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周总理出席中国文联举办的会议，发表重要讲话——《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会议结束之后，他邀请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到家里做客。

5年前，严凤英和王少舫曾拜见过周总理夫妇。当时，邓颖超同志很开心，“人见人爱的‘七仙女’来了”，严凤英当场唱了《天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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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次拜访的经历，此次严凤英来总理家里做客，她没了先前的拘束，主动提出去厨房帮邓颖超同志打下手。

邓、严两人边做饭边闲聊。突然，邓颖超同志对严凤英说道，“今天很对不起大家，菜准备得不多”。

严凤英被这突如其来的道歉惊到了，她赶忙回答道：“没有招待不周，这些菜够吃了。”

在聊天过程中严得知，总理这个月的工资已经用完了。

当时，周总理的月薪404.8元，邓颖超是342.7元，夫妻两人都是很节俭的人，衣食住行方面从未铺张浪费过，为什么会没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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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同志多次嘱咐严凤英，千万不要把“总理工资用完了”这事跟别人讲，这又是为什么呢？

勤俭持家，补助他人

其实，周总理家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很好，甚至还不如普通家庭奢侈。

但他曾说过，“克勤克俭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炊事员李志秀，跟随总理多年，他向大家讲述周总理生前在饮食方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两菜一汤”。

每次吃饭，他都是要自己去盛，从不让工作人员插手，自己吃多少盛多少，有米粒掉了，会立刻捡起来。

总理吃饭有一个习惯，先吃米饭，后吃菜，用菜叶把碗底残留的饭汤抹干净。见到有人把米粒掉在桌子上了，赶紧提醒对方捡起来。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带头不吃猪肉、不吃鸡蛋，甚至也不吃米饭。

炊事员考虑到他工作辛苦，想给他私下开小灶，被他严肃批评，并表示：“要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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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他更是把节俭发挥到极致，能省则省。

周总理有条毛巾用了很多年了，破烂不堪，卫士长高振普实在看不下去了，悄悄给他换了条新的，谁知总理不乐意了，让卫士长把之前那条毛巾放回来。

卫士长试图搬出医生的嘱咐，来打消总理再用旧毛巾的念头：“总理，医生说您脸上的毛囊之所以不断发炎，就是用旧毛巾洗脸摩擦引起的。”

卫士长本以为总理会使用新毛巾，可万万没想到，周总理给出一个办法，用柔软的纱布把破掉的地方补补就好了，还能继续使用了，卫士长无奈只好听从总理的安排。

身边人见惯了总理的节俭，平时大家也都在约束自己的行为，杜绝铺张浪费。

周总理的节俭精神不仅影响着身边的人，同时还影响着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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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日本民间企业家冈崎嘉平太首次与周总理相见，他被周总理的随和、幽默折服。

有一次，周总理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到客厅里跟冈崎嘉平太谈话。冈崎嘉平太看见他的衣袖上还带着套袖，便非常惊讶地询问原因。

总理答道:“怕衣服被磨破”。

一个大国总理，理应不愁吃穿，居然还能把节俭落实到保护衣袖上，实在是让人钦佩。

回国之后，冈崎嘉平太把这件事讲给家里人听，还表达了“我得向他学习”的志向。

此后，家里人提出要给冈崎嘉平太做新衣服，却被他严辞拒绝，一直穿原来的旧衣服，直到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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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如此节俭，那么，他的工资都用在什么地方去了呢？

周总理的三弟周恩寿因胃溃疡频繁发作，经常请假治病。周总理得知此事之后，觉得非常不妥，拿着全额工资，却不能坚持正常上班，于是，对时任内务部部长的曾山提出，让周恩寿提前退休。

一旦让周恩寿提前退休，那么，好多在职福利会被取消，工资也会减少很多，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会主动提出提前退休的。

曾山知道周恩寿家里有六个孩子要养活，他如果提前退休，那一大家子要怎么生活呢？

曾山便一再拖延，在周总理多次催促之下，只能批准周恩寿提前退休。

周恩寿退休后，家里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六个孩子还四个在上学，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但是收入却在减少，负担实在是太重了。

周总理考虑到弟弟家的难处，回去之后跟邓颖超商量，每个月拿出200元用来补助弟弟一家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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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不仅帮助自家兄弟，还帮助身边的工作人员。

杨金明是总理生前的司机，家中有七八个孩子，以他的工资，很难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所需。

为了确保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周总理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50元给司机杨金明。

不仅周总理古道热肠，邓颖超也是如此，邓颖超身边有个工作人员，原本家境就不怎么好，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又生病了。

为了治好妻子的病，他开始到处向别人借钱看病，日复一日，外债越积越多。

邓颖超得知此事后，不仅拿出一部分工资帮助其治病，又拿出一部分钱帮助这位工作人员还清了所有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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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向国家提出清算总理生前资产，工作人员发现，周总理夫妇多年来一直都在拿工资补助他人，补助弟弟周恩寿家三万多元，补助身边工作人员一万多元，补助外人的钱，占了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公私分明，自付费用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有时候需要一整天，与会人员无法回家吃饭，大家就留下来吃工作餐。

为此，周总理制定了工作餐的相关规定：

1 . “四菜一汤”，主食以大米饭和馒头为主，没有酒水，杜绝提供高级菜（如燕窝）。

2 . 工作餐自费，交钱或者饭票，谁都不例外。

如果在周总理家开会，大家吃的工作餐就是大杂烩——一盆菜，里面有很多种菜，品种多，且省事，营养还全面，不用考虑每个人的饮食习惯，想吃什么菜就夹什么菜。

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会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饭，如果自己兜里钱不够，他就让邓颖超请大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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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去外地走访，在饮食上，更是没有什么要求。

1964年春，周总理去成都视察工作。有天夜里，工作人员发现总理还没有休息，私自决定做了一碗银耳羹送去。

周总理对工作人员的用心表示感激，但是他本人拒绝食用银耳羹：“价太高，我不吃”，他还嘱咐工作人员，以后不要再搞这些高消费了。

工作人员答应，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希望总理吃了这碗银耳羹。

见总理还是不愿吃，甚至提出是请总理吃的，商量了好久，最后，总理还是没有吃。

周总理拒绝高消费，同时，他也拒绝商家象征性地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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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祖籍是绍兴人，1973年，他来杭州考察。工作结束之后，便请大家去楼外楼就餐。

当时，负责接待他们的姜师傅回忆，当时总理点了一份西湖醋鱼，还有干菜肉、霉千层等几个本地小菜，周总理特别叮嘱道：“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

总理夸赞西湖醋鱼做得很好，对楼外楼的各项服务也都很满意，但接下来，姜师傅的做饭引起了总理的不满。

饭后，总理让秘书去结账，得知楼外楼只收了他们十多块钱，便让秘书把姜师傅喊来：姜师傅，那么便宜，那不行。该是多少钱，就付多少钱，不能象征性地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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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师傅见总理一再坚持，便从秘书手里又拿走了五块钱。

周总理知道，今天这一顿饭，远远不止这些钱，于是他跟姜师傅说：“你不收足钱，我就不走了”。

一旁的秘书忍不住劝姜师傅，照价收取，姜师傅见状，只好又拿走了十块钱。

一行人到了机场后，总理还在惦记那顿饭钱，他担心姜师傅没有照价收取，于是，委托省招待处的同志帮忙转交十块钱给姜师傅。

姜师傅得知此事之后，只好按照市场价，计算那顿午饭总共是十九块多。而他从总理那里，前后几次共收取了三十多块钱。

几天后，姜师傅把总理一行人那天的消费情况写成了一个报告，附带上详细消费清单，委托有关部门把多收的钱又转交给了总理。

攒钱5000元，主动交党费

从1958年到1976年，这十八年间，周总理夫妇二人的总收入金额大概是十六万元。

其中，生活费在十万元左右，平均每年不到六千元，详细均摊到每个月，不到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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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亲戚和朋友共计四万多元，除此之外，还有订报费、伙食费、房租费等开支。

除了这些支出外，最后还结余5709.80元。

另外，工作人员还发现周总理生前上交的党费也占了总工资收入的很大比例。

党费是按照工资比例交，而周总理却是个例外。

因为他向邓颖超立下了一个规矩：凡是积蓄攒到5000元，就用来交党费。

从周总理夫妇搬进中南海西花厅开始，前后总共交了三次党费，前两次都是五千元，最后一次虽然不够五千块，但也交上去了。三次总共交了14000元。

回顾总理生前在吃穿用度等方面的消费，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把每一笔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拒绝铺张浪费，但他们对别人却很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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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每月拿工资补助别人，还是坚持自费、不用公家钱买车、买衣服等，他从未向外界说过，如果不是工作人员做资产清算，也许大家都不知道堂堂的一国总理，日子过得很节俭，工资甚至不够用。

因此，这也就解释了，为何1963年周恩来夫妇请严凤英到家里吃饭时，邓颖超会有些尴尬地对严凤英讲，抱歉，今天招待不周。而且特意对她强调;总理工资用完了，你可不要对别人讲...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还交过一次党费，是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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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邓颖超的工资收入有所增加，但她依然坚持以往节俭的生活方式，延续总理身前的做事风格，把工资拿出来补助身边工作人员的生活，甚至还捐赠希望工程和支持亚运会的举办。

1992年，邓颖超逝世，根据她生前遗嘱，包括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在内的所有积蓄，共计11146.95元，全部都交给党组织。

结语

记得周总理生前曾说过：我身为总理，若能带一个好头，必能影响一大片。

他的言行不仅影响了党内的很多优秀的同志，不仅如此，也影响到了我们这些后来人。

周恩来总理无愧于“人民的好总理”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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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句座右铭“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时至今日依然激励着我们后人，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