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其实是化名，“周玉峰”才是其本名，也曾用过周秀山这个名字。

战争年代，战斗于敌占区的人，通常会用化名，1939年的时候，在山东搞工作的时候，他就化名为关锋开展地下工作。

这个化名也就自然被用为了笔名，没想到，“关锋”这个名字会成为了他的代名词。

关锋一直都在山东工作，直到1956年，他的才华被看中，从地方调进了北京，安排在政研室工作。

这个政研室是个非一般的机构，就用一句话来解释：这是一个秀才智囊库。

能进入这个秀才智囊库的笔杆子，那可都是当时的人中龙凤。

1958年，被调入《红旗》杂志社后，关锋被任命为杂志社哲学组的组长，正式开启了其辉煌的人生。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关锋是显赫一时，享受着首长级别的待遇。

一直到了1967年的7月底，命运的转折也不期而至。

林杰，是关锋的得意门生，在红旗杂志社的哲学组，流传这么一句话：林杰的话就是关锋的话。

可见，当时关锋有多重视自己这个得意门生。

1967年的8月1号，《红旗》杂志社发表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是为纪念我军建军40周年而起草的。

正是这篇社论的发表，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在这篇社论的鼓动之下，做出了很多出格的事。

或许有读者不明白，一篇小小的文章怎会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当时“两报一刊”发布的文章，或者社论，毫不夸张的说，可以直接影响着很多人的命运，不仅如此，舆论的造势一旦起来，是很难把控得住的。

虽然，8月1号发表的那篇社论，具体的执笔人是关锋的得意门生林杰，但是，关锋是抽不出身的。

这篇社论带来的不好影响，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就包括伟人。

本来呢，伟人虽然对关锋有了不满情绪，但是还是想着再观察观察；可惜，王力在同年的8月7号，发表了一通着名的“王八七讲话”，更是把影响往最坏的方面发展去了。

于是，1967年的8月26号，在钓鱼台的一次会议现场，关锋和王力被一起要求去请假写检讨。说白了，就是被撤销了职务，拉去隔离审查了。

当天晚上，关锋就被送去了钓鱼台的2号楼，起初，他俩的待遇还不错，还是按照首长的级别给予其待遇，除了不能自由活动之外，其他方面与之前没有什么差别。

过了一个来月，同年的十月份，关锋被转去了北京西山，囚禁在一栋别墅里面。

这次，针对他的管理就比在钓鱼台的时候严格了许多，直接交给北京卫戍区看管。

关锋一看是卫戍区看管自己，也知晓事态的严重性了。

不过，他在西山别墅里的生活待遇还是不错，除了不能自由活动之外，和在钓鱼台2号楼的待遇差不多。

不仅可以带一些书籍，还能收听收音机。此时，虽然外面已经风起云涌了，但是他在别墅里的生活还是很平静。

时间来到1968年1月，这一年，他被转去了秦城监狱，待遇一下就天差地别了。

虽然相比较其他监狱而言，秦城里的待遇是不错的，但毕竟是监狱，和在钓鱼台和西山别墅的待遇，那肯定是有很大落差的。

进了秦城之后，关锋也明白了，自己的问题已经升格了，如果说在西山别墅，哪怕被卫戍区看管着，他心里都还有希望。

如今进了秦城，也是彻底接受了现实，属于他的时代和舞台已经没有了。

十年后的1981年8月下旬，关锋被特批保外就医，走出监狱后，他被安置住在红旗杂志社的宿舍楼，和家人一起生活。

关锋病逝于2005年，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