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公然扩张和项英的犹豫

早在新四军刚刚向抗日战场开拔后1个多月，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给项英一份有关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毫不掩饰的做出命令：新四军应该利用日军进攻正面、后方空虚的时机，首先遵从国民党的命令，开到他们指定的区域中去；然后，就要冲破国民党政府“画地为牢”的限定，进一步东进北上，向苏中苏北发展。

显然，毛泽东话说的很明白，新四军只是开始听从国民党命令，为的是站住脚跟，随后就是自行其是，自我壮大。

在当时抗战如此吃紧的情况下，就凭这一条命令，就等同于公然武装叛乱了。

新四军从6月1日正式开入苏南以后，刚开始还是不错的，主要进行一些游击战，收编了一部其他敌后抗日武装。自然，手段有些铁腕，有时候也把听命于国民政府的武装吃掉，但总体还算守规矩。

也就是说，新四军当时大体还是在划定区域活动，并没有公然和其他友军发生全面的交火。甚至偶尔还和友军配合作战。1938年8 月23 日，新四军二团三营还配合国军七十九军一部进行了珥陵河川伏击战。

但是，新四军的抗战战略决定了它必然要和国军翻脸。苏南新四军划定的区域，其实面积并不小。比如，新四军第1支队和第2支队的区域是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以北，丹阳以西，东西100多公里，南北60多公里。

大家翻开地图看一看，以新四军第1，2支队只有4000人的规模，而所在的面积已经包括今天的数个地级市，大约是苏南面积的二分之一大，地区人口少说也有百万以上，照常理来说是完全够大了。

不过，新四军的目的并不是在本防区坚持抗战，而是尽一切力量扩充自己，那么这么大的地区自然就是不够了，越大越好嘛！

至于第3支队的作战区域也不小，包括芜湖，宣城以西，铜陵以东，青阳以北，长江以南，东南一百公里，南北50公里。

不过第3支队还有一个主要任务，是保护云岭新四军总部，所以无法随意越境，发展有限。

而第4支队则在安徽中部淮南铁路沿线，也就是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东西也有100公里，南北60公里，地盘也不小。

大家可以看到，国民政府给四个支队划定的区域，就他们的规模来说已经相当的大了，并没有明显的故意为难、限制的意思。

根据当时国军惯例，各部队务必严守自己的活动区域，不得随意越界，一旦擅自越界就属于叛变。

就比如第五战区的部队，绝对不允许随便进入第九战区。同时第五战区的部队，如果没有命令，不得随意进入其他部队的控制区。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也都是这样，这也是军队之所以为军队的最基本的东西。

当时项英虽然也是老革命，心思自然是放在我党身上，是支持毛泽东的命令的，但他要考虑到新四军的现实。

目前正是1938年、1939年，是全国人民拼死抗战，抗日情绪最高的几年。如果选择此时公然和国军内讧，自然就是违背民意，怕是各方面都交代不过去。

所以项英总体还是息事宁人的，很多时候都用了缓招，尽量避免和国民党的正面激烈冲突。

不过，这并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项英是什么右倾，听从王明的主张维护国民党的利益。

1938年3月到4月，项英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开展江北工作建议，还建议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让张云逸统一指挥第4支队和新建的第5支队。

为了支持张云逸，项英将所有能用的部队都给了他，甚至连自己的军部特务营都交给了张，自己仅仅留下一个连。

项英的种种行为，说明项英也是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命令的，只是他执行的时候有自己的方式。

况且，相比华北来说，国军在华中华东这一带的敌后力量很强。华北的河北，山东，察哈尔都是地方军阀宋哲元，韩复榘的地盘。战前国民政府无法涉足这些省份，军队和政权都无法进入。随后的战斗中，宋哲元韩复榘先后逃走，根本没有做持久战的部署，所以敌后作战也就无从安排。所以八路军开入河北的时候，很多地方并没有国军正规敌后武装，都是些地方力量，不堪一击。

华中地区则不同，它本来就是国民政府核心区域，在国军撤退之前已经布置了大量敌后武装，安徽，江苏境内国军总数超过10万人。

沪宁杭一线大撤退的时候，地方政府都奉蒋介石命令留下。县有县政府，区有区政府，京镇地区也有京镇督察专员公署，所以当时地方多是由国民政府的县长和机构控制，地方行政力量还是很强的。

面对国军敌后武装的强大力量，区区1万新四军想要硬拼，至少在初期也不会成功。

项英当时也不容易，他左右为难。毛泽东的命令要执行，但如果执行出了问题，导致新四军出现较大的损失，责任仍然要由他承担。

所以在第1，2支队开入游击区以后，项英命令不要和国军正面交火，也暂时没有赶走国民政府的地方官员。不过，新四军仍然任命了自己的行政官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为了掩人耳目，这个地方政权并不是中共的名称，而是所谓的抗敌自卫委员会。抗敌自卫委员会成为实际上的政权机关，既管政治，又管军事，也管财政。

这样一来，一个地方最少有两个政府，有的还有三个。

由于这里是划定给新四军的游击区，所以这个区域内新四军自然是一手遮天的，显然，这也是应该的，毕竟这是划给你的作战地区。

但根据国民政府的惯例，军队不得干预地方政权，只是新四军完全无视。所以虽然顾祝同一再要求新四军不得过问地方行政，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被新四军击垮。

苏南新四军的防区已经完全成为他们的地盘。

可以这么说，新四军在自己的地盘中，虽然击垮了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也属于公然违抗军令，但终究也可以勉强接受，至少也可以用一句为了抗战来解释。

只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一支军队掌握了地方行政，就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想要控制他们就很难了。

唐朝末期惨烈混战，就是因为藩镇节度使享有军权和行政权。唐灭亡以后半个多世纪，藩镇割据仍然混战，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以至于中国人口急剧减少百分之七十五也是不难理解的。换句话说，新四军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和军权，实际就处于割据地位，是新的藩镇，国民政府也就很难控制它了。

至于在苏南的对敌作战上，新四军第1支队第2支队兵力不是太多，更畏惧南京，苏州，上海都有日军重兵，所以基本都是小打小闹，害怕触怒日本人。

所谓着名的韦岗伏击战，1938年6月15日夜，伏击日军30多人的5辆汽车，结果击毁汽车4辆，毙伤21人。

之后直到全军向北开拔离开苏南，新四军在这里从没有打过一个大仗。

而且，翻开我党的新四军战史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被动的反扫荡以外，就算这样的小仗也是不多的。

诸葛亮说新野的刘备是衰弱的病人，不能用猛药，只能慢慢调理恢复健康，然后才能做别的打算。

新四军也是类似，开始安分不过是因为立足未稳，一旦站住脚就不同了。

到了1939年1月，经过大半年的经营，新四军1，2支队已经在苏南划定的地区站住了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兵力也从4000人猛增到8000人，随后自然开始不安于自己的防区了。

当时新四军想要扩大地盘，无非是东进和北上，相比起来，从地理上来说，自然是东进苏锡常沪比较容易，而北上苏北则需要渡过长江，这并不容易。

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是在丹阳以西，如果向东越过丹阳就属于违抗军令。

当时项英还对是否继续东进，北上有所疑惑，一线的陈毅倒是坚决要求和国军火拼争夺地盘，还要求项英把皖南的部队也增援过来。

自然，新四军内支持陈毅的多，但支持项英的人也不少。支持项英的人认为，也不是说不要对付国军，但目前武汉会战正在进行，全国抗战正如此吃紧，全国人同仇敌忾，民意难违。

如果新四军此时主动越界进入友军地盘，甚至主动攻击国军来内讧，光是舆论方面也就无法交代。

当地老百姓甚至部分新四军官兵怕也是无法信服，这对于新四军来说自然是极为不利的。

针对新四军上下的一些疑惑，以及行为上的犹豫，毛泽东朱德都极为重视，甚至做出决定性举动，他们派周恩来亲自来皖南贯彻思想。

193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周此行主要目的就是执行毛泽东继续抢地盘的思想，由此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其实，周恩来到这里之前，项英已经执行了部分命令，开始向东向北发展。

早在1938年7月，新四军已经开始向北发展，1938年9月进入友军控制的丹阳，武进，但前进距离不大，只有几十公里，目的是试探。次年4月，新四军大举开入无锡，苏州，常熟，江阴，太仓，完全侵入友军地盘。

这是往东，往北的进展也很顺利，1939年4月，新四军击溃国军江苏省保安第九旅所属贾长富团，占领扬中。扬中是长江中的第二大岛，也是扼守通往长江以北的道路。新四军占领扬中，也就完全控制了通往长江北部的道路，为下面做铺垫。

当时这里完全不是新四军的作战区域，为了掩人耳目，新四军将挺进这些区域的部队改称江南抗日义勇军第2路军，还将他们的领袖叶飞改名为叶琛，老萨实在无语，真有一套啊！

到了1939年7月，这部新四军已经进入上海近郊的嘉定，青浦地区，深入友军控制区200多公里。

在东进的同时，新四军还在南下。1939年夏天，第1支队一部进入太湖地区，将力量渗透进入浙北。

此时，新四军已经进入了苏州，常熟，太仓，江阴，无锡地区，获益良多，规模从1个团1000人扩大到5000人。

国民政府开始被江南抗日义勇军所迷惑，以为又是地方老百姓搞起来的武装力量，但很快冷欣（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主任，是江南新四军的顶头上司）、顾祝同等人就发现原来这就是新四军。

对于新四军跨越防区的行为，第三战区虽然多次命令其返回，但终究屁用都没有。

其实连控制新四军越界都做不到，命令新四军作战也就更不可能了。

1939年日军大举进攻皖南，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吃紧，命令新四军一支队去接替国军108师，担任芜湖以东水阳一线的阵地防御。陈毅跑到冷欣处大吵了3天3夜，最终仍然一个兵也不出，这件调兵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1939年9月，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在江阴马镇附近激烈交火。忠义救国军在苏南多年，实力强大，在1940年夏总人数近3万人，鼎盛时期高达10万人，是八年抗战中沪宁杭三角洲主要敌后武装力量。

当时新四军江抗的5000人还不是忠义救国军的对手，马镇交火吃了小亏，第2路司令吴焜战死。

此战规模很小，意义却大，也动摇了项英的信心。

除此以外，占领扬中和挺进东部以后，国民政府对新四军相当震怒，各种批评如雪片一样飞来，这样项英感到巨大压力。

尤其是占领扬中，也就打开了新四军北上苏中苏北的大门，对此国民政府反应很大。

当时主攻扬中国军的为管文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求新四军，立即将管文蔚交付皖南严惩，甚至还悬赏捉拿。

管文蔚很心惊，曾经赶去向上级汇报，当时项英，周子昆，袁国平都在。

管文蔚说：现在国民党闹得很厉害，说扬中没有日本鬼子，我们却去打扬中，属于叛乱，还悬赏捉拿我。我们要不要撤出扬中？

项英却说：占领扬中是既成事实，不必再撤出来了。

随后，又由陈毅出面，说管文蔚只是地方民众抗日武装，不是新四军部队，只是名义上属于新四军管辖而已，新四军管不了他。

顾祝同没有办法，只得不了了之。

所以说，之前项英对是否立即东进有所疑惑，但真正东进以后，项英还是绝对支持的。

粟裕回忆：项英同志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仍然顾虑重重。当时，苏南敌后空隙很大，群众在日寇躁踊下，迫切盼望抗日领导力量的到来，是我军获得大发展的好时机。项英同志却把过多的力量，其中包括经过战争锻炼的许多骨干力量和大批知识青年留在皖南。后来还把已在苏南敌后取得了一定作战经验，并初步改善了装备的主力部队第一团、第三团先后调回皖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项英同志不仅不敢理直气壮地予对方以反击，反而责难我们“破坏统一战线”。一九三九年五月，陈毅同志决定派叶飞同志率领第六团挺进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活动。项英同志得悉后十分恐惧，急电制止。那一天，陈毅同志把项英同志的来电交给叶飞同志看。电报中说了两点：澄锡虞是日寇控制的重要地区，交通便捷，部队去了会被消灭；那里不是国民党划定的防区，我们去了，会破坏统一战线。这时，陈毅同志面色阴沉，一言不发地在室内来回走动。稍停，突然问道：“你带部队到澄锡虞，会被敌人消灭吗？”叶飞同志坚定地问答：“不会的。我们不仅不会被消灭，反而还会发展。”陈毅同志严肃地拍着胸说：“好。部队被消灭由你负责，破坏统一战线由我负责。决定去。”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广大指战员就是这样坚决地抵制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

所以说，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哪怕不懂多少政治的粟裕也很会做人，更会跟着党的步调走。

皖南事变后把项英立为右倾投降主义分子，粟裕自然要和党保持一致，所以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是被他回避的了。

实际上，项英还是主张东进的。在10月，东进的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败退回扬中以后，10月26日项英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明确写道：西移，是因为他们无信心以及不了解坚持东麓的意义所致。这是大的失策，增加今后困难。但事已如此，不能冲回东部。

这说明了项英的基本立场，并不是反对东进的，但粟裕有提过吗？完全没有。

由于东进不利，9月29日，新四军江南负责人陈毅被迫与国府江南行署主任冷欣谈判，拟定双方撤兵方案，双方各让一步。10月新四军一度撤回扬中，忠义救国军也一度后撤，双方留出安全距离。没想到，11月后新四军再次进入这一地区，双方又有多次小规模交火，新四军都没有占到便宜，陷入胶着状态。

东进虽然有一定进展，但其实这个区域并不适合新四军。

当时这一区域，日伪力量很强，每个大城市都有日伪重兵，而忠义救国军的力量也很强，新四军虽然猛龙过江，但在同时面对两个敌人的情况下很难站住脚。

因为汪伪政权首都就是南京，此处驻扎日伪重兵，而从上海到南京一线，苏州，无锡，常州，杭州都有日军主力驻扎。日军在南京，上海，苏州，杭州都驻扎1个师团，甚至在镇江这种小地方也有1个旅团兵力。加上沪宁杭一带交通比较发达，有铁路，公路，有利于日寇快速调兵，所以新四军发展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