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

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

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 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

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

——《中国历史研究法》

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

中国自秦以下二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

只缘前清末年人，熟于西洋十八世纪时代如法儒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主、民主，政体有专制、立宪，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主专制。

不知中国政体，如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依照，极精密极完整的政权分配，使全国政府的行政机关各有依循，更不必有宪法，而政权自有节限。而况明代以前，宰相为政府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 帝王诏命，非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

——《文化与教育》

政府与皇室的划分，自汉以来即然。……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因于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

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就此许多初稿中选定一稿，或加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 皇帝画一“敕”字。经画敕后，即成为皇帝的命令，然后行达门下省。……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涂归”，意即将原诏书涂改后送还中书省重拟之意。涂归亦称“封驳”“封还”“驳还”等，其意义略相同。此项涂归封驳之权则属诸门下省。若以今日惯语说之，门下省所掌是一种副署权。每一命令，必须门下省副署，始得发生正式效能。如门下省不同意副署，中书命令便不得行下。

诏敕自中书定旨、门下覆审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则仅有执行命令之权，而于决定命令则无权过问。……

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故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中书省武则天改称“凤阁”，门下省武则天改称“鸾台”。）这仍是说一切皇帝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

直到宋朝，太祖赵匡胤开国为帝时，建德二年，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太祖欲派赵普为宰相，但皇帝诏敕一定要经宰相副署，此刻旧宰相既已全体去职，一时找不到副署人，该项敕旨即无法行下。宋太祖乃召集群臣会商办法，当时有人献议说：“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经宰相副署，此在甘露事变时，当时前宰相已死，皇帝临时封派宰相，即由尚书仆射参知政事者盖印，今可仿此方式办理。”同时即有人反对，谓“唐代甘露事变，虽曾用此方式，但为乱时变通权宜办法。今大宋升平，不应采此方式。”如是再四商讨，始决定由当时开封府尹副署盖印行下……当时开封府尹是赵匡义，又系宋太祖的嫡亲胞弟，后来即为宋太宗。这才算完备了这一诏敕的法定手续。

根据这一点看，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说皇权、相权绝不分别，一切全由皇帝专制。我们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着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着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