蒋氏的领袖身份和号称唯一的中央政府只是一个政治幻象，基础十分薄弱。随着抗战深入，中央想要借机统一政令军令，逐渐消化地方势力，巩固大后方，反而加剧了地方势力的局部反弹。四川省主席之争就是很好的例子。

蒋介石在任命张群担任四川省主席之后，遭到川籍将领的集体抗议。旋即，蒋又安排威望不够又亲中央川籍将领王绩绪出任代理省主席,后又扶正，其他川籍将领依旧不服，以各种方式对抗。1938年7月，在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上就颇为微妙，为其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的云南王龙云与川籍将领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秘密签订了川康滇三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盟约，以期相互支持，联合抵制中央。王将此情上报中央，引发了新一轮台前幕后的对抗和博弈。
贪愚的日本

1938年10月27日，东京时间傍晚6时30分，日本政府对全国公布了日军占领武汉的消息。按照月初内阁情报部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的布置，日本举国欢腾，东京市有2万余人上街提灯游行，以示庆祝，队列一直从宫城排列到三宅坂（陆军省、参谋本部所在地)。东京的小学生也以绘画和文字形式表达喜悦之情。在日本各地，同样举行了各种提灯庆祝活动。根据京都府久世郡小仓村的相关乡土材料记载，该村村民于28日傍晚6时30分，全体村民都集结在村学校的校园里，先遥拜东面之皇宫，再向西南中国方向祈祷，村长致辞三呼“天皇万岁，皇军万岁”之后，由青年学生领头高唱《爱国进行曲》等，提灯游行至伊势田神社、巨榇神社参拜,最后回到校园再次致辞三呼万岁，前后折腾整整三个小时才散去。

京都市有组织的提灯游行，图中立于台上的有京都府知事、留守师团长等政府官员和军界人士。

与这种军国主义思维麻醉下的“欢腾”之景相对应的是，到1938年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全力开动。自1938年上半年通过和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电力国家管理法》等数部法律,日本经济进入战时统制状态,棉纱、汽油、饲料、硫酸铵、钢铁等几十种物资实施配给制。随后，下半年煤炭、废铁也实施配给制，进出口连锁制的范围被扩大。许多民间工厂依照军需动员训令(1937年11月发布)参与军需生产。1938年日本军工动员率占到工业的12%，其中76%是生产弹药。除了大批青壮劳力被征入部队之外，劳动力还出现自农业和服务业流向制造业的趋势。同时，为筹措临时军费，债券的发行不断扩充，到1939年春，46亿元临时军费中有39亿元来自发行内债。

然而日本是个生产原料匮乏的国家，无论是民用还是军需的原料大量依赖进口，尤其是从美国进口。随着国家进入战时体制之后，物资由专门负责物资动员计划的企划院调配，为了确保军需的生产，压缩民用生产所需物资的配比，加上部分生产力量转产军需品，直接导致民用产品生产不足、出口萎缩,而出口萎缩带来的是外汇收入的减少，特别是对美元区出口的下滑（ 1938年，日本对非日元区出口值仅有前一年的63.9%) ,导致对外购买力下降，又影响了生产原料的进口。这是个恶性循环。

当然日本还可以通过在国外举债来筹集外汇，即如日俄战争时在盟友英国那里所做的那样,但是企图限制日本扩张的美国根本不可能提供给日本这样的条件。由此1938年成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年，日本国力达到顶峰。尽管在跨入1939年之后，日本内阁通过并实施了《生产力扩充纲要》，但是直到二战结束,国力一直处于衰退之中。而人均生活物资供应量在1937年因开战囤积影响短期升高外,一路下滑。民间生活物资涨价，黑市开始出现。为了遏制这种情形，日本政府不得不于1938年12月出台了粮食最高限价。

同时日本的战时统制经济推行得并不-帆风顺。《国家总动员法》在议会就遭到了原有政党的抗议，被认为是荒唐的法律。尽管法律最终得到通过，但实施起来又是新的政治交锋。比如1938年底,陆军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第11条，发布命令，要求对银行贷款限制分红。这下触动了少壮派军人所痛恨的财阀们的利益，于是近卫内阁的大藏相、三井集团出身的池田成彬秉承财阀集团的意见，予以坚决反对，几乎造成陆军与财阀集团的正面冲突。最终双方勉强妥协。

在这种内忧外困之下，日本势成骑虎。其实早日结束战争早在1937年底1938年初就成为日本朝野和军方的共识,但是日本上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把握政策走向，反而在和与战摇摆不定的乱局里越陷越深。1938年10月中旬，日本军部制订了长期作战指导方针，经修改讨论后在11月18日确定。该方针提出“中国事变的处理，须利用目前获得的总战果，特别是本年秋季作战的成就，尽量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使之早日解决。如果早日解决的希望甚微时，国内外要进一步巩固长期持久的形势，在坚持继续战争的决心下，进一步做好确保占据地区的治安和自主的建设。在此期间，也要抓住时局的转机，在适当的时候努力解决之”。这是在武力侵略达不到预想效果的情况下，一面加紧政治诱降的工作,一面筹划将在中国的作战体制转为长期持久作战。

在政治诱降方面，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抛出了所谓第二次近卫声明，声色俱厉地一面宣扬“帝国的陆海军已攻克广州、武汉三镇，平定了中国之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然而，如该政府仍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直到打到它崩溃为止”，一面鼓吹“帝国所祈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

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也期待中国国民真正理解我国的诚意，与帝国进行合作。即便是国民政府……我方并不拒之门外”。这是公开的政治诱饵。9日，内阁又修改和通过了参谋本部制订的《关于调整日支新关系的原则》。日本军方则以此为原则在秘密战线上具体实施政治诱降。24日，陆军又下达了机密的《建立 支 那 新中央政府工作要领》，说明工作的程序和新政府组成方式。

然而，日本陆军对于政治诱降的对象产生了分歧。当时与汪精卫一系进行的重光堂会谈已经取得进展，负责谈判的参谋本部中国课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中佐将草案提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讨论获得通过,由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大佐（曾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工作，有中国通之称）接手管理。在双方草签协议（即重光堂密约)之后，影佐将协议送交五相会议讨论，再次获得确认，并将协议内容作为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然而参谋本部俄国课对战争拖延不决，影响对苏联战备大有意见,对中国课的能力抱有怀疑、派遣“俄语帮”的小野寺信中佐于1938年10月前往上海调研。

1938年11月14日，重光堂会谈中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右）与作为汪精卫代表的梅思平(中)、高宗武（左)。

小野寺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判断对汪精卫进行政治诱降是一种错误，应该直接与蒋介石进行沟通。他获得了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主要人员的支持（包括司令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河边正三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首席参谋公平匡武大佐)。返回东京后，他积极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活动，引发了影佐的大为不满,最终在影佐等人的压力下，小野寺被迫取消了他的诱降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日本政治诱降取得重大突破之时，贪婪无底线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协议如此简单达成觉得意外，于是翻脸不认账，狮子大开口,增添了更为苛刻的条件，几乎造成政治诱降的失败。“幸而”汪精卫虽然认识到“中国面临的苦难是如何将战争坚持下去，日本面临的困难是怎样使战争结束”，却一味妥协,既让日本人得到了一政治次品,也成就了自己半生恶名。

影佐祯昭

而在作战体制方面，日本陆军同时出台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明确“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的方针，并提出四点指导要领:

一、确保蒙疆地区的重要部分和华北、华中东部地区的现有占据地区，促进其恢复治安;支援亲日政权日趋巩固和发展。在这些地区，要使担任警备的部队尽可能固定，驻扎密度要高，以便于迅速恢复治安。又，在这些地区，要对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给予指导，使之在军的领导下协助维持治安。

二、在武汉地区配置一个作战军，使之控制江湖方面的敌主力部队。该作战军应适时对聚集之敌给以反击，挫败其抗战企图。但要注意避免战局的扩大。

三、仍须积极指导航空作战，特别要在制压敌人的战略、政略中心的同时，尽力消灭敌航空战斗力量。根据上述需要，为便于进行长期的、积极的进攻作战，应对在华航空部队的编组、配置及各项设施,逐次进行改编。

四、灵活运用谋略、政略的各项措施,削弱抗日势力。为支援上述施策，可根据情况，同时以一部兵力配合作战。对于在我占据地区以外之敌军，其中若有亲日反共倾向者，应采取措施给予保护或维持其占据地区等使之归顺，至少使之成为新政权外围的中间势力。

当然，除了政治和军事两手之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采取了其他手段为侵略服务。日军直接掠夺中国的财税、对中国企业实施“军管理”等。如占领两淮盐场之后，日军介入“指导”和“监督”，1938年度华中地区征收盐税8520万元,其中5600万元为日军所得。为了主导对已侵占地区的行政、经济管理，系统地掠夺资源满足日本战争需要，1938年11月18日，内阁会议确定成立兴亚院。12月15日，兴亚院成立，首相兼任总裁，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副总裁，另选率部侵略京沪的陆军中将柳川平助为总务官。

在1942年并人大东亚省之前、兴亚院对中国的各种资源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并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文化掠夺方案。如1939年4月19日，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将淮南煤矿及大通煤矿改组为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合并经营。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淮南的煤炭，压缩成本，日本资方以“尽一切努力完成增产五年计划”的破坏式方式生产，先后掠夺煤炭429万余吨,造成大量工人因饥饿、虐待和矿难死亡。

【未完待续……】

下期将继续讲述南昌会战的战斗战史，点关注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