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炳熙首先派出雷高升的老朋友刘某，上山劝雷高升投降。

敌人开出的条件非常优厚，承诺“投诚”后让雷高升担任团部独立分队长。

然而，雷高升意志坚定，坚决拒绝：“让我投降，做梦去吧！”

但是敌人并不死心，他们想，也许是对方认为劝降者级别不够高，或者嫌官小。

过了几天，敌人又派特务连连长姚炳文亲自上山劝说，还说“想要什么官，好商量”。

雷高升冷笑了一声说：“就是给我个县长我也不稀罕。”

又隔了一段时间，敌第三营营长朱启佑又上山了。

这时候，雷高升动心了，他想，不如将计就计，将敌人吃掉，还能缴获敌人的武器。

于是，雷高升跟敌人约定后天在山下“投降”，打算到时候伏击敌人。

然而，朱炳熙非常狡猾，他看出了雷高升的意图，在收编的那一天，派出3个连的兵力。

如此一来，“收编”变成了一场恶战。

因为双方都有防备，谁也没有吃掉谁，两败俱伤。

之后，雷高升率部仍回山上坚持打游击，敌人暂时也奈何不了他们。

因为小横坑山高谷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加上树林茂密，便于隐蔽，敌人“进剿”时红军与之“捉迷藏”，放冷枪，将敌人弄得晕头转向，无计可施。

但是前面也说过，这里是穷乡僻壤，人烟稀少，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红军无法补充给养，遇到极大困难。

没有房子，他们只能搭建简易的茅舍躲避风雨；没有食物，他们只好采摘野菜野果。

万般无奈，雷高升让战士们下山，到表山将大恶霸地主郑九旺抓来做人质，让其外甥

带着两筐银圆来赎人。

可是，郑九旺的外甥是个赌徒，在半路上竟然把银子输了一箩筐。

这小子无法交差，只好带着剩下的银子溜之大吉。

这就可害苦了他的舅舅郑九旺，也害惨了红军。

红军断了财源，又到了寒冬腊月，缺少冬衣，野菜野果也不多了。

无奈之下，雷高升只好动员多病体弱的红军战士下山回家。

这些战士非常不情愿，纷纷表示，死也要跟大家在一起。

红军资料照

雷高升苦口婆心劝说，承诺将来去接他们，战士们这才含泪下山。

1932年春，蒋军当局调集浙保四团和地方武装2000余人，缩小包围圈，还用上了大炮，红军处境岌岌可危。

但是由于地形复杂，敌人想要消灭红军也不太可能。

在此情况下，浙保四团的朱炳熙和蒋军永嘉县县长张感尘又打起“劝降”的鬼主意。

他们首先让雷高升父亲的朋友陈某上山劝说雷高升；接着又让雷高升的老师、当地乡绅周子庠等进山劝降。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雷高升有了新的考虑。

他的动摇不是要叛变投敌，而是将计就计，来个假叛变，先渡过眼前的难关再说。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有机会再东山再起。

4月中旬，周子庠再次到山上的时候，雷高升开始跟对方谈条件。

朱炳熙承诺说：只要雷部愿意“弃暗投明，痛改前非”，保证既往不咎。

不仅如此，愿意效力的，还可以根据雷部官兵具体情况让他们担任军职，对雷部士兵配发武器，发放薪水。

雷高升经过考虑后，提出“投降”的基本条件：

红军部队不分散，不混编，仍旧保持单独编制；二、所部不进城，不听调遣，仍驻扎在楠溪岩头；三、对雷部官兵不歧视不克扣，军饷要按例拨给。

雷高升提的条件符合红军的最大利益，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不坚持这样的条件，那这支队伍就会被“拆分”，面目全非，失去控制，想要东山再起可能性很小。

因此，雷高升也只能这样。

不得不说，红军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红军不是真心投降。

出人意料的是，朱炳熙和张感尘竟然不打折扣地接受了高东升苛刻的条件，还提出当面会谈商讨实施细则。

雷高升喜出望外，随即带李希文、卓平西、胡黄金、汤克中等九名助手到温州城区，与朱团长、张县长直接进行谈判。

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如下协议：

取消对雷高升等人的通缉令。

不改编雷高升所部，整体冠名为永嘉巡缉队，负责驻守岩头维持地方治安。

雷部的军饷全部按例发给，不得歧视，与本部人员平起平坐。

委任周子庠为永嘉巡缉队少校队长，雷高升为上尉副队长，其部下分别委任为分队长、排长、特务长、司书侯差等职。

拨给雷部320支枪、24箱子弹、400袋大米和军装数百套。

朱团长、张县长表示，为了显示诚意，先发给雷部大米12袋、军装120套、水壶60个，并拿出大洋千元，交雷高升带回。

需要指出的是，与敌人的谈判一直是瞒着战士们进行的，协议既然达成，就该告诉大家了。

5月10日，雷高升回到永仙边境驻地，召集小队长以上红军骨干和部分红军战士开会，向大家通报了以上情况。

没想到，大家意见不一，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赞成，说雷师长想到了一个高招，这样可以度过难关。

也有不少人反对，说蒋军不能轻信，担心上当受骗，一旦下了山，那就由不得我们了。

游击队长金永洪也认为此事有点蹊跷，蒋军方面答应太干脆，条件太诱人，其中怕是有诈。

用现在的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

他瓮声瓮气地说：“让我向敌人低头，还不如死杀山上，万一中了计，死得太窝囊。”

用现在的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

听了大家的争论，雷高升陷入了沉思，他的心情也非常沉重。

出生浙江省瑞安县的他，1926年就加入组织，历任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支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团(师)长、代军长等职，跟蒋军较量了这么多年，大小仗打了几百场，身上六处负伤，但是他从没有屈服过。

现在让他向敌人低头，比杀了他还难受，可是为了事业，他觉得是值得的。

再说了，红军下山后，只要部队还在一起，坚持不进城，就不怕敌人使什么花招。

如果说出事，应该在几个月以后，到时候他们早就渡过难关，回到山上了。

但是部分同志不同意下山，自己也不能勉强，留一部分人在山上也是好事，对敌人也是一种威慑。

最后，雷高升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不同意的可以留在山上，根据事态的发展再做决定。

愿意下山的，大约70多人，编成5个分队，分别由5个骨干分子担任队长，将那些较好的武器分别埋藏在几个秘密的山洞中。

5月22日，雷高升带着部队到达岩头，眼看着要接受“招安”，能为部队带来一线生机，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放松。

他们哪里想到，即将面临的是一场杀戮。

这时，朱炳熙、张感尘已经磨刀霍霍，设下埋伏。

几天前，省保安处和省府给他们下了密令：“就地解决，毋得漏网，以杜后患。”

为了防止有人“放水”，省里面还派专员携带电台到永嘉岩头亲自坐镇，现场监督。朱炳熙和张感尘为此进行商量，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是通知雷部头目来县里领饷，当场拘捕，再将其部属歼灭。

二是在雷部头目前来接受投降的时候，直接一网打尽。

第一个方案可以取得最大战果，但是一旦红军负责人不到齐，会带来麻烦，还不如在其驻地直接将其官兵全部包围，一网打尽。

为了能将红军全部解决，朱炳熙派出最精锐的第三营第七连执行此任务。

该连装备精良，有机枪若干，枪械全部是德国进口，士兵也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

5月22日傍晚，三营营长朱启佑带领部队在岩头东宗祠堂周围设下埋伏。

5月23日上午，雷高升带领战友走进暗藏杀机的岩头东宗祠堂。

朱启佑满脸堆笑，对雷高升的到来表示欢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然后他发布命令：“今天的收编要分两处进行，刚参加红军的到一里外的岩头小学去，给登记造册。”

“老兵就不必去了，留在东宗祠堂，大家集体合影，做个纪念，不会亏待你们的。”

新兵离开之后，朱启佑要求雷高升等16人名骨干放下武器，换上蒋军军装，到里面分祠堂去列队照相。

雷高升他们无奈，只得进去。

其中有个叫戴元谱的连长看出端倪，悄声对雷高升说：“师长，这枪不能丢，丢了我们就完了。”

雷高升苦笑着说：“到这时候，拿枪也没有用，只能赌一把了。”

尽管如此，戴元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右手紧按着腰间的手枪，虎视眈眈。

内祠堂

就在雷高升进去，大门关闭之后，外面枪响了。

戴元谱还没有拔出手枪，潜伏在祠堂大梁上的蒋军兵就对他扣动了扳机，正中戴元谱头部。

这个14岁就参加革命，身经百战的战士，就这样死在敌人的枪口下。

随即，祠堂内枪声大作，机关枪的“哒哒”声，手枪、步枪的“砰砰”声响成一片，没有进去的红军干部纷纷中弹倒下，他们手无寸铁，只能任人宰割、含恨九泉。

祠堂内顿时血流满地，惨不忍睹。

那些分往岩头小学照相的红军战士，听到东宗枪声后知道有变，便四处逃散，但为时已晚，多数战士牺牲。

进入分祠堂的雷高升等人赤手空拳，也只能任凭敌人杀戮抓捕。

最终，雷高升等6人被俘，其余人全部牺牲。

次日，朱炳熙、张感尘将雷高升等人押到温州。

5月28日，雷高升等同志在温州资福山刑场英勇就义。

临刑前，一个刽子手上前插死刑戳牌时，被雷高升狠狠地踢了一脚，疼得对方死去活来。

临刑时，面对观看行刑的群众，雷高升振臂高呼口号就义。

“岩头事件”后，浙南的武装斗争之火并没有熄灭。

游击队长金永洪当时执意不下山，在雷高升等战友被害后，坚持在仙居西南山区进行游击战，他们接受雷高升血的教训，不再对敌人抱任何幻想。

“岩头事件”让红军损失惨重，导致十三军和红一师（团）主力解体。此后，红十三军进入了各余部分散坚持斗争的艰苦时期，红军游击队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信息闭塞的情况下，组织上对岩头事件的经过并不知晓，起初认为是一起叛逃事件，认为雷高升是叛徒。

在经过调查后（包括走访了事件的唯一幸存者卓平西），得知了事件的全过程，确信雷高升是诈降，后评定为烈士。

岩头事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它本不该发生的，只因为太过自信，对敌人也太信任了。如果保持警惕，惨案也许可以避免。

红13军战士戴中飞回忆说，事件发生的头天晚上，他从老百姓那里听到风声说“省防军有人说，明天要抓雷高升”。

他立即向雷做了报告，担心红军中了敌人的圈套。

但雷高升不相信，他说：“敌人要抓我的话，去谈判的时候招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