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最着名的儒学大师贾谊，其实是个小鲜肉，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还是一个标题党，最喜欢的套路，就是不转不是中国人。

他在写给汉文帝的奏章《治安策》里，一上来就是：“皇上，现在情况好危急呀，太多的事都让我忍不住为您痛哭，为您流涕。”

痛哭流涕这个成语，据说就是来自这篇文章，不过他这个文风实在是有点惊悚，按理说汉文帝的时候，国家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可是在贾谊的嘴里，却是在暴风雨的前夜。

如此的贩卖焦虑，难免有点哗众取宠之嫌，放在今天，早就被封号了。

所以宋朝官员刘挚在给宋哲宗上疏时，援引《治安策》这段掌故，都觉得自己虽然属于文化不多屁话多的那类人，但对于这种文风，还是有点看不下去。

不过刘挚说到这里，话锋一转，马上又强调，贾谊虽然肉很嫩，脸皮很厚，又喜欢无事生非，但他这个喷子却一喷一个准，他的所有预言全部都应验了，所以贾谊是个牛人。

贾谊还有一篇更厉害的文章，就是《过秦论》，不知道今天还在不在中学课本里。

在这篇文章里，他探讨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像秦朝这么牛逼的制度，连两代都撑不下去呢？

说起秦朝，就必须要说商鞅变法，一说商鞅变法，我们又会想到韩非和李斯这些人，还有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毕竟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那他们的做法对不对呢？

我觉得至少在他们形成的那一刻，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

还是以秦国为例，为什么它会接受商鞅变法，肯定不是因为秦孝公吃饱了撑的，而是因为秦国刚刚丢了西河之地，也就是今天的黄河西岸。

前面我们讲了，李悝变法之后，魏国一度成为战国第一强国。

名将吴起率领的魏武卒，最远甚至攻到了今天陕西的渭南市，离后来的秦国首都咸阳，也就是一步之遥，而且魏军长期驻扎在陕西的大荔县附近，这就意味着潼关天险，已经在魏国人的掌控之下。

没有了黄河和潼关这些天然屏障，魏国人随时都能来秦国“串”个门，这要是万一哪天他们想通了，越过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直接打到当时秦国的首都雍城，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宝鸡附近，并不是一件太大的难事，因为秦国人已经无险可守。

这就是商鞅去套路秦孝公的时候，秦国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所以秦孝公为什么对强国之术这么感冒，那是因为别人的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前。

因此商鞅最初给秦孝公讲孔孟之道，是讲的一个国家该如何和谐发展，秦孝公听着不耐烦，那是因为秦孝公现在翔都堵到屁眼上了，正急着找茅厕，可是商鞅却在那里哔哔，卫生间该怎么装修才有格调。

幸好商鞅这人有眼力，一下子就看透了秦孝公的心思，第二次给秦孝公上课，就直奔主题，你想一夜暴富，那我就教你传销诈骗。

因此商鞅后来开出的那些猛药，也只有秦孝公才吃得下去，毕竟是因为形势比人强。

这就和上个世纪初，苏联遇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苏联最后搞出了一个斯大林主义，也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活下去才是一切的关键。

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虽然在俄语里是多数派的意思，但其实苏共是少数派。

这倒不是因为列宁是拿着德国人的钱搞了革命，也不是因为他签了有点卖国的《布列斯特合约》，这些都是权宜之计，都可以原谅。

真正让他们着急的，是因为沙俄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才是绝大多数，而布尔什维克依靠的工人阶级，在当时的俄罗斯，除了像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明斯克等等，这些不多的工业城市之外，其他的地方，基本为零。

而自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搞了土地改革之后，俄国的农民已经属于有产阶级。

既然沙皇给了他们这么大的优惠，他们自然是要把沙皇叫爸爸的。

所以他们和无产的工人阶级，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其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更倾向于白军一些。

你只要看过俄罗斯的这段历史，你就会发现，他们一会不卖粮给城里人了，一会又暗中支持白军了，反正处处和布尔什维克作对。

当然按照以前的苏联历史书，这些人不是地主、富农，就是各种坏分子，但是按照俄罗斯最新解密的资料，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脱不了干系。

而且在内战期间，农民参加白军的，基本上都是自愿，加入红军的，反而绝大部分是被抓的壮丁。

那这帮人既然这么不可靠，红军为什么还有强迫他们上战场呢？

毕竟打仗还是要靠人多，光靠大城市里的那点工人，是没办法打赢内战的。

那靠着少数信仰坚定的工人阶级，外加一大群三心二意的农民，红军最后为什么能赢呢？

现在很多人写书研究这个问题，得出了下面这个结论：

一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天生就习惯了统一领导，所以组织力超强，很容易就变成一块铁板。

而白军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民可不习惯被人管，所以大家谁都不服谁，动不动就内讧，自然就是一盘散沙。

二是工人阶级习惯了计件制度，效益工资，对奖惩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所以很快就能把这一套，运用到军队的管理上。

比如十月革命的创始人之一，托洛夫斯基就率先创立了督战队，也就是后来特务组织契卡的原型，契卡特别侦察部队。

这支部队主要由革命思想最坚定的水兵和工人阶级组成。

当时被称作：“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特别惩罚部”，简称“特别惩罚旅”，他们的任务是跟在红军后面，立即处决那些从阵地上逃跑、后退或者冲锋不勇敢的士兵和军官。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搜刮“地主”和“富农”的“多余”粮食，喂饱大城市的工人阶级。

而白军里主要的军官和士兵，几乎都是来自农村，大部分都是熟人。

农村里人情味重，不像城市里套路那么深，干这些有点下不了手，导致了奖惩制度不明确，这很可能才是他们战败的关键原因。

毕竟在残酷的现实里，血淋淋的战场上，谁更能卷，谁才能赢。

资料来源：Daniels, Robert V.,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Russia: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UPNE (1993)

因此在1918～1920年的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搞的“战时共产主义”，不管今天听起来让人有多么的窒息，但它实现了它的目的，就是击退14国的干涉，打败各路白军。

当世界变成了不是你放我的血，就是我要你的命的时候，只有一种逻辑是合理的，那就是生存。

就拿苏联来说，如果没有斯大林主义，他们就不可能在诺门坎打败日本人，在莫斯科挡住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扭转战局。

那他们就会遭遇当时中国人的命运，任由侵略者拔城掠地，烧杀抢掠，到处搞大屠杀，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甚至差点亡国。

回到战国时代，秦国也是如此，如果秦国没有接受商鞅的变法，白起率领的就不是虎狼之师，就会输给纸上谈兵的赵括，毕竟已经学会了胡服骑射的赵国人，战斗力也是空前强大的。

那就不是白起坑杀了40万河北人，而是赵括去活埋了40万陕西娃了。

所以一个制度是不是合理，是要看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离开了时代背景，空谈制度好坏，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我们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就能想明白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无论搞了商鞅变法的秦国，还是奉行了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这些政治制度，为什么一成功就崩溃呢？

这其实不是商鞅错了，也不是斯大林的原因，而是这种事干久了以后，很容易把手段当成了目的。

所以无论是李斯还是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都忘了最初商鞅和斯大林，他们这么干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而他们所采用的极端手段，只是迫不得已。

就像李斯忘记了老师荀子的教导，统一是为了消除战争，重建儒家的和谐社会一样，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忘记了，当初列宁他们搞10月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人人幸福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让苏联变成一个特权社会。

对于苏联来说，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基本上锁死了大国之间热战的可能，这就给了苏联重新调整政策的空间。

但是斯大林的那些继任者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时代的变化，一天到晚还想着和美国决一死战，过分地穷兵黩武，消耗了苏联绝大多数资源，这就让他们没有能力，去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对于冷战来说，竞争的关键，已经转向了社会的治理能力，科技和经济这些软实力。

科技强则军事强，经济强则人民富。

这样才能体现出制度的优越性，如果苏联人的生活，能让全世界羡慕的话，苏联根本就不可能解体了。

所以虽然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本人，但他并不反对斯大林主义，其后的勃利日涅夫也是如此，因此苏联的失败，就是把自己困死在了，已经不合时宜的斯大林主义里了。

同样，当秦国统一了六国之后，还是应该回到儒家的老路子上去，毕竟法家的本质，有点像武学中的七伤拳，威力固然大，副作用也不可以小窥，一味的用强，最终只能吐血而亡。

可惜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李斯，都已经习惯了路径依赖，竟然以为七伤拳是武学的唯一真理，所以秦朝的灭亡，本质上也是没有与时俱进。

这些为了适应极端条件而产生的极端制度，都属于以毒攻毒，用久了，肯定浑身是毒，因此他们的成功之日，往往也就是他们的毒发之时。

这才是眼看着他们起高楼，眼看着他们楼塌了的关键原因。

因此法家思想的初衷，是让儒家治理天下的方式，能够适应战国时残酷的国际环境，但是等到大一统的秦朝建立之后，却没有及时地修正，重回儒家最根本的原则，以“仁义”为本。

所以法家从此变成了残暴和失败的代名词，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西汉初年的时候，儒家知识分子们为了重新找回儒家理论的合法性，就开始了积极地和法家思想做切割，把儒家和法家，硬生生地变成了两门对立的学说，这就有了贾谊的《过秦论》。

不过抛弃了法家之后，该如何让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孔孟思想落地，他们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毕竟在周公那个时代，亲情的建立是靠着血缘关系，但是在一个大一统的社会里，人和人之间都是陌生人，那又该如何来实现彼此的认同，建立这种亲情关系呢？

同样，周代统治者的权力合法性，是通过礼法制度，分清楚远近亲疏，长幼顺序获得的，但是汉家的皇帝，是马上得天下，靠的是拳头大。

但光靠拳头大，凭什么就能成为全天下信服的“爹”呢？

所以即便汉家天子很喜欢儒家的学说，但却并不采纳，因为此时的儒家学说，在逻辑上有硬伤。

更何况汉初的皇权并不稳固，而最大的威胁，恰恰是因为学了周公之法，“封建”诸侯。

刘邦后半辈子，一直都在和异姓诸侯做斗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定了韩信英布等人。

等到汉文帝上台之后，同姓诸侯又纷纷崛起，尾大不掉，匈奴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强爹”又再次变成了政治需要。

而“强爹”最好的办法，自然又是法家那一套，但秦亡之后，法家恰恰又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那该怎么办呢？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汉初的皇帝束手无策，再加上残酷的秦末战争，造成了人口锐减，经济发展陷入了严重的倒退，也经不起再次折腾。

所以他们干脆选择了躺平，做缩头乌龟，也就是采纳黄老之术，搞无为而治。

但无为而治并不能消解这些矛盾，匈奴的威胁如芒在背，越来越强大的诸侯，早晚也要挑战中央，平静的水面下，酝酿着巨大的政治风暴。

所以贾谊才在《治安策》里说：“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

贾谊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无非就是如下三点：“削弱诸侯”、“分化匈奴”和“重视民生”。

这三条其实都是为了让汉家天子，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在具体的施政策略上，却又是互相矛盾的。

因为前两点又要走回“强爹”的老路，那就意味着又要折腾，而折腾老百姓就过不好，这就和贾谊在《过秦论》里的说法相矛盾，因为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让老百姓过得好，才是一切合法性的基础。

而如果想让老百姓过得好，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折腾，但不折腾又怎么去“削弱诸侯”和“分化匈奴呢”？国家又怎么可能长治久安呢？

因此虽然后世的学者对贾谊的评价很高，但是在汉代，大家觉得他不过就是一个嘴炮。

所以班固在《汉书·贾谊传》里说，贾谊这个人，年轻有为，但是没被重用也别不服气，因为他的文章虽然洋洋洒洒，但大多不切实际，因此班固强调，他并没有收录贾谊的所有文章。

所以汉初的政治家们，终究还是看不上儒家，他们觉得法家太狠，孔孟太蠢，儒生自己的说法都前后矛盾，又怎么可能让全天下相信呢？

一个在理论上都站不住脚的学说，用它的危险恐怕比不用更大。

这个想法其实是很高明的，因为一个理论如果漏洞百出，而且你早就和它没了一毛钱的关系，却偏偏要说自己是这个学说的拥趸，那别人就会利用这个学说存在的毛病，来攻击执政者的合法性，这不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挖坑吗？

汉初的皇帝既然也想不出什么高招，于是干脆学鸵鸟，眼不看，心不烦，得过且过，没想到这个态度，终于酿出了惊天大祸，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件事为什么促成了儒家，终于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