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将领待遇有何不同？

一般认为，解放战争开始于1946年6月的中原突围，结束于1950年6月大陆基本解放。我军从123万人逐步发展壮大到500多万人，解放战争期间共歼灭敌军807万人，敌军中高级将领起义、投诚和被俘的有上千人之多。

其中，敌军将领起义900余人，投诚100余人，被俘200余人。

在解放战争中，敌军将领的起义、投诚和被俘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解放以后，这些人的待遇规格有何区别？我军为什么会根据起义、投诚和被俘，制定不同的政策？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战场起义，基本是在交战双方没有爆发战斗之前，敌军将领就和我军或者我方的地下组织建立稳定的联系，在获得我军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弃暗投明。

战场起义往往能改变敌我的军事力量对比，大幅度减少我军的伤亡，同时对平民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毁坏程度也可以降到最低。所以，选择战场起义的敌军将领解放后的待遇都比较好，不但可以保留原来的职位或者级别，有的还会有升迁机会。

不仅如此，起义部队除了遣散之外大多数还会得以保留。

比如，平津战役后傅作义的25万起义大军，其4兵团兵团部编入四野13兵团，其9兵团兵团部编入一野军区19兵团；其92军军部编入一野20兵团。其军长李士林任13兵团副司令员，其9兵团副司令葛晏春任19兵团副司令员。

平津起义部队的各个军，起义后改编为25个独立师。

济南战役起义的96军，起义后和鲁南纵队合编为三野35军，渡江战役攻占了南京；辽沈战役起义的60军，起义后改编为四野50军，配属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淮海战役起义的59军、77军，起义后改编为33军、34军。

1948年10月，曾泽生将军率60军起义

起义军的高级将领，建国以后的待遇都是稳中有升。

济南战役起义的吴化文，此前因为军阀时期、抗战时期屡次反水而被人嘲讽，但其起义大大加速我军解放济南的进程，建国后任浙江省交通厅厅长。

邓宝珊，是西北军元老之一，南昌起义前夕，他慷慨解囊借给走投无路的刘伯承600大洋，帮助刘帅抵达武汉。解放战争时期，主席授意彭总西野两次攻打榆林，一点不给老朋友面子。建国后，邓宝珊才明白主席保护自己的良苦用心。

正因为邓宝珊将军对我军的政策非常了解，所以平津战役一开始，就促成了董其武绥远和平起义，为创造“绥远模式”做出了贡献，建国以后，邓宝珊将军主政甘肃。

淮海战役战场起义的敌12兵团110师师长廖运周，起义后任二野14军42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炮校校长，吉林体委主任等职。

三位开国上将董其武、陈明仁、陶峙岳，起义后任兵团司令。

董其武和23兵团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担任机场修建任务；陈明仁和21兵团参加了广西剿匪，建国后改编为水利工程部队，参加了荆江分洪建设；陶峙岳建国后任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级别更高的傅作义，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云南王”卢汉，建国后主政云南、辅政西南，还担任过体委副主任；湘军元老程潜建国后主政湖南，还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云南王卢汉（中）

和战场起义相比，投诚就显得比较消极和被动。

投诚，一般是在交战双方已经交火，但是战场形势还没有完全明朗或者大局未定，此时敌军将领选择弃暗投明投奔我军，还有那么一点主动的意味。

解放战争期间，投诚的敌军中高级将领有100余人。

因为投诚没有起义主动，战事已开，而且多少会造成我军的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但比起负隅顽抗的被俘者来说，投诚对于减少伤亡和加快战争进程还是有作用的。

和主动选择战场起义的将领相比，投诚的将领大多对旧王朝抱有一丝幻想，所以即便投降也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凡有一丝机会，可能就不会放弃。

最典型的一个，是辽沈战役长春投诚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

郑洞国黄埔一期出身，参加过东征和北伐，多次参加对红军围剿。抗战时期也立下过战功，在长城古北口、台儿庄、武汉、昆仑关、鄂西、长沙等地屡次与日军交战，还曾经远征印缅收复缅北。但是，作为蒋氏的心腹，郑洞国在长春企图顽抗到底，无奈60军起义打乱了他的部署，最终不得不放下武器向东野大军投诚。

不过，我军对这位抗日名将还是礼遇有加，1954年主席还亲自宴请。

郑洞国

和迷途知返的郑洞国相比，同为黄埔一期的敌5兵团司令官李文就没这么爽快了。平津战役，李文被傅作义网开一面放走大西南，刘邓大军解放成都时，李文要求起义被拒绝，只好选择了退而求其次的投诚。

但是，这名蒋军中将3个月后处心积虑，借外出叛逃了。

在这三类敌军将领中，兵败被俘是最不识时务的。

解放战争期间，负隅顽抗直至兵败如山倒最终成为阶下囚的，有200多个中高级将领，其中最有名的，是被送入北京功德林的那一批黄埔军校的“天子门生”。

最有代表性的，有3天损失5万余人被粟裕生擒的李仙洲，有“打进济南府”活捉的王耀武，有锦州被俘的东北“剿总”副司令长官范汉杰，有在辽西战场被战将韩先楚“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廖耀湘，淮海战役被俘、顽固不化的黄维，屡屡充当“灭火队长”但在陈官庄落网的杜聿明，以及瞿秋白的学生宋希濂等人。

这些功德林的高级战犯，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敌军中位高权重，都是统兵一方的大员，虽然多是中将，但战力不俗。红军时期是我军的劲敌，抗战时期有过战绩，只不过解放战争还是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这些被俘的高级将领，建国以后根据改造态度的不同，被特赦和释放的时间也有所差别，像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等10人1959年就被第一批特赦；而像黄埔一期的黄维，直到1975年才被最后一批特赦，真是差一点就把牢底坐穿。

1975年3月，最高法向原蒋军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发特赦释放通知书

我军的政策，自然是鼓励和提倡起义，但也接受投诚。

起义的贡献最大，所以解放后待遇也最高；投诚的待遇略逊一筹，没有了兵权但是有人身自由。相比而言被俘是下下策。成为阶下囚，就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人民改造，重新做人。

被俘固然丢人，但比起被击毙的将领来说，好歹命还在。

像宿北战役在人和圩被击毙的戴之奇，孟良崮殒命的张灵甫，进攻延安死于黄土高坡刘勘，在碾庄绝望自杀的黄百韬，陈官庄突围被击毙的邱清泉等人，全部命归黄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