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
《太平御览》记载，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叹曰：
“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
这里“龙盘虎踞”的秣陵指的就是当年的南京。
南京有着“六朝故都”、“十朝都会”的优势，是不一样的都城。
中国古代有许多都城，长安、洛阳、北京、金陵、临安、成都等等，每个都城伴随着王朝的历史，被后人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第一等的大都是长安、北京和洛阳，它们长期而且连续地作为统一王朝的首都，是中国古代正统和统一的象征。西安建都时间将近1100年，北京900多年，洛阳800多年，这些首都所联系的王朝，如周、秦、汉、唐、元、明、清，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赫赫有名的王朝。
那么南京这座城市既无长安、洛阳“天下定一”的气魄，又无北京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铁血威武，如何称得上具有“龙盘虎踞”之势的“王气”呢？又为何能被作为“六朝故都”、“十朝都会”呢？这与南京独特的地理优势、战略地位以及特殊的历史形势有关。
南京是长江沿线的一座极其重要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它位于最能扼守长江下游的地点，更因为其具有丰富多变的水陆结构。
在水路上，长江在南京城西北拐了个弯，从南北向转为东西向，紧接着就沿着扬州镇江和太湖平原一路奔涌至海。这一个近乎直角的弯为南京提供了西、北两个方向上的天险，可以以一个较小的调度依仗水利抵抗北方来敌。
在陆路上，南京也并非如大多江南城市一般一马平川。在南京城的东面，由北向南依次有幕府山、钟山、雨花台等丘陵，有利于居高临下打击正在穿越平地的敌军。城外围则有栖霞山、汤山等连绵的山地，是军队隐蔽防御的自然屏障。在山间的平地上，亦有发达的秦淮河水系予以阻拦，能够减慢敌军行军速度，赢得战略缓冲。所谓“虎踞龙盘，山水相依”当如是也。
所以南京作为都城来说，其安全方面的资质是具备了，但是作为一国之都并非仅是安全就够了的，还需要考虑基于人口容量，而人口容量是由粮产量、粮食运输网络和耕种地面积所决定的。
长安作为西周以来最古老的都城，其地处关中平原，南有秦岭，北有北山，西起宝鸡，东至关东，面积有3.6万平方公里，有“八百里秦川”之名。关中是王霸之基，四周关隘重重，有天下第一雄关的函谷关，连接关中与中原的潼关，作为川陕咽喉的大散关，东进中原的武关和通向陇西的萧关。这四周的雄峰险关使“长安”真正配得上“长治久安”这个意义。从安全的角度考虑，长安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都。
然而自唐之后，再无统一王朝将长安定为都城，这正是因为关中的沃土在无穷无尽的索取和破坏中已经枯竭了。但是作为一国之都，其人口压力必定是巨大的，当粮产量跟不上庞大市民的消耗时，统治者便不得不考虑迁都，洛阳便接棒长安，成为了“天下之中”。
纵观中国历史，随着中原百姓逐渐向东南移民，东南这片沃土便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富饶江南”、“鱼米之乡”等史书中对江南形象地记载所反映出的正是经济重心南移这个现象。隋炀帝当年修大运河主要也是基于南粮北运的考虑。南京作为坐落于江南的都城，其可直接掌控江南“三吴”这座“天下粮仓”。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经说过:
“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下，南京城市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也有着独特的韵味。
城市意义上的南京，诞生于公元前472年。是年，越国名臣范蠡率领着越国士兵在今秦淮河南边、雨花路西侧之高地筑城，以西抵楚国。时称越城，约有6万平方米，城虽小，却是南京城市史的开端。
南京正式作为都城是在229年，这年孙权称帝，改秣陵为建业，南京成为东吴政权的政治中心和东南地区的首善之地。
然而，尴尬的是，南京城虽然一直在发展，但其地位却并非是直线上升的，每当王朝统一时，南京就沦为陪都，其经济地位甚至比不上江北的邻居扬州。反之，每当天下大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强势的时候，南京往往成为南迁政权定都的首选，从而地位上升。
南迁政权的都城选择往往带有特定的政治意义。成都因其环宇皆高山险道，故而最是稳固，然易守难攻之下，却也丧失了东出的可能，往往沦为割据政权的自拘之地。汉高祖之所以凭借天府之国而一统天下，更大的原因在于北上取陕的优秀战略。荆襄之地自古以来便被江陵、襄阳、江夏、长沙四个地区所“分势”，其各有险要可守，亦各有腹地可资，这就从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瓦解了荆襄独大的可能，故荆襄之地易出强藩，却从未有凭借荆襄一统天下的例子。临安拥有江南之富庶，又比南京有更大的战略纵深，按理说应比南京合适，然合则合矣，却丧失了北复中原的精气神，成为了偏安苟存的代名词。综上所述，惟有南京，在南北对峙，群雄并起之时，尚能据淮守江，以荆襄之地为其羽翼，川蜀、云南为其退路，具有一统天下之资。
至于为何终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惟有明朝以南京为根基成就统一大业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都城优势这一种原因可以一概而论的了，东晋甚至整个南朝，统治者一统的意愿其实并不强大，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重重，先是皇权与门阀之间，再是皇室成员内部的权力倾轧，这样一种政治常态使得东晋、南朝统治者所谓的北伐就是一场场收敛人心、自证正统的政治作秀。所以倘若以未能一统作为指责南京的主要理由，未免也太冤枉南京了。毕竟五百年只有一位朱元璋。
言归正传，公元212年，孙权在金陵城旧址以西，倚仗天然石壁，修筑了着名的“石头城”，其战略意义即“临江控淮”。229年，建业。当年建业内外水网密布，江河纵横，三吴已实现和建业之间的物资流动。石头城下的码头千帆停泊，与朝鲜半岛、日本及南海诸岛等之间的交流在那时便初现密切。
如果说东吴为南京的初步发展打好了根基，那么晋室南迁就是将中原灿烂的文化和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入了南方，同时南京作为城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晋政府大力推行劝农政策，招集流亡，奖励耕织，兴修水利，减轻赋役，赈济灾民，发展生产。
南渡的中原百姓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南京从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方法，发展到使用粪肥和绿肥，同时牛耕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农作物的品种也更加多样化，小麦和大豆等北方农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旱地作物的区种法也开始践行，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
南朝时期的农业生产率又较东吴和东晋时有了很大提高。如与金陵地区农业有着密切关系的秦淮河，在南朝时多次加以整治，并修建了许多蓄水塘。
南朝时建康城内外的商业十分发达。城里有4个大的商市，城外秦淮河两岸的大小市集更是以百计。商品汇聚甚至形成了单独的市，如纱市、谷市和盐市等。南朝的皇室、大士族和寺院，也多经营商业或发放高利贷，以牟取厚利。
六朝时期，出于水战和江海交通的需要，造船业得到巨大发展，造船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秦淮河的下游设置了诸多渡口和浮桥，仅仅从现在的通济门附近到石头城这一段，就有24座浮桥。南京城外平时用船只相连作成浮桥，一旦发生军事行动，就断舟撤航，隔绝两岸交通。
不仅是城市经济方面得到了质的飞跃，北方自曹魏时兴起的清谈玄风亦绿了江南岸。以谢灵运为代表的诗人开创了山水诗派。以谢朓和沈约为代表的文学家，在对偶的诗文中增加了音韵运用的新要素，使诗文的格律更加严谨，从而为唐代诗歌的盛况演起了前奏。
几部传世着作，如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编写的记录魏晋清谈家言行的《世说新语》和齐梁之际刘勰所着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评论各种文章体裁和创作方法的《文心雕龙》亦成于建康。南京的文艺气质便是在六朝风华中孕育成长的。
南京真正成为“城市”是在宋代，到了明初洪武年间，由于身为龙兴之地的缘故，南京作为统一王朝的首都第一次在历史上亮相，城内长安街、大通街、大市街、大中街、三山街等二十余条大街纵横交错，贯通全城。在各街区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皇宫、官署、工商区、居民区、仓储区和文教区。工商各业共计一百多个，纺织业独占二十，为明朝中后期苏州的纺织业盛况揭开帷幕。资本主义的萌芽（虽说后来畸形发展）有了些许迹象。伴随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强盛，南京在一定时期成为了“万国来朝”的国际大都市。
明清交接之际，南京并未遭到巨大破坏，其东南重镇的地位依然如故。
太平天国末期，南京城破，城内遭到洗劫，明孝陵等古迹亦遭到破坏，令人不禁扼腕叹息。
民国以降，南京作为首都和现代都市的建设才算正式开始，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南京这座悲情城市当真命途多舛，先是北洋政府迁都北京，再是日军侵占南京，最后新中国成立后却又定都北京。
南京独特历史文化影响着一代代南京人
城市与人从来都是相生相成。正如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所言:
“城以其文化力量施之于人，在不同的人身上收获不同结果，却又令人由品性大异的人们那里，隐约辨识出同一个城的印记。”
南京人的“味”，不是上海人的时尚，不是北京人的大气，南京人的“味”，要在浅斟慢饮中细品，要在拨去浮华的宁静中凝神感受。那是南京城历史的积淀，浸透了六朝烟水气。南京人遇事淡定从容，不疾不徐，毕竟历史兴衰，风流终成青山黄土，南京人早已看淡。
南京人包容，豁达，没有高高在上、优人一等的神气，这也许是历史的传承。中国历史每逢巨大变革，总能在南京找到表现。南京经历了几次大融合，久而久之，吃的，穿的，喝的，说的，唱的，从民俗风情，到乡土文化，不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彼此不分了。
命途多舛的南京总是带着悲情的光环，然而灾难亦是不可多得的锤炼，南京人在江南人普遍的文人柔气之中，亦带有那丝最初的王侯将相气，虽内敛，却绝不畏缩。即使秦淮歌妓亦能死国，这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