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台湾的几位历史学家在一起用餐时，因为其中一位是大陆研究毛泽东的知名专家，于是，大家的话题自然而然转到毛泽东的人格与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其间我（作者）谈到，我读蒋介石生活秘书翁元口述的《我在蒋氏父子身边四十三年》一书，觉得可以对蒋介石与毛泽东各自在私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作一比较，从中体会两人在政治上的根本性差异。

　　从蒋介石生活秘书翁元的口述来看，蒋介石晚年怕死怕到了极点。发现尿中有血，就会紧张得半死，脸上也黯淡无光，每次出一点血，就急声命令让人送医生看，即便医生说没事，他也还是不放心。翁元说，晚年蒋介石对医生，就像乖小孩子对父母一样听话，可算是任何医生都喜欢的好病人。

　　而毛泽东则完全相反。越到晚年他越是固执，即使身体不适，也不愿意看医生，甚至中央政治局被迫作出决定，要他听医生的话，他也照样我行我素“不执行”，有时甚至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说他就是“不信邪”。

　　从两人晚年对待疾病的方式可以看出，蒋介石思维中的世俗理性，也就是日常生活理性，还是相当发达的，尤其生命将尽时表现得极为明显。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生活态度到了晚年则愈加强烈。

　　有世俗理性者，做事一般比较有顾忌，多少要受到现实条件、规律制约，对传统与既存秩序也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种政治家对大众的“宗教感召力”与精神动员力往往不足。相反，浪漫主义革命政治家则有强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规的制约。这种精神元气使人能冲破许多条条框框，甚至在最困难、最失败、最没有希望时，对人们产生特殊的感召力，像那个要带族人走出困境的摩西一样。具有这种浪漫人格的政治家甚至真会创造人间奇迹。但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的浪漫的政治思维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它往往导致蔑视现实，甚至蔑视规律。毛泽东不怕生病，不信医生，不信他所谓的“邪”，与他大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间有着思维方式与心理的内在联系。

　　一位台湾教授插话说，毛泽东有着复杂的双重性格，他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他是相当现实主义的，对此矛盾如何解释？我说，毛泽东身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同时存在，其实并不矛盾。如果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他就会表现出强大的现实主义取向。但他的世俗理性，却总是只表现在某些层面。毛泽东决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身上有太强烈的诗人气质，有太多的主观战斗精神、太多非理性的因子。

　　这种带着浪漫色彩的非理性，其实他早已有之。但建国以前，在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以及外部敌人频繁的强大挑战面前，这种非理性因素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一旦这些外部压力消失，他身上被抑制的浪漫主义就会苏醒并膨胀成为乌托邦主义。得天下之日，对毛泽东来说，即是他所钟爱的浪漫主义出山之时，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尤其在他的权力与威望达到顶峰之后，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他的狂放的浪漫精神，共和国时代的中国就会成为他的政治浪漫主义的试验品。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浪漫主义、乌托邦试验的灾难。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邓小平是使中国GCD人的常识理性得以真正恢复的第一功臣。他是中国革命史上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真正叛逆者。邓小平说的拨乱反正，其实就是拨乌托邦之乱，反务实政治之正。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也正是在大陆人摆脱了乌托邦心结之后才真正起步的。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萧功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