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共两党都措手不及的变化

其实日本的投降是可以预见的，但无论是毛主席还是蒋介石都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突然。

在我党1945年6月召开的七大上，毛主席对日本的投降时间做了判断，认为目前的战争形势已经明朗，我国军民从战略对峙转入了战略反攻，日军或许在1946年就会投降。

然而形势变化太快，随着美国两颗原子弹的投放，日本完全没有了支撑下去的勇气，于8月10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在五天后正式进行投降仪式。

面对这一消息，毛主席立即下达了三条指令：接受敌人的投降并消灭不投降的敌人；扩大根据地并占据交通要道；做好随时内战的准备。

而蒋介石也针锋相对，命令国军全力接手日军的据点和物资，如果与第十八集团军（即我军）发生冲突，“剿灭”；要求所有伪军原地转为治安军，并不得接受我军的收编；要求我军各部队就地待命。

很显然，国共两党都希望能够抢到日军留下的“遗产”，但与此同时，却又都面临着困境。

前面说过，日军的投降十分突然，当时国军主力还集中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在其他区域的兵力并不充足，别说东北了，甚至就连中部以及南京、上海等地，都没有做过提前部署。这可是为何蒋介石赤裸裸地不允许我军参与接受日军投降。

而再看看我党的部队，因为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在大部分区域都有根据地存在，但由于几乎所有高级领导都聚集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因此各地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想要与国军对抗，也是力有未逮。

延安地处西北，各地的领导们从这里出发，哪怕是到最近的太行山根据地，所耗费的时间也要用“月”来计算，更远的如山东等地，路程更是长达半年时间。

最夸张的要数海南，要知道为了准时到延安参加七大，其领导早在1943年下半年就出发了。真等到那时再指挥部队行动，恐怕连日军的渣都剩不下了。

因此，如何让各主帅尽快回到自己的部队，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而这时，叶剑英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建议：用飞机！

其实这也是受到了国民党的启发，当时蒋介石为了抢占先机，就借用了大量美军的运输机和军舰来转运部队。

我军虽然没有国民党的条件，但延安却恰好有一个美军观察组以及一架可以动用的老旧运输机，因此叶剑英才想到了这个方法。

不过叶剑英在提议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方案有危险。当然有危险！能到延安参会的，无一不是各部队、根据地的核心领导，一旦有什么闪失，对党的革命事业，不知有多大影响。

参加商讨会的杨尚昆感叹：确实要承担风险，但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于是，这个方案最终被提交给毛主席审核。

经过与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的商讨后，毛主席同意了这一方案，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关键问题：飞机从延安起飞没问题，但降落在何处呢？

这个目的地十分关键，不仅要方便各位领导向各自部队的行动，还要尽可能地安全，以免给国民党可乘之机。

经过慎重思考，毛主席将目光停留在地图上的一个黑点——太行山腹地长宁机场！

02

太行与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

太行山巍峨连绵，本来地势起伏，但在黎城县长宁村却又豁然开朗，变得一马平川，而这也给我党晋冀鲁豫根据地提供了一个条件——修建一座简陋的机场。

说起来，我党之所以决心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还要修建一座机场，也是因为美国人。当时美国因珍珠港事件被拖入二战，国内民意汹汹，随后也出现了一种呼声，那就是美国政府不应该只对国民党提供援助，对一直坚持抗日的我党，也应该给予支持。

于是罗斯福派出了一个观察组，以考察我党和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党中央为了让美国人能够切实感受到我军敌后抗战的艰辛，决定请他们到一线考察。

就这样经邓小平拍板，李达选址，根据地动员了附近十多里内的大部分村民，与我军战士们齐心协力，修建了一条宽四十余米的黄土跑道，供美国的飞机起降。

由于当时我党根本没有空军力量，这座机场除了跑道外，连基本的塔台和导航灯都无法布置，飞机起降时，战士们就点燃堆放在跑道两边的草堆，以起到导航灯的作用。

虽然如此简陋，但这座机场在投入使用后，却发挥出了远超预期的战略作用。在深入我党边区进行考察后，美国观察组负责人交给政府的报告中，肯定了我军在抗战中的关键作用，也生动描述了我军将士们的牺牲，为我党在国际上争取了声誉。

除此之外，这座机场也成为连接边区与延安的一座边界桥梁，有很多重要领导和文件资料，都是通过长宁机场空运到延安。

而且，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座机场也发挥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作用。从1944年开始，美军援助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起飞轰炸日军的军事目标。

不过在执行任务时，也有很多飞机被击中失事。而这时，长宁机场就起到了关键的转运后送作用。

当时，每当有美国飞行机组在太行山附近跳伞或坠落，根据地都会发动当地军民到山中进行搜寻，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一架B-29轰炸机，因飞机被日军击中，共有11名机组人员在太行山上空跳伞。

在民兵组织和当地村民的营救下，这11人均被成功救回，而过来接人的美国军官也送上了一大批巧克力等军需品作为感谢。毛主席便利用这次机会，向美军观察组提出了一个要求：送几个干部到八路军总部去。

毛主席也是经过考量的，因为经过之前的数次救助，美国的飞行员们和长宁机场附近的百姓们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语言不通，但每次在长宁停留，他们都愿意留宿在老乡们的家里，吃他们做的面，并留下军需品作为交换。

正是因为双方有着这样的感情基础，而非单纯的抗日合作，毛主席才决定兵行险着，借用美国飞机，运送我党军政高层。

而美军观察组也爽快答应了。

这其中的联系协调任务，被毛主席交给了长期与美国观察组打交道的叶剑英元帅办理。

03

让美国人震惊的乘客名单

借用美国运输机这件事关系巨大，保密程度很高，叶剑英元帅深知其中利害，因此，虽然他与美国观察组组长私交甚笃，也没有据实相告。

与组长联系时，叶剑英是这么说的：我们有一些同志离家一年多了，对亲人很是思念，想借一架咱们的运输机，尽快将他们送到太行去。

当时毕竟国共两党还没有撕破脸皮，美国也没有什么新的指示，再加上延安飞长宁是一条很熟悉的路线，观察组组长并未多想，一口答应下来。

虽然飞机和航线确定下来了，但为了保密，直到出发的前一夜，也就是8月24日晚上，中央才逐个通知到要乘机离开的领导人。

8月25日上午，一架破旧的美国运输机已经在延安机场做好了准备，机组人员和朱老总的秘书兼翻译黄华同志正在一旁聊天，这时，有二十人说说笑笑地走了过来。

当得知就是他们要乘坐这艘老旧到连舱门都关不严的飞机时，黄华都惊呆了，他太清楚这一群人意味着什么了。

让我们来看看这二十人的名单吧：

党北方局书记邓小平（核心领导人）、129师师长刘伯承（元帅）、新四军军长陈毅（元帅）、115师师长林彪（元帅）；

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副总理）、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政协副主席）、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张际春（中宣部副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太岳军区司令陈赓（大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萧劲光（大将）；

冀南纵队司令员陈再道（上将）、太行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宋时轮（上将）、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343旅旅长李天佑（上将）、晋察冀第4分区司令员邓华（上将）、新四军第7师副师长傅秋涛（上将）；

关中警备区副司令王近山（中将）、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聂鹤亭（中将）、冀鲁豫军区参谋长邓克明（少将）。

这可都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区主帅啊，随便那一个人出来写自传，那也是厚厚一本书的人物啊。

从他们曾任职务和后来的成就可以看出，这份豪华的名单都出现在同一架运输机，在党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从这些人的军姿和谈吐，就连美军观察组的都觉得他们气宇非凡，哪里是毛主席嘴里的普通干部啊，这是我党政军界的顶尖人才，现在竟然要一起挤在这座小运输机上长途跋涉，共产党真不怕出事？

其实担心固然是有，但革命者的乐观却在这些先辈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登机前，陈毅笑着说道：来来来，咱们一起拍照着，说不定还能当遗照用。

刘伯承豁达地接了一句：不错，要真能用上，可以给咱们党省不少照片费。说完，大家一起哈哈笑了起来。

为了方便与机组沟通，在现场的黄华同志自告奋勇地也一起登上了飞机，作为双方之间的翻译。

就这样，一架承载着我党战略期望的美国运输机，从延安起飞，在高空中飞向了太行山腹地。

说句题外话，叶剑英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后，喃喃自语：希望马克思在天之灵能够保佑他们平安落地。

马克思表示：明知我是唯物主义者还给我许了个唯心的愿望，这不难为我吗？

04

抢回来的战略主动权

1945年8月25日下午，太行军区李达司令员笔直地站在长宁机场，他手持望远镜，不断扫视着天空，这个动作不知已经持续了多久。

终于，一架飞机撞破云层，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他迅速示意战士们点燃道旁的草堆，不久后，飞机顺利地降落在长宁机场的黄土地跑道场，李达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群“祖宗们”平安落地了！

随即他立刻转头吼道：快给延安发电报，一切顺利！

而在延安焦心等待了4、5个小时的毛主席、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得到消息后，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别看毛主席果断作出了决定，但对这些领导人的安危，他也一直惦记着。

那么，毛主席兵行险着，在进行高层战略输送的过程中节省了数个月的时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二十位领导人抵达长宁后，根本来不及进行休整，立刻启程，分头赶往自己的目的地，而在此期间，全国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当时我军曾克林抢先一步进入东北，发现了东北当时混乱的状态，立刻建议中央务必抢占东北，争取全国的战略优势。

于是在路途中的林彪和陈毅接到了新的命令，原本要担任山东军区司令的林彪，改为赶赴东北，与罗荣桓一起指挥部队解放东北，这也成就了后来我军最强大的东北野战军。

而陈毅则由新四军军长改任山东军区司令，他到任之初，就发动了组织国军北上的一次大规模行动：破坏主要运输路线的铁规，为我党的东北战略争取了时间。

而就地留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指挥作战的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人，则在阎锡山已经抢占上党地区的情况下，率领部队围点打援，利用2个多月时间，歼灭近4万敌军，打赢了上党战役，这一战不仅打开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局面，更为正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毛主席，赢得了更多的主动，可谓意义非凡。

其他领导人也各自指挥部队和解放区开始对国军的进攻进行反击，让我党在国民党挑起内战的关键时期，稳住了局势，奠基了全国解放的基础。

可以说正是毛主席这一次极为少见的行险之举，快速扭转了日本投降后，我军在各地群龙无首的局面，也抗住了国民党对我党各解放区的第一波进攻，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全盘接受日军遗产，进而消灭我军的企图。

而且话说回来，对于这个决定，毛主席也并非没有把握，按照当时的国内外局势，美国也不愿意再看到中国继续陷入内战，也对毛主席前往重庆的安全进行了担保。

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配合国民党，加害我党如此多的高级领导干部。而且负责运输的，也是与我党有着多次合作、感情深厚的飞行员，完全可以信任。

因此，或许在我们看来，其中的风险太过巨大，但实际上，只要保密工作做得好，不出什么飞行意外，这个方案就是当时的最优方案。

而事实也证明，毛主席每一次关键时期的决定，都将我党和全国人民带向了成功。后来蒋介石得知这次空运的细节后，大为遗憾地说道：这本是千载难逢的消灭共军的大好机会！

可惜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白，我党最后的成功，除了依靠这些领导人外，更多地是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而恰恰是因为忽视了人民，才导致国民党最终败走台湾，沦为跳梁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