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其他高级干部也基本都与敌人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然也不乏在危急时刻背叛组织，加入国民党的贪生怕死之辈。

但是有一位高级将领带领部队成功突围，但是迎接他的不是赞扬，而是长达1年的审查。他的整个前半生都在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做斗争，战功卓着，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早年身体流淌“红色血液”

这位在“皖南事变”中成功突围的高级将领就是傅秋涛。1907年，傅秋涛出生在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贫富差距极大。

傅秋涛的家庭一直都比较清贫，父母只要有闲暇时间，就是给富农或者地主家里打零工，靠着夫妻二人的辛勤劳动，只能满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秋涛每天的生活就是放牛。

这种家境就注定了傅秋涛不会有上学的机会，十岁的时候傅秋涛便也开始去地主家里打工，只为讨口饭吃。

在地主家里，傅秋涛没少吃苦，小小年纪就不得不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一天只有1个粗粮馒头。无数像傅秋涛这样的儿童工人都在地主的压迫下死亡。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也开始传入中国，这种“红色”思想很快涌进了中国农村地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傅秋涛也看出，在那个黑暗腐朽的社会里，农民要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参加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

恰好当时共产党在傅秋涛的家乡成立了雇工农会，主要目的是保护雇工的权益。1925年，傅秋涛在三眼桥参加了雇农工会，从此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由于出色的表现，他在后来还担任了工会的委员长。

1927年，当时傅秋涛在平江嘉义做工，正好赶上了平江农民扑城暴动，傅秋涛见状马上加入其中，组织农民暴动。

1929年3月，傅秋涛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当时加入共产党是所有无产阶级革命者梦寐以求的事，傅秋涛也不例外。

入党后，傅秋涛更加积极地参与党的建设，积极配合我党的农民运动。1930年，傅秋涛已经成为了嘉义赤卫团的政治委员。在红军攻打长沙的战斗中，傅秋涛带领2000多名赤卫队队员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战斗结束后，傅秋涛又先后担任了平江县工会委员长、湘鄂赣省总工会委员长。

1933年，傅秋涛担任湘鄂赣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后来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对我军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傅秋涛带领红军，多次在局部作战中挫败国民党军队。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傅秋涛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国民党的围剿下，湘鄂赣边区损失惨重，傅秋涛带领红军残部在湘鄂赣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在当地军民的支持下，他重新建立了红16师。

1935年，傅秋涛带领部队频繁攻击国民党的零散部队，其部队的规模也从原来的1000人扩充到了5000人。

但是树大招风，国民党军队再次集结兵力对红16师进行“围剿”，由于部队准备不足，面对国民党的优势兵力时损失惨重，只剩下了几百人。

傅秋涛带领这几百人躲进了深山，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斗争，他们只能靠吃野菜、住山洞度日。后来部队开始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以游击分队的形式继续袭扰国民党军队。

由于傅秋涛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作战策略，使得红16师成功躲过了敌人的“围剿”，保存了有生力量。

日军全面侵华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湘鄂赣地区的傅秋涛参与领导了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他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成了湘鄂赣人民抗日游击队，傅秋涛担任总司令。

1938年，傅秋涛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并率领部队进入了高淳、溧水地区，与日军开展游击战，并建立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日军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傅秋涛带领部队沉着应战，在父子岭战斗中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并在第二年10月份，夺取了被日军占领的泾县县城。

在傅秋涛的带领下，部队的规模越来越大。
“皖南事变”中率部英勇作战

到1940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兵力已经发展到了50多万人，并且在全国建立了大量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人口数量更是达到了5000万人。

我党武装力量的不但扩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惊慌，他们声称：“抗日战争以来，共产党三年的时间部队扩充到50万，按照这种势头下去，再过两年就会变成100万，到那时候还有国民党活路？”

其实“西安事变”后，虽说蒋介石答应了共同抗日的要求，但是国共两党一直都是“面和心不和”，国民党一直都希望借助日本人之手消灭我党的武装力量。

并且在1939年10月国民党就停发了新四军的军费，1940年10月又停发了八路军的军费。在华中、西北地区多次制造摩擦，想挑起事端，但是最终没有得逞。

随后，国民党顽固势力又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华东一带。当时新四军正在华东一带活动，但是实力远不及国民党第三战区。由于活动区域靠近京沪杭等战略要地，所以国民党军队一直想吃掉新四军。

双方在华东地区也是摩擦不断，由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领的保安部队多次与新四军发生冲突，双方先后爆发了郭村战斗、黄桥战斗、曹甸战斗，韩德勤的保安部队组成复杂，战斗力薄弱，在这几场战斗中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以及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并对我党部队进行污蔑，声称一些列的摩擦都是因为共产党军队引起。

两方不得不派出代表进行谈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甩出了《中央提示案》，对我党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

其中要求我党立刻缩减部队，只准保持在10万人规模。并且将所有部队调往黄河以北的鲁北、晋北、冀北等狭小地区。

这无疑是将我军置于危险之中，一旦北渡黄河，我军就会陷入国民党和日军的两面夹击中。但是为了稳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毛主席最终选择作出让步，提出了“两面”政策，即一面尽量缓和两党的关系，避免内战，一面对蒋介石“软硬兼施”，只命令新四军北撤。

经过多方面的考虑，新四军选择从云岭南下至茂林，从三溪绕路，转至天目山脚下，从而避开国民党第52师和108师，然后经过苏南北渡。

新四军分为了三个纵队，其中傅秋涛为第一纵队司令，带领3000多人最先出发，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

1941年1月4日，傅秋涛带领部队从土塘地区出发，不巧的是，当天正好赶上了下雨。大家只能冒雨前进，河水上涨，导致浮桥被破坏，战士们只能手拉着手，从冰冷的河水中淌过。由于所有人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加上前方道路泥泞，傅秋涛不得不命令部队休整一天。

国民党发现与新四军的电台中断了，于是向四面八方派出哨骑，终于发现了正在转移的新四军。

6日，傅秋涛带领第一纵队通过了裘岭，侦察兵跑来向他报告：“前方的榔桥河已经被国军第52师占领，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的一部分也已经与搜索的国军展开了战斗。”

此时新四军的退路已经被截断，面对这种危机，新四军军长马上组织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全军集中力量攻打星潭，星潭是通往三溪的必经之路，对于新四军来说意义重大，它关系到新四军能否杀出重围。

而此时的傅秋涛已经通过了裘岭，并占领了榔桥河四周的一些据点，由于部队太靠前，已经和第二、第三纵队脱节。

而此时的第三纵队在敌人的阻击下寸步难行，第二纵队也许久不能攻下星潭，自身也有了较大损失。面对这种局面，叶挺和项英产生了分歧，叶挺认为星潭是新四军的唯一出路，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项英则认为这些部队是新四军的骨干，对日后军队的建设有重要作用，不能就这样牺牲。

傅秋涛面对这种局势也拿不定主意，于是紧急召开会议，大家一起商讨对策。副政委江渭清认为部队应该趁敌人包围圈还没有稳固，抓紧向东打，一鼓作气冲出包围圈。

但是第一纵队副司令赵凌波却说：“其他部队还未逃出重围，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大部队开路，这时候如果不去救援，会犯错误的。”

面对赵凌波如此严格的要求，傅秋涛只好带着部队硬着头皮往回打，这一决定直接让第一纵队陷入了险境，大批国民党军队赶到，再突围已经不是那么容易。

此时赵凌波早已趁着战乱逃跑了，并且当了叛徒，这时候傅秋涛才意识到，原来赵凌波就是在故意把我军留在敌军的包围圈内。第一纵队的电台也已经损坏，与军部失去了联系。

傅秋涛决定从裘岭南部的三节水地区突围，这个地方地形险要，不利于行军，国民党军队有可能放松警惕。在这种困境之下，如果不一点险都不愿意冒，和坐以待毙没什么区别，后来也证明傅秋涛是对的。

江渭清提出带领一支突击队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后续部队跟上，趁机冲出来。虽说江渭清带领一个连的战士成功突破了敌军防线，但是敌人很聪明，他们知道第一纵队的主力还在包围圈里，所以并没有追击江渭清的突击队，而是封闭了缺口。

傅秋涛马上组织特务营和四连继续打开缺口，这一个连的装备是当时第一纵队里最好了。装备了大量的轻机枪和花机关，火力十分凶悍。

傅秋涛带领这支加强连利用火力优势也突破了封锁与江渭清部会合。但是两批部队加起来也只有300多人。

傅秋涛带领这300多人进入老虎坪与敌人周旋了20多天，最终因为敌人数量太多，部队的弹药也已经消耗殆尽，不得不让部队分散，各自乔装突围。

在突围前，为了不拖累部队，将自己年满1岁的孩子送给了当地一家百姓，自己的妻子陈斐然也留了下来照顾伤员。

当时正好赶上春节，来来往往，走亲戚拜年的很多，傅秋涛和剩余的战士们昼伏夜出，时而打扮成商贩，时而又假扮成国民党的士兵，绕过了敌人的多处关卡。来到了宣城附近的一个小山沟。

在行军过程中，傅秋涛遇见了老熟人陈玉庚，此乃当地青红帮的大当家的。陈玉庚也是个讲义气之人。1938年傅秋涛曾经在这一代剿匪，抓了一批俘虏，其中就有陈玉庚的三弟，但是毕竟这伙人虽为土匪，也干过伏击鬼子的事。

所以傅秋涛当时对陈玉庚的三弟只是教育了一番后就释放了，从此他也就与陈玉庚有了一面之缘，陈玉庚这次就是来报傅秋涛当年的恩情的。

不仅给傅秋涛送来了武器装备，还亲自带领傅秋涛的残余部队通过小路，绕过了层层封堵。

在陈玉庚和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傅秋涛等人终于到达了新四军16旅的驻地，脱离了危险。
突围成功后接受审查

当时傅秋涛作为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带领部队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成功的突围，为新四军保留了有生力量。按理说，他立了大功，应该被表彰才对，但是等待他的确是长达一年的审查。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损失惨重，大量高级将领阵亡，军长叶挺也被国民党扣押。我党此后也作出了深刻的总结，最后发现国民党军之所以能够如此有组织地对新四军进行包围，其实主要原因是新四军的内部混进了国民党的间谍。

当时傅秋涛是唯一一个在战斗中突围的高级将领，为了安全起见，组织决定暂时对傅秋涛进行一段时间的审查，审查通过后再对其功劳进行表彰。

对此，傅秋涛表示非常理解，在一年的审查中，他积极配合调查组的调查，最终组织宣布，傅秋涛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没有任何问题。

之后傅秋涛被任命为了第七师代理师长，在他的带动下，第七师发展大生产运动，建设军工厂，支援了其他部队的前线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傅秋涛积极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在与马励武的整编二十六师作战时，军民齐心协力，布置了大量的陷阱和反坦克壕沟。

整编二十六师是一支美械部队，拥有大量坦克和装甲车，傅秋涛丝毫不畏惧这些美式装备，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将马励武引入我军早就布置好的包围圈内。

整编二十六师大量坦克、装甲车、大炮掉入陷阱中，只有7辆仓皇逃跑，并且活捉了马励武。陈毅还写下了一首诗赞美此次大捷：“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动，坦克变成废铁堆。”

淮海战役中，傅秋涛也是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为解放军筹集了大量的军粮，还调整了山东、华中地区的运粮系统，保证了前线粮食的供应。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复原委员会，傅秋涛担任中央复原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复原委员会在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配合下，安置了几百万的退伍军人。

1955年，傅秋涛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并担任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动员部部长。傅秋涛在战争年代就非常重视民兵队伍。

每一年他都会抽出时间到民兵群众中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后来，傅秋涛还写了《中国民兵》一书，最终他顶着肺癌的折磨，于1980年10月将这本书完成。

1981年5月初，傅秋涛病重，不得不住进了医院。8月25日，傅秋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把最后一点心血奉献给了党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