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航工作时，曾经接触过几位空难的幸存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忌讳谈论空难。这是因为空难的现场过于惨烈，那是一个生命的脆弱展现得淋漓尽致的空间，以至于空军有规定，不允许飞行员到空难现场，以免产生心理影响。

银川空难也是这样。事故几天之后，有一位幸存者坐着轮椅回到现场，忍着伤痛跪到地上，给遇难者磕了三个头。其实，他是这次空难中的英雄，从残骸中救出了好几个人……

对于同机的死难者，幸存者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歉疚——为什么你们死了，我却活下来了。

不谈空难的老彭在一次经过贺兰山体育场（当年的西花园机场时）动了感情，他说：“我的命有一部分永远留在这里啦！”那一刻，这位老军人热泪横流。

这也是拉丽莎曾经对记者说过的话。这位从五千米高空坠落而幸存下来的女子是经历了很久的挣扎才讲出自己逃生的历程，那时，距离空难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

事实上，刚刚生还的拉丽莎根本没有条件披露真相。克格勃特工就坐在她病房的外间，最初甚至拒绝其父母探望，直到他们答应保持沉默的条件。这次空难涉及军方，为了保持国家形象，苏联政府不希望它成为舆论的焦点。在很长时间里，它完全没有被报道过，除了37个遇难者失去了生命和折磨着拉丽莎的疼痛，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直到四年之后，《苏联体育》杂志的记者注意到了拉丽莎的生还，他们忍不住写下了对于这次生命奇迹的报道。然而，同样由于保密的要求，他们不得不修改了部分真相——拉丽莎和瓦洛佳成了一对飞行爱好者，他们的自制飞机在1979年试飞时坠毁…….

在苏联解体后，或许因为骨子里的刚强，拉丽莎曾一度勇敢地面对记者，但她很快又封闭了自己——那种伤痛终究无法承受。拉丽莎谈起那些日子：“每当有空难发生的时候，就会有记者登门，让我重新讲述一遍当时的情景，对我来说，这就像一次次撕开已经愈合的伤口，每一次我都会感到自己就在发生空难的飞机上。我不是一个奇迹，我只是死里逃生。”

导演德米特里·苏沃洛夫的登门打动了拉丽莎。2008年，苏沃洛夫找到了拉丽莎，他说，自己想拍一部纪实电影，主角的原型就是拉丽莎。

他和拉丽莎一起到那片811航班最后安息的丛林，如今那里已被砍伐，变成了一片田野。

他还拜访了拉丽莎和瓦洛佳当年的同学们。

他说自己愿意花十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来准备这部影片，只要把它拍得真实，来礼赞生命的奇迹。

他说，这部影片应该定名为《一个》……

苏沃洛夫是个很清楚空难是怎样一种灾难的导演，他本来以为还要做很多工作，但拉丽莎爽快地说，她愿意参加这部片子，一如她一贯的冷静和坚定。只是拉丽莎的理由却让导演没有想到，她说：“我能活，是欠了电影界的人情，现在让我把它还给你们吧。”

这一点的真正意义，直到拉丽莎讲述完她的故事，苏沃洛夫才能明白。

苏沃洛夫导演开始工作后，第一件让他惊讶的事情是在拜访拉丽莎的同学拉拉库兹米娜时，这位闺蜜这样评价她：“拉丽莎是个安静而平凡的女孩，她嫁了个英俊的男人。瓦洛佳非常出色，是个有内涵的帅哥。我们祝福他们能在一起，只是有些惊讶他会娶了拉丽莎。”

少年时代的拉丽莎。

这段话让导演十分吃惊，因为即便从照片上也可以看出，拉丽莎是个美女，但随后的调查显示拉拉库兹米娜并不是乱说的，瓦洛佳的确很优秀——拉丽莎的闺蜜是在吃醋。

合影中的瓦洛佳的确很帅，也是当地女孩子们的偶像——实际上，对他们两个，很多人都很羡慕。

拉丽莎于1961年出生于远东的布市，属摩羯座，父亲是一名机场工作人员，不过很早就和她的母亲离婚了，居住在另一个城市，他存在的方式似乎只是每个月寄送抚养费。空难前拉丽莎并不知道他的存在，一直以为继父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个再生家庭的确给了她一个美好的童年。小时候的拉丽莎喜欢滑冰和交际舞，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不过，在大学考试的时候，她的分数比莫斯科国立大学生物系的取分线低了一点，对方认为她录取她，但要去哲学系。拉丽莎不喜欢哲学，所以她拒绝了。六个月后，她回到布市，在父母的催促下进入当地师范学院学习。

她是在新年迪斯科舞会上遇到瓦洛佳的。两人在中学时同校，但仅限于知道名字，再次见面给彼此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这时瓦洛佳已经在一所隶属于莫斯科医学院的研究所（地点在布市）获得了连读研究生的位置。瓦洛佳邀请拉丽莎到自己的研究所去看一看，这一看，便开始了一段罗曼蒂克。

瓦洛佳人品很好，研究所的导师们也很喜欢他，都说这个小伙子前途不可限量。不过拉丽莎的性格中显然有着冷静的一面，在几次约会后，她还是决定去了莫斯科，寻找再次去那里学习的机会。两个月后，当她回到布市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把她叫来谈话了：“这样可不行啊，你走的这一段时间，他每个星期都来……”

两个少男少女开始继续约会了，布市的电影院是他们常去的地方。

拉丽莎记得一天他们一起观看了一部外国电影《奇迹的诗篇》（Miracles Still Happen）,它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事件——1971年，一架飞机从3200米高空坠毁在秘鲁亚马逊丛林中，但飞机上的一名少女朱莉安娜却活了下来，并在凯门鳄和蛇群的威胁中生存了两个星期，一直等到救援。

与瓦洛佳的约会很快有了结果。拉丽莎回忆：“如果我们两个人谁爱对方更多一些，那一定是瓦洛佳。”也许这是真的，因为瓦洛佳为拉丽莎拍了很多照片，计划了两个人未来住在哪里，甚至规划了第一个孩子的名字。1981年5月，两个人结婚了，而且商定婚后暂时和拉丽莎的父母住在一起，不要让他们感到女儿说走就走。

拉丽莎还记得婚礼那天，瓦洛佳调皮地对她说：“现在他们会来偷走你，但不要害怕。”他的同学们果然按照古老的习俗把新娘从家里偷了出来，并风驰电掣地送到了登记处。

”登记处在四层，他坚持把我一直抱上去——他的确做到了。”拉丽莎回忆道。

只有蜜月被推迟了，因为瓦洛佳的学业紧张，他们的蜜月不得不一推再推。没有买到去克里米亚的机票，他们选择了到海参崴和阿穆尔共青城并在七月出发，拉丽莎还记得两人在共青城的江边钓上了一条大鱼。

采访到这里进入了关键的部分：两机相撞的时候，拉丽莎看到了什么？

“我是被剧烈的撞击惊醒的。”拉丽莎貌似平静地说起了那段不能忘怀的记忆，“那一瞬间，机舱里充满了人们绝望的尖叫，我的第一感觉是全身剧烈的灼伤感，好像置身火炉之中。”

在生还之后的检查中，拉丽莎有骨折，有脑震荡，有严重的软组织挫伤和内脏移位，但……唯独没有烧灼伤。她的感觉实际上是一种错觉——机舱内原来的温度是25℃，当机舱被图-16轰炸机切开的瞬间，舱外-30℃的冷空气扑面而来，人体表皮细胞会因冻伤而产生酷似灼伤的感觉。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惊恐，我马上转向瓦洛佳，也就是这一瞬间，我意识到……瓦洛佳已经不在了。”拉丽莎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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