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着名经典书籍《礼记·学记》中曾记载道：“能博喻，然后能为师。”意思是说，会的人就能当老师，即谁会就向谁学习。而纵观整个日本历史，我们不禁会发现日本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古代中国强盛时日本学习中国，近代西方强盛时日本又学习西方。日本人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吸收当时世界先进的文明制度来改变国家命运，后逐渐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可以说在古时候日本人为了获取先进的制度曾多次遣使来华，学习中原的文明礼仪，自愿成为我国的藩属国，奉中国为宗主国。而对中国来说，我国的历代统治者也都是采取怀柔政策，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经此以往，古代日本总是乐于来华朝贡，但毕竟当时日本是未开化的小国，物产稀缺拿不出什么奇珍异宝。后来，古代日本为了能向中国朝贡，竟然进贡一特殊“贡品”，着实让中国统治者难为情！

对于中日关系，现如今我们有一个近乎专用的名词，那就是"一衣带水"，本意是指中日两国仅一水相隔，如同衣带那样窄。而正是由于两国在地理位置上的隔海相望，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历史也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期《山海经》里就有记载：“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据史学家考证，"盖"所指的是朝鲜半岛上的盖马，"燕"是指古燕国，位于现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而"倭"则指的就是今天的日本列岛诸国。（倭属燕，有附属的意思）

到了东汉初年，日本列岛上的较大的部落国王更是想借助强盛的汉帝国的权威，取得凌驾于其他部落王国之上的地位，于是该国国王就遣使臣朝觐汉朝皇帝。作为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在了解到来使的目的后，就把倭奴王这个封号赐给了倭国的首领，此后倭国也就正式成为了汉朝的藩属国。《后汉书·东夷列传》就曾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南极也。光武赐以印绶。”

对于这段历史，除了有文字记载外，还有更具说服力实物，在日本天明四年（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上就出土了一方金印，上阴刻“汉委奴国王”五个篆字。后来这方金印几经辗转，在1979年被人捐献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作为宗主国的中国统治者，历代都是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态度对待藩属国，而且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本着“薄来厚往”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但相较于中国君主赏赐礼物，日本使者来华进贡的贡品着实显得有点寒酸，据东汉思想家王充所作的《论衡·异虚篇》记载：“使畅草生于周之时，天下太平，倭人来献畅草。畅草亦草野之物也，与彼桑谷何异？”显然，古代日本人向中国“第一次”朝贡的贡品竟然是畅草，即一种古代酿造郁鬯酒的原料。

由于倭奴国归顺大汉，从此以后就依惯例奉贡朝拜宗主国，汉朝廷也多依当时的制度予以封赏，其价值远远超过日本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当然，有了第一次的朝贡经历，日本人在后面的来华朝贡就懂得了一点礼仪，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精心准备了一批礼物以博得汉朝皇帝的芳心。在这些进贡汉朝皇帝贡品中除了有日本特产外，还有一小部分玉石、珠宝，可就在其中却有一“贡品”着实让人难为情。据《后汉书·倭传》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所谓"献生口百六十人"，也就是向汉安帝献了一百六十个奴婢。

对于日本此次来华进贡，很是让人啼笑皆非，堂堂大汉王朝还会缺少人吗？可事实就是如此，日本向汉朝进贡的“贡品”就是日本人。后来汉朝灭亡，天下分为三国，日本也处于多国混战的局面。但就在这多事之秋，古倭国也并没有因此中断朝贡。三国曹魏时期，古倭国更是曾在九年时间内先后五次向洛阳的中原王朝进贡，并首次掀开了中日两国互派使者的新篇章。当时倭国内乱，各诸侯国共推荐一位年长不嫁女性作为国家首领，而这位女性统治者就是日本历史上传奇女王卑弥呼。

女王卑弥呼一上台后，就急切派遣使者来华朝贡，已获得中国皇帝的封授提高自己在日本列岛诸国中的地位。此时曹魏统治者对到来使臣也是非常欢迎，魏明帝曹叡盛礼接见，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仿照汉光武帝成例，授以金印紫带，甚至还热情洋溢地亲复诏书于女王。而对这次日本使臣来华朝贡，我国史书是记得非常详细，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

据三国时期《魏略》记载，魏明帝后宫甚众，“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也就是此次日本为了讨好魏明帝特地选送六位美女以充后宫，可在这些进贡的日本人中，还顺带送了男子四人，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后来，难怪日本史学界对这段历史都不愿意谈起，他们更多是感到羞愧难当，有的日本网友更是称其是奇耻大辱！

通过史料，足可以证明魏明帝曹叡不好男风，不过魏帝鉴于卑弥呼的诚意，最后还是表扬了日本使者一番，还回赠了一大批东西。《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就曾记载：“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日本用了少量的东西就换回了如此多的物品，自然非常开心，而这些日本所没有的先进器物和技术，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日本的发展。

就这样过了数百年，古倭国对中华文化推崇始终未减，反而更加喜爱有加。但当他们初步认知中华文化后，得知“倭”字不雅，日本人就草率弃“倭”择“日”请求宗主国同意。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5年），倭国王阿遣使来到中国朝贡，其使者便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倭人把自己当作日出之地，把中国视为日落之地。）隋炀帝听后非常生气，当即就对大臣们讲：“蛮夷书有无礼者，勿使以闻。”对于古倭国请求更改国名可谓锲而不舍，最后苦苦哀求数十年，直到武则天时期才得以赐名日本。（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上面记载：“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

最后我们要说，对于古代日本以人作为贡品向中国朝贡的事情，日本人虽羞愧难当，甚至视其为奇耻大辱，但正是由于多次派遣使者到中国学习先进制度，借鉴我国典章、律令才进行大化改新。通过这样的改革，日本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奠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让日本由奴隶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当然，千百年来中国官方正史也一直不间断地为日本立传记录，而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字实录，也填补了日本国家的成文史，让其早期国家历史有了文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