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迷魂案 (中)
<!--[if !supportLists]-->四、<!--[endif]-->发现赃物
三天之内，“叶志仁”连续作案三起，受害人四名，被抢劫钱物合计约两千余万元，其中两人被迷奸。虽无报纸、电台进行报道，但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人都称案犯为“迷魂恶魔”，一时间，坊间“谈魔色变”。这种恶性刑案，自然引起广州公安高层的重视。“金雀咖啡馆”案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即延安时期被毛泽东称为“红色福尔摩斯”的布鲁，在例行的局务碰头会上下令：组建市、区公安局联合专案组，务必尽快破案！
当天晚上，广州市公安局指派刑侦二队队长谭钧宣率刑警夏升重、陆宏图前往长寿分局，与长寿分局、太平分局联合专案组五刑警会合，组成新的专案组，谭钧宣、彭友山分别担任正副组长。
次日，2月27日上午九时许，专案组接到惠福分局的电话，告知该区“富真金店”扣下了一名前往出售疑似布控赃物的男子，管段派出所民警已经赶到，正在店内等候专案组派员前往甄别。
彭友山、谢毕生、陆宏图三刑警赶到“富真金店”，查看了被认为是布控赃物的那三件首饰。那是一枚黄金戒指和两条带鸡心坠的黄金项链，上面分别镌刻着“瑞富祥”、“老金凤”的标记，那是羊城两家创建于清朝咸丰、光绪年间的首饰店铺。这与布控通知中的部分被劫赃物特征相符，受害人凌兰馨被劫的项链系祖母遗赠的“瑞富祥”产品，另一受害人袁美雯被劫的项链和戒指则系“老金凤”产品。
“富真金店”店员老闵介绍，上午金店刚开门，来了一个年约五十的小老头儿，说有几件首饰想出让，请金店估个价，说着，拿出两条黄金项链、一枚黄金戒指。店员老闵一看，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派出所下发的布控通知中的赃物吗？不过，脸上却不动声色，说三件首饰都是真货，但价钱要由老板来定，说着朝一旁的学徒小福子丢了个眼色，命其去内堂请老板出来，同时请小老头儿到里屋喝茶，稍等片刻。那小老头儿怎知其中隐情，他喝茶等老板的工夫，已经有店员出门打电话向公安分局报告了。
见到警察，小老头儿方知不妙，连忙解释说这首饰是别人转让给他的。彭友山说有话到分局去说吧，随即把小老头儿带到长寿分局讯问
小老头儿名叫朱嘉发，从事西药经纪，在行业内小有名气，一说“朱老三”十人九知。广州解放后，由于敌对势力对中国搞经济封锁，西药进口业务大为减少，朱嘉发基本无事可做。好在他家境原本就不错，多年来积蓄了一些老本，再说三个子女也颇有出息，每月都有孝敬，所以生活质量并未下降。
朱老三有个习惯，每天清晨必去茶馆饮茶，六点去，七点半离开，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昨天早上，他照例前往其住宅附近的“大旺茶馆”，在临窗的座头上落座后，不用吩咐，跑堂就沏上一壶大红袍，烧卖、馄饨各一份。他正吃喝的时候，来了另一位茶客，告声“打扰”，坐在他那副座头的另一侧。跑堂过来接待时，没像对待朱老三那样先打招呼，朱老三便寻思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个中年男子可能是个新茶客。那人要了一壶龙井茶、一碗三鲜面、两份虾饺。茶馆是不供应面点的，如果客人需要，跑堂就到对面那家专卖面点的馆子去叫。等候的工夫，那茶客喝了两口茶，转脸朝朱老三微微一笑：“这位先生，另一份虾饺是给您点的，麻烦您稍等片刻。”
朱老三并不感到意外。他是旧社会混过来的掮客，这种事经常能碰上，他自己也给陌生人点过茶点酒菜。当下，朱老三冲对方拱手作揖，道声“多谢”，把放在旁边的烟盒打开了递到对方面前。这样，朱老三和那人就算是结识了，一边吃喝一边闲聊。对方自我介绍说姓钟，名昙天，来自惠州，早年毕业于广东省立师范学校，曾在广州做过十年小学教师，后回乡在亲戚开办的私立小学做教导主任。广州解放前夕，他那校董亲戚去了海外，学校勉强支撑到寒假，由于政府尚无能力接收，只得关闭。他有个师范的同学在广州市教育局工作，得知他失业了，就给他找了个公家饭碗，让他到广州郊区一所小学当校长。他昨天上午刚到广州，住在附近的亲戚家，早上闲着无事，就来这家茶馆喝茶。
听对方这样说，朱老三便唤其“钟老师”，也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两人渐谈渐热络。朱老三知道对方必有所图，果然，聊了一会儿，“钟老师”开口说起了事由——
那个校董亲戚临去海外时，已经预料到这所小学是办不下去了，留下了一笔教员遣散费。其时金圆券已经贬值到比冥币还便宜，发钞票当然是不可能的，就悄悄交给“钟老师”十来件黄金首饰，让他在学校解散时分发给其他老师。不久后的形势果然如校董亲戚所估料的那样，政府不接盘，学校只好关闭。不过，“钟老师”却不敢把首饰分发给其他教师，因为那个校董亲戚被当地政府定为“反革命恶霸”，其家眷合家随其逃亡，留下的房屋财产全部被政府没收，三个佣人还被抓进公安局盘问，审查了两个多月才释放。面对着如此状况，“钟老师”哪里还敢代校董亲戚给一干教员发遣散费？于是就把那些首饰藏匿下来了。这种东西藏着也不太平，所以这次他随身带到广州来，想找个店铺出让。哪知，昨天下午问了几家金店，都说出售金银需凭户口本。他的户口在惠州，没带户口本，正为此犯难呢。
朱老三听到这里，已经猜到了对方的用意，这位“钟老师”是想借用他家的户口本去出售首饰。这事可不可以做呢？朱老三是生意人，遇事考虑的是利益，他稍一盘算，认为并无不可，不过户口本不是白借的，需要收费。收多少？可以谈。对方倒也拎得清，见朱老三感兴趣，马上表示：“老兄您看着办吧。把户口本借我，我们一起去金店也行，我自个儿去也行；或者还有一个最便捷的法子——我直接把首饰卖给您，您来开价。总之，不能让您老兄吃亏。”
两人谈了一阵，最后朱老三决定直接买下来，至于打多少折扣，那得看了货再说。朱老三对西药在行，于黄金真伪、成色却是外行。好在茶馆里喝茶的顾客中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朱老三眼光一扫，就看到了对面角落那副座头上的一位白发老者。那是朱老三的邻居，已经七十高龄了，打自十三岁进银楼学生意，到六十多岁退休，跟金银首饰打了五十余年交道，其鉴别经验可想而知。于是就邀“钟老师”一起过去请老者鉴定。“钟老师”倒很大度，把三件首饰往朱老三手里一放，说难道我还信不过您老兄吗？说着又掏出一张两万元纸币作为给对方的辛苦费——总不见得让老人家白鉴定。
老者看下来的结论是：真货！
接下来，两人讨价还价，议定以黄金价格的七折来计算。当时每两（此指十六两制老秤）黄金的价格是九十六万元，打七折就是六十七万两千元。那么，这三件首饰一共是多少分量？到哪里去称重呢？这个，朱老三有主意。茶馆对面有家“天仁堂”中药铺，老板姓桂，是他老朋友，当下就唤来跑堂让去借一副最小的铜盘秤来。三件首饰称下来，总共是二两五钱六分，合计一百七十一万五千二百元。“钟老师”说零头不要了，就付一百七十万整数吧。
也算“钟老师”运气好，找对了人。一百七十万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寻常人家就算有这么一笔积蓄，也不一定立时能拿出现钞来。可是，朱老三家里却有现钞，别说一百七十万了，就是再翻一倍他也拿得出。他是做西药经纪人的，自抗战以来，有些西药比如盘尼西林、奎宁之类一向属于紧俏药品，尽管经纪人公会有行规，经纪人自己不能参与西药买卖，但是在利益面前，这种行规形同白纸一张，在药品价格狂涨的时候，十个经纪人中至少有九个会自己筹款先买下，然后以亲朋好友的名义出售，反正那时做中西药品买卖都是不需要许可证的。因此，朱老三家里随随便便就拿得出数百万现钞。
离开茶馆，朱老三把“钟老师”带到自己家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朱老三早就盘算过，这笔买卖他至少可以赚七十万。这么轻松就赚了一笔，朱老三很兴奋，成交之后要留“钟老师”在家吃饭，对方婉言谢绝了。朱老三就热情地把对方送出巷子，临别时忽然想起对方说过他那校董亲戚留下了十来件首饰，生意人脑子转得快，他握住“钟老师”的手说，咱们这是一回生两回熟，剩下的货如果还要出手的话，尽可来找我，反正我家您已经认识了。“钟老师”自是满脸笑容，连连点头。
本来，朱老三是准备当天下午就去金店把这几件首饰卖掉的，可是，中午前三个子女忽然带着大包小包礼品而至，他这才想起当天乃是老伴儿五十大寿，说好要去九姑庵吃素斋庆寿的，下午还要去看戏。这种重要家庭活动，朱老三这个当家人自然不可缺席，只得延缓一天再去金店出售。当然，即便他昨天去出售，也是一样的结果。警方的布控已经下达到全市各金店、银楼、首饰铺，不管到哪一家去，都是撞个正着。
专案组对朱老三交代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中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叶志仁”尝到了甜头，很有可能还会去找朱老三进行这种交易，他已经去过朱家了，没准儿什么时候就会找上门去，所以可以考虑派人去朱家或者邻居家蹲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以“叶志仁”作案时所表现出的那份老到，他不一定会冒险找同一个买主，倒是有可能复制跟朱老三搭讪结识的经验，再去茶馆物色第二个朱老三之类的人物。因此，大伙儿应该分头去茶馆查访这厮。
谭钧宣、彭友山交换意见后作出决定，指派一名刑警前往朱家邻居处蹲守，再请管段派出所派一名民警协助；其余刑警则分头化装走访全市各茶馆。
两天下来，目标并未现身。第三天，也就是3月2日，线索出现了，却几乎使众刑警抓狂！
五、富婆遭殃
这条线索跟朱老三的那条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拿着首饰去“火凤凰银楼”出售，银楼悄悄通知警方，将其连人带物扣下。
这次拿下的那位姓马，五十三岁，身高体胖，是个回族。老马以前是给大户人家当管家的。他的东家姓丁，名荣通，出身富户，清末废除科举前最后一次科考中过举人，人称“丁老爷”。后来丁荣通去日本留学，参加了革命党。辛亥革命后，做了军政府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官，管的是税收，因此发了横财，富上加富。老马就是在那时给丁老爷当贴身小厮的，后来就做了丁宅的管家。丁荣通敛财无度，名声不佳，1924年，有消息说他即将被撤职查办，他立刻脚底抹油，在老马陪同下逃往日本。
1939年元月，丁荣通再度现身羊城，其时广州已沦陷两个多月。日本侵略者委任丁荣通当了一名管理财政税务的官员，据说颇有权势，因为丁荣通曾给广州伪市长彭东原写过一纸条子，让彭委任老马当警察分局局长。老马只读过三年私塾，文化水平不高，但见识却是有的，知道这是当汉奸，就谢绝了东家的好意，说我还是给您老管管琐碎事务吧。就这样，老马又给丁荣通当了将近七年的管事。日本投降后，丁荣通被捕，老马也捎带进了局子。幸亏碰上一个还算讲道理的法官，得知老马拒当日伪警察分局长之事后，网开一面予以释放。
丁家当然已经被抄，不久，丁荣通也被判处死刑枪决了，还是老马相帮收的尸。办完了丁的丧事，老马找了份帮人管澡堂的差事，相当于领班。他是小厮、管家出身，既熟悉如何服侍人，又深谙管理下人之道，这份差事自然干得很好。老马跟“迷魂恶魔”的相识，就是在他当管事的那家“清泉池”。
不能不佩服“迷魂恶魔”的那份心智，他已经料到朱老三如若出事，警方肯定会对茶馆特别重视，便衣频频出没或是守株待兔那是一定的，所以，他销赃的对象改变了，不再找茶客，而是去澡堂物色浴客。广州解放才四个多月，形形色色的案件多不胜数，他料定公安局不可能抽出许多刑警来对付他，更没有警力去澡堂蹲守，于是就去了“清泉池”。
不过，“迷魂恶魔”在“清泉池”的运气就不像在茶馆那样好了，他接触了几个看上去可能会成为朱老三第二的浴客，人家对此却缺乏兴趣。正当“迷魂恶魔”失望之际，老马主动跟他搭讪了。听到他和别的浴客谈及有便宜首饰可买，老马不禁动了心，其思路跟朱老三相同——这边收进，那边出让，一进一出，可以赚三成的差价，这种买卖只怕一辈子也难能遇到一回啊！
两人谈下来的结果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迷魂恶魔”这一改换地点，专案组诸刑警就郁闷了。专案组长谭钧宣说：“得了，接受教训吧，看来蹲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咱们另外再寻找新的侦查方向吧。”
谭钧宣说这话时是3月2日晚上七点多，全组刑警讨论了一个多小时，依旧没讨论出个子丑寅卯。谁能料到，就在这个时间段里，“迷魂恶魔”再次作案！
这回的受害人名叫吴云莺，是个四十岁的半老徐娘。吴云莺是广西柳州人，自幼父母双亡，靠乞讨为生。八岁那年，她被一个杂耍班子收留，七八年后学成了几样拿手好活，成为这个草台班子的半根台柱子。十八岁那年，草台班子到广州演出，吴云莺被一个从南洋回粤拜祖访亲的华侨富商刘某看中，刘某跟班主商量，愿以八百大洋为吴赎身，却遭到拒绝。
刘某在族内辈分很高，家族也比较有势力，跟小辈族人一番策划后，干脆一分也不付了，纠集了数十人，持械夜袭草台班子，带上吴云莺直接上船去了珠江口，再搭乘海轮出洋。就这样，吴云莺做了比她大将近三十岁的刘某的第四房姨太太。她在吉隆坡一待十八年，1945年方才只身回广州定居。其时刘某已经病殁，其巨额遗产分别由四个老婆及子女继承。吴云莺没有生育，分得最少，不过也获得了刘某在广州市区的一套住房、五千美金、两千鹰洋，加上她多年积攒的私房钱和珠宝首饰，在当时的羊城堪称富婆了。
不过，由于长期优裕的物质生活，此时的吴云莺体重已经增加了一倍，并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她在惠福区三门街蝴蝶巷刘某留给她的那套洋房里住下后，既不考虑找工作，也不想再嫁，独自过着一份优哉游哉的日子。为了打发时光，也是为了寻找精神寄托，每月的初一十五她必去寺院烧香拜佛，回家后闲着无事也念念经文。当时正是抗战胜利后惩办汉奸基本结束的当儿，社会上像吴云莺这样的女性并不少见，其中不少人都是寺院的常客。在寺院经常见面，这些女人很快就互相熟悉了，大家就相约搞一个十二人的聚餐会，轮流做东，也是每月两次。
这个月的上半月，轮到吴云莺做东。地点是聚餐会的发起人殷玉蓉选择的，她说最近探得一处绝佳的私房菜——惠福区铜匠街赵宅。那里不是饭馆，但其主人赵公望曾做过“南天王”陈济棠的厨师，烧得一手绝好的粤式菜点，都是外面馆子里吃不到的。当然，赵公望早已放下炒勺在家赋闲了。既然如此，赵宅为何会成为私房菜馆呢？
赵老爷子有四子一女，四个儿子没有一个对烹饪感兴趣，只有小女儿赵幼望自幼挑食，嫌别人烧的菜制作的点心不合口味，遂自己动手，时不时还要请教老爸。十年下来，赵幼望得其父真传，用赵老爷子的话说，其烹饪水平“已经可以做公馆的厨师了”。
赵幼望的丈夫是广州知名中医蒋永铨，收入颇丰。赵幼望本人持有国立中山大学的专科文凭，要谋一份体面的工作易如反掌，可优越的家境根本无须她出去工作，便在家当全职太太，一应家务杂事自有女佣操持，她则每天下厨为家人烹制几样菜点，乐此不疲。以赵公望、蒋永铨的名气，翁婿俩自有一些好友，他们闻知赵幼望厨艺了得，经常找借口来吃饭。不过赵幼望不大愿意频频操办宴席，那毕竟太吃力了，因而时常要摆摆架子。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提倡节俭，那些喜欢吃喝的朋友不大敢频频下馆子了，只好求助赵幼望。而赵家的状况也有所改变，老爷子中风瘫痪，又是医疗又是护理开支甚大；蒋永铨则去中南疗养院为首长和战斗英雄服务了，他的关系转到了部队，算是一名军医，大门上钉上了“光荣军属”的牌子。光荣是光荣了，收入却大大减少，赵幼望只好放下架子，隔三差五为那班吃货朋友整治一两桌菜点，收费，但是不贵，相当于中档饭馆的价格。花中档馆子的价钱能够吃到高档饭店也烹制不了的菜肴，这种事儿对于吃货来说简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许多吃客四处托人找关系，就为品尝一次“赵家菜”。
殷玉蓉找了三个多月的关系，总算找到一个跟赵幼望说得上话的朋友，早在元旦前就挂号排队，直到这时方才轮到。平时，聚餐会都是中午用餐，饭后或去咖啡馆，或去舞厅。但这天例外，因为赵幼望做私房菜有规矩，只提供晚餐，六点钟开宴，八点钟结束，没有丝毫通融。尽管如此，吃过“赵家菜”，一干老姐妹还是个个赞不绝口，都说无论钱钞也好、时间也好、放下架子被迫依从赵幼望的规矩也好，统统都是值的，只希望能再来吃一次。当然这是奢望了，因为赵幼望还有个规矩：非老朋友级别的熟客，只接待一次。
那晚，众人离开赵家已经八点多了，以初解放时广州的夜生活内容，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合适的场所可以去消遣了，姐妹们只好互相道别，各自回家。该案受害人吴云莺的住所离赵家比较近，白天坐公交的话不过四五站路，但那时的公交停得早，这时候已经没了，她就叫了一辆黄包车。巧得很，车夫老郭还是点头熟，跟她家就隔着一条巷子，平时大伙儿出出进进，见到了都会打个招呼。吴云莺喝了一瓶葡萄酒，很是兴奋，心情也好，到家后随手掏出一张两万元的钞票给了老郭，还一迭声“谢谢”，弄得对方暗自希望她天天喝酒，自己好天天专门候着拉她回家。
吴云莺的这套房产建于蝴蝶巷的尽头，与邻居的住宅相连，进门有个二十来平方米的院子，居室是一幢两上两下的西式洋房，不大，但式样别致，小巧玲珑。听以前的老公刘某说，这是他花了七十两黄金从一个阔少手里盘得的，估计是那阔少专为搞金屋藏娇用的。吴云莺以前雇了一个女佣陪着她住，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上到处都在宣传“剥削与被剥削”，她胆儿小，生怕被划为“剥削阶级”，就不敢造次，辞退女佣另请钟点工相帮，每天上午两个小时，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几个月下来，她倒也习惯了一个人住。一干老姐妹闲谈时问她独自住一幢房子怕不怕，她说怕什么，我是走江湖出身，什么玩意儿没见过？
这话到今晚之前似乎说得还不错，但随着一阵敲门声过后，其准确性就被颠覆了。因为是刚刚下黄包车，吴云莺以为自己在黄包车上遗忘了啥东西——她有这种粗枝大叶的毛病——车夫老郭去而复归。她想都没想，也不问一声“哪位”，直接就把大门打开了。定睛一看，不是老郭，而是一个陌生男子。
读者应该很熟悉这个人了，只不过还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姑且仍用他住旅馆使用的假名“叶志仁”来相呼。“叶志仁”朝吴云莺上下打量一阵，用一种初解放时公家人的口吻问道：“这里是蝴蝶巷51号吗？”
广州解放后，吴云莺经常不大情愿地去参加街道举行的群众大会、集体活动、义务劳动、慰问伤残军人什么的，越参加越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因为她学到了一个当时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儿——“剥削阶级”，偷偷对照其含义，她老是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够得上那份资格了。此刻，她一听对方那腔调，心里禁不住有些紧张，点头一迭声地说：“对对对。”
“叶志仁”又问：“你是这里的女主人？姓什么叫什么？”
吴云莺说了声“是”，这才想到应该问明对方身份，于是大着胆子说：“这位同志，您是……”
“叶志仁”伸出两个手指头，从中山装左侧上衣袋里掏出一个漆面紫色本子，就这么夹着递到吴云莺眼皮底下：“识字吗？看看！”
吴云莺没上过学，但她做了刘某的姨太太后，权当是消遣，跟着账房先生学过，识得几个字，拿着张报纸磕磕巴巴勉强还能念得下来。借着门口的路灯光，她看见那本子的下方印着一行金字“广州市公安局”，登时一个激灵，哪里还敢看被对方手指挡住的其他文字？“叶志仁”手掌一旋，本子翻了个身，封底向上，另一只手搭上去翻开就往她面前送：“你再看看里面……”
后来知道，“叶志仁”掏出来的本子不过是个自行车牌照。当时老百姓穷，家里有辆自行车已经算是拥有一份重要财产了，官方也很当回事，规定买了自行车必须凭发票去公安局登记并领取牌照。牌照有软、硬两种，硬牌照就是钉在车上的那种喷漆的金属牌牌，软牌照就是“叶志仁”手里的漆面本子。由于是公安局颁发的，所以封面下方印着“××市公安局”字样。现在，“叶志仁”用这个不知从何处获得的本子作为作案工具，他把本子翻开，递到吴云莺面前——也就是鼻子底下，让她看里面。里面是什么呢？吴云莺根本没看清楚，因为她已经着了对方的道儿。
“叶志仁”伸出两个手指头，从中山装左侧上衣袋里掏出一个漆面紫色本子
不知是“叶志仁”的迷药正好跟吴云莺先前饮下的红酒起了反应呢，还是这次下药的量比较大，抑或吴云莺有过敏体质什么的，反正在几个受害人中，她的反应应该是最强烈的，事后她竟然什么都记不得了。“叶志仁”这个恶魔呢，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要丧心病狂地劫财又劫色，连吴云莺这么一个半老徐娘也不肯放过。
一个小时后，吴云莺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竟是赤身裸体，头发蓬乱，不禁大为惊慌。回过神来，这才想起先前有人敲门的那一幕，但思维尚未完全恢复，脑子里留下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片断。她穿上衣服勉强起身，想到院子里透透风。打开电灯，忽然发现卧室里一片狼藉。吴云莺从小混迹江湖，十八岁上被刘某抢往南洋做小老婆，经历丰富，可以说是见多识广，如果单单失身的话她可能不会声张。可是，现在一看室内这副景况，便知那个中年男子已经进行过抄家式的扫荡了，不禁大惊失色。突然一下子，她的头也不觉得晕晕乎乎了，不过思维未见得清晰，因为她冲到院子里就扯开嗓门大叫“捉强盗”——而从时间上推算，“叶志仁”至少已经离开半个小时了。
此时是晚上九点，那时人们夜生活贫乏，又是春寒料峭的夜晚，一干邻居都已早早上床歇息了，听见叫声，纷纷开灯出门查看。巷子里有个邻居以前当过警察，后来改行做起了生意，他是懂行的，马上提醒大伙儿不要进入吴家，注意保护现场。正是由于他的提醒，这才使专案组刑警提取到了案犯的指纹和脚印，断定此案确系“迷魂恶魔”所为。
前往吴宅的路上，专案组长谭钧宣就已经考虑好一应路数，抵达后跟守护现场的分局、派出所沟通了情况，当即作出布置：专案组负责勘查现场以及跟受害人谈话，分局、派出所的六名同志负责走访巷内一干邻居，要求每户必访，不放过任何细节。
勘查现场后，专案组让受害人清点被劫财物，吴云莺一边清点一边哭泣。她的损失实在太大了，除了美金、人民币的存折没被案犯发现，她随身佩戴和藏于家中的十七件黄金、白金首饰，八根金条，一个北宋大内鎏金银怀炉，两块手表，一百二十万元现钞悉数遭劫。案犯落网后，警方请银楼、古董两个行业的老法师对赃物估价，认定总计折合人民币七千万元，以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堪称“数额巨大”。案犯可能对这次收获感到满意了，或者考虑到晚上提着包袱出门容易引起怀疑，所以没动比较值钱的裘皮大衣、羊毛衫、皮鞋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