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一些职务的设定上的确会比一些国家多，中央开始增加国务院副总理的出发点是好的，每个人主要协助分管一个领域，比如有的管农业，有的管工业，有的管军工等等。

但是，人数太多有时并不是一件好事。岗位增多，一项具体的事务就会分得更加细致，彼此间肯定会工作重合，越往后反而越显得累赘。

当时不仅仅是副总理增多，副总参谋长、副秘书长等职务人数也不少，为何会如此呢？这跟我们当初实行的“干部终身制”有关。

从字面可以理解，干部终身制大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只要当上了干部，那么终身都能担任此职。同理，新中国成立之初只要当上了副总理，他自己不主动辞职，那就可以做到老，终身都是副总理。

一些在革命年代立下卓着功勋的老同志，中央为了肯定他们的贡献，会给予领导职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的发展，老同志们对于部分工作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为了保证政务工作的效率，同时又为提拔有作为的年轻人，就只能增设副总理，以此来应对繁杂的工作。老干部还在任上，新干部又不断增加，总数自然就慢慢多了起来。这属于一个遗留的历史问题。

苏联曾经也是实行的干部终身制，最终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赫鲁晓夫想过要改变，可触动到了太多人的利益，使得他“被下台”。我国当时的情况也很麻烦，有赫鲁晓夫的例子在先，一般人也不敢动这项规定，只有邓公身具这个胆量。

1975年邓公从江西调回到北京的那段时间里，他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勇敢地向中央提出干部年轻化的调整方法，但是彼时他的权力并不大，这项提议没有通过，因此还受到了一些猜忌。

等1977年邓公再次复出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很快就成为了集体领导的核心，面前不再有那么大的阻力。

然而，随着对旧案的审查不断加深，许多老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领导职位，只能通过临时增加副职等办法来解决。这样一来，又是加重了职务繁多的问题。

邓公看到了其中的弊端，仔细思考过后，他再次推动干部年轻化的相关事宜。在经过多次会议之后，邓公的想法才得到提案，到了1980年中央开始落实此事，一些干部比如陈锡联、陈永贵、汪东兴等同志，都为了配合政策的实施，主动辞去了身上的职务。

不过此刻还有部分老同志继续在工作岗位上，邓公为了能减轻阻力，多次在中央会议上用苏联举例，直言中国的干部终身制是照搬苏联，现今苏联的干部老龄化问题极其严重，迟早会出问题。

1982年1月，邓公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他指出机构的臃肿问题，“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确实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为什么邓公说得如此严重呢？因为当时我们各部委的人员总和已经超过5万人，国务院工作部门有100个，其中部委机构多达52个，直属机构多达43个，还有5个办公机构。而在100个工作部门中，经济管理部门达到了惊人的71个。

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么多重叠的部门，不但无法解决效率问题，反而会增加很大的压力。

所以同年经全国人大会议研究决定，13位国务院总理裁减至了两人，只保留了万里同志和姚依林同志。

不仅仅是高层，国务院的下辖机构也减少了39个，充分调整了内容的组织架构，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也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

当然，邓公也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让所有老干部下岗，他所做的一切改革都是循序渐进且留有后路的。

在邓公的提议下，中顾委也于1982年正式成立，“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这就让新老交替平稳过渡，减少了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

不得不说邓公的眼光还是长远，一直实行干部终身制的苏联就是完全相反的例子。

在我国裁减编制的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随后上任的安德罗波夫仅仅在位1年多也病逝，再接任的契尔年科年纪也很大，在位13个月就病逝。

就是由于干部终身制，高层年纪都非常大，连续几任都不是正常更迭，使得苏联政局特别混乱。每一任领导上位后也会进行一系列变动，政策的朝令夕改更是让混乱的情况雪上加霜。

从这里就能看出邓公的高瞻远瞩，一次性裁掉那么多亢余岗位，需要很大的毅力及胆魄，感谢有人能做出如此勇敢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