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高台保卫战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失误呢?
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之一，是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兵力分散，孤悬据点。
徐向前、陈昌浩将西路军摆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百多里的战线上，西路军主力驻守倪家营子，而董振堂率红五军一部及部分总部直属部队驻守高台，黄超率红五军一部在临泽城外，郑义斋率供给部驻守临泽县城。这样就将西路军分散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上，很显然高台、临泽地区是西路军的“软肋”。这样的兵力分布客观上为马家军对西路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条件。于是，马家军先集中主力猛攻高台，而对临泽和倪家营子进行分割包围，防止西路军从这两个据点增援高台守军。
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之二，是没有准确判断出马家军的重点进攻目标。
当时红五军仅一部电台，在驻守临泽的红五军政委黄超手中，而处于最西边驻守高台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部却没有电台。为了能够及时了解高台战况并作出指导，从而使西路军各部之间进行必要的策应，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为董振堂部配备一部电台。正是由于董振堂部没有电台，因而打了两天西路军领导人还不知道，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增援。[266] 从西路军兵力的分布上西路军领导人也应该敏锐地意识到马家军可能首先向西路军的“软肋”高台、临泽发起攻击，而高台孤悬西部，则可能成为马家军进攻的首选目标。可是他们在对马家军重点进攻目标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
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之三，是在高台弃守问题的决策上出现严重失误。
在马家军进攻高台的时候，在坚守还是撤离高台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出现了严重失误。在马家军主力进攻高台的情况下，高台守军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就由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一比二的相对劣势变为一比七的绝对劣势[267]，仅靠红五军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高台的。就是守卫高台的指挥员没有出现失误也不过是再多坚持一些时日罢了，高台的失守是必然的。
要想守住高台的话，西路军主力必须增援，否则的话，董振堂就只有放弃高台，率军与主力靠拢才是上策。
但是我们却看到，在整个高台保卫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除去派出一个仅有五百人左右的骑兵师外，没有派出主力增援。这个骑兵师也因为兵力单薄，在增援途中大部受损。[268]当时马家军集中兵力攻击高台，虽然将临泽和倪家营子已经分割包围，但是进攻的重点不在这里。当时西路军主力面临的压力并不大，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以主力增援，高台保卫台的惨重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以主力增援，倪家营子的据点就有可能失去，西路军领导人或许有此顾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要是西路军主力不去增援，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让董振堂根据战况在撤守问题上自主决定，而不应令董振堂死守高台。可是我们看到，当董振堂从高台北城墙下挖好了突围的通道，就在决定突围的关健时刻，红五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命令，说高台是西退的战略要地，要董振堂坚守高台，[269]这样董振堂就放弃了突围，率领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为坚守高台壮烈牺牲。
当然，这可能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准确判断出马家军进攻的重点，以及由于红五军董振堂部没有电台他们不了解高台守军的战况所致。但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能不说他们在这方面决策的严重失误。要么以西路军主力增援高台，要么令董振堂撤离高台，西路军领导人只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董振堂率领的高台守军就有可能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可是令我们痛惜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既没有要西路军主力增援，也不允许董振堂率领守军撤离高台，这样就最终造成了守卫高台的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全军覆没的悲剧。
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之四，是在高台保卫战期间没有及时令驻守临泽的部队东进与主力会合。
在高台保卫战期间，由于马家军的进攻重点是高台，因而对临泽使用的是牵制力量，当马家军向驻守临泽的红五军一部及西路军后勤机关发起防御性攻击时，这是便于驻守临泽的西路军突围的。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命令临泽守军坚决守住临泽城，等待西路军主力救援。[270]令人遗憾的是直到攻陷高台后的马家军向临泽县城蜂拥而来的时候，西路军主力也未赶来救援，最后还是驻守临泽的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在负出巨大代价后才历经艰险向西路军主力靠拢的，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西路军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及时命令驻守临泽的部队东进突围与西路军主力会合呢?
我们经过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他们对董振堂进行的高台保卫战还寄予着希望，担心驻临泽部队的撤离会使高台守军陷于孤立，也许是由于他们对临泽守军充满信心，认为他们能够守住临泽，以便临泽和倪家营子互为犄角，使驻守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有一个策应力量，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能够及时派遣主力进行增援，因而在马家军的进攻下，临泽守军不必急忙撤离，而是要坚守待命。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
这种失误之一就是西路军领导人要求坚守临泽是建立在董振堂能够守住高台的判断之上的。否则的话，他们是不会要求坚守临泽的。因为一旦高台失陷，占领高台的马家军就会席卷东下，围攻临泽，临泽县城驻守的是西路军后勤机关，没有什么战斗力，而城外的红五军一部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挡得住马家军的攻击的，临泽的失陷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驻守临泽县城的西路军后勤机关及防守县城的红五军一部就难以顺利东进与主力会合，必然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我们由此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高台防守判断上的失误直接导致了他们做出了坚守临泽的决定。
这种失误之二就是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能够派出主力增援临泽。我们通过前面的引文可以看到，在临泽守军向西路军领导人请示的时候，他们要求坚守临泽，以待主力增援。他们要求坚守临泽是建立在主力能够及时增援的基础上的。可是后来主力却没有能够及时增援临泽，而攻陷高台后的马家军乘胜东下包围了临泽，临泽守军是在经过艰难的鏖战后才奉西路军领导人的命令东进与主力会合的。[271]
我们看到，驻守临泽的西路军后勤机关及守军是在负出巨大代价后才突围东进与主力会合的。西路军后勤机关遭到极大损失，大批的辎重及物资被丢弃，这严重消弱了西路军持久作战的能力，同时，临泽守军撤离的迟缓，也对随后西路军的东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272]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台保卫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兵力的分布上，在马家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上，在高台的弃守上，在临泽驻军东进与主力的会合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这些失误不仅使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领的二千八百名指战员为守卫高台壮烈牺牲，而且也使驻守临泽的西路军后勤机关及红五军一部遭到了巨大损失。如果指挥得当的话，本来象这样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④ 关于倪家营子保卫战。
在高台失陷的次日凌晨一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返。毛泽东迅速批准，并于二时电告周恩来，要他利用统战关系，为西路军东返创造条件。并且从西路军安全考虑，只要有利于突围，保全西路军的有生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
当时，西路军尚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主力集于倪家营子，马家军刚刚攻破高台，在西路军急速东进的条件下，马家军主力还被甩在后面，即使有骑兵拦头，兵力也不会太大。况且东进及渡河又有东北军与河东红军的策应，西路军刚刚打了一个歼灭战，挫了马家军的气焰，为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我们随后惋惜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又对东返表示动摇，以西洞堡战斗的胜利为导火线，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最终放弃了东进，转为西退，这样就最终酿成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当时西路军东进是存在有利条件的。如果这个时候果断东进，即使损失一半的兵力，也还可以保存七千人的队伍，基本骨干尚存。可是他们却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拦为由，又放弃东进，折转西退。正是这种决策上的错误才导致了西路军最后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显然对此负有主要的责任。
西路军虽然取得了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但是这个歼灭战的胜利具有偶然性，因为这是在东进途中由于西路军兵力集中，西路军领导人发现战机后“拣”来的，而不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是由于西路军集中了兵力，而所遇到的青海宪兵团是运动之敌，自身战斗力又不强，[273]还处于孤立地位，在这个背景下西路军才取得了歼灭战的胜利。
这就要求西路军领导人通过对西洞堡歼灭战的分析，对西路军以现有的兵力能否再调动敌人，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打成歼灭战做出准确的判断：能够打成歼灭战，西路军还可以留在甘西;如果不能打成歼灭战，西路军必须离开甘西。否则的话，如果还像以前那样打成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西路军就非失败不可。从西路军折转西退来看，他们还是认为能够打成歼灭战的。这就成为他们放弃东进，折转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重返倪家营子后，西路军集中于四十三个村庄内，只能以阵地战、消耗战与马家军拚杀，就连击溃战也难以打成了，由于兵力的损失更打不成歼灭战。这样又战斗了几乎一个月，在损失了三四千人，[274]耗尽了储备的物资，再也无法立脚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撤离倪家营子，经三道流(柳)沟，从犁园堡向祁连山中转移。这时的西路军败局已定。
从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的作战方式上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判断上的错误成为导致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东进，折转西退，并最终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
我们通过对这三次损失惨重的保卫战及西路军在甘西作战方式的分析，可以发现西路军在战略战术上存在严重问题，不是以消灭敌人为根本目的，而是分兵冒进，抢占据点，结果导致兵力分散，客观上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条件。这样也就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而打成了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西路军也就难以通过战场缴获来获得补充，武器弹药日益损耗，物资储备越来越少，直到最后被打败。这方面的问题无疑应该由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负有主要的责任。
(4)关于歼灭战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的地位及其影响
下面我们从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为什么要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到底能不能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为什么西路军打不成歼灭战以及打不成歼灭战对西路军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西路军的作战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知道，处于外线作战的西路军，只有通过歼灭战才能给马家军以巨大的杀伤。因为只有歼灭战，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就是这个道理。同时，身处外线作战的西路军，只有通过歼灭战，才能获得战场缴获，并得到有效补充。由此可见，进行歼灭战是西路军消灭敌人，获得战场补充的充分条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早在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就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且传授了歼灭战的战术要领，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有缴获，否则不打。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多次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作战指挥上的弱点，要求他们纠正这种弱点，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
我们从西路军领导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往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多次强调河西敌人兵力众多，骑兵行动迅速，补给便利，而西路军却兵力不足，物资匮乏，弹药奇缺，补给困难，抱怨中央不能给他们以援助。
其实，从当时黄河东西两岸面临的敌情来看，河东的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严重得多，同时河东红军也同西路军一样弹药匮乏，捉襟见肘，极为窘迫，根本难以增援西路军。当时我军没有兵工厂，又获得不了外来援助，所用的武器弹药是通过歼灭战从战场上缴获的。在西路军打不成歼灭战的情况下，是难以从战场上获得缴获的。在难以获得战场缴获的情况下，就会严重消弱西路军的战斗力和在甘西持久作战的能力。
但是我们纵观西路军在河西的作战，除去西洞堡战斗以外，始终难以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而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这对于身处外线孤军作战的西路军来说，即使别的因素不论，单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路的。[275]
我们知道，只有通过歼灭战才能消灭敌人，西路军在河西却始终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难以打成歼灭战，这到底是因为甘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地理环境及社会情况的限制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呢，还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战略战术上的失误所致呢?那么，从今天的角度上看，西路军到底能不能打成歼灭战，有没有取胜的可能性呢?
我们承认，西路军处于外线作战，河西地区没有我党的群众基础，这个地区的天候、地形也不利于西路军作战，马家军凶悍野蛮，骑兵机动性强，补给便捷，西路军是步兵，机动性差，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进行歼灭战确实存在着不少困难。
但是存在困难并不等于打不成歼灭战，我们从前文引用的陈昌浩检查报告中的话也可以看到，当时西路军在甘西存在打成歼灭战的可能性，问题就出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作战指挥上。
我们现在再来引用张国焘对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战术指挥问题上的一段评论，来进一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在战术指挥上的失误与西路军失败的关系。
张国焘回忆道：“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化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朱德当时的立场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要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276]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张国焘的这段评论呢?
关健的问题是张国焘转述的朱德对西路军领导人战术责任问题的评论，到底是不是真正出自于朱德之口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依据。不过，经过考证后我们认为，总的来看，张国焘在这段评论中讲了一些实话，但自我吹嘘的成分也不少，同时回避了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
张国焘引用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的话作论据，说如果他过了黄河进行指挥，则不会有此失败，这明显具有自我夸耀的成分。他没有想到，当年自己率军南下，光百丈一战红四方面军就伤亡近万，不是他指挥的吗?最后八万多红军损失一半，他不是亲征了吗?要不是他最后同意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川、康一带损耗下去，后果怎么样还真是不可预料。红四方面军的保存，还是得益于他的北上的。
至于张国焘借用朱德的话说“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则明显具有为自己主张的西退路线辩解的成分。张国焘主张的西退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的西进具有本质性的差异。张国焘主张的西退是指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而中央同意的西进是指在红军主力向河东发展的基础上，可以派一个红军支队向河西进军。这种关于红军主力发展方向上的分歧，是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争论的焦点。虽然进军方向的错误不见得会导致全军覆没，但遭受巨大损失则是必然的。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巨大损失难道就不是进军方向的错误吗?
同时，中央主张“适时”向河西发展，向河西发展的部队必须将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而且在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西渡、西退的时候正是河东形势极为紧张的时刻，是在中央迫切希望红军三大主力联合作战的情况下他们主动要求西退的。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而且在战局不利时也不愿意返回河东。西路军领导人如果能够及时果断东进的话，也是会避免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的。
至于张国焘引用朱德的话说，红军由于武器装备落后，更凸显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对当时西路军两位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性格及相互关系的评论，对当时西路军战斗力及西路军领导人作战指挥上的评估，应当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与现在已经公开的档案文献是基本吻合的。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转述的朱德对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战术责任问题上的评论，从总体上来看还是有见地的。
那么，从西路军与马家军的兵力对比上来看，当时西路军到底有没有取胜的兵力基础呢?
我们看下面西路军与马家军兵力对比的相关史料。
西路军全军是二万一千八百人，其中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这样西路军作战部队约为一万三千余人。[277]
甘、青二马正规部队三万一千七百余人，其中正规军中的骑兵约为八千四百人，青海、甘肃河西民团为八万九千三百余人。[278]
我们从以上史料中看到，马家军并非像有人说得那样主要是骑兵部队，以上数据显示马家军正规军中的骑兵约占其(指正规军)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西路军与马家军总兵力对比约为一比六，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一点五。如果考虑到西路军的机关、医院、病号及勤杂人员占百分之四十，这部分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把他们抛除在外，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二点四。马家军包括正规军和民团，马家军民团的战斗力要远远逊于其正规军，将民团等同于其正规军，从而得出西路军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是一比六的绝对劣势是不确切的。
由此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说的“因为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279]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依据的。
马家军虽然具有相当的战斗力，骑兵突击能力很强，能造成较大的杀伤力。但是从战斗作风、组织纪律性、战略战术和指挥水平上，是没法与西路军相比的。西路军的指挥员从鄂豫皖到川陕，再经过长征，都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作战经验丰富，不论从战略战术还是从指挥水平上应该是远远胜过马家军的。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当年马家军的团长刘呈德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280]
马家军确实具有相当的战斗力，但是马家军再有战斗力，能比得上河东国民党的中央军吗?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面临的是以国民党中央军为主力的几十万大军，[281]西路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面临的是有大量民团协助的三万余人的马家军。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西路军大得多，而国民党中央军的战斗力又是强于马家军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河东红军能够通过巧妙设伏，以歼灭战的方式，取得了山城堡大捷，不仅打退了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而且还迫使已经西渡的国民党毛炳文部回援，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而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经验、指挥水平和战略战术方面远远胜过马家军指挥员，西路军在敌我力量对比上优于河东红军，且拥有红四方面军两个主力军(红三十军、九军)，在战斗力上比它在红军兵力中所占的比重还要强，而马家军的战斗力又逊于河东国民党中央军的情况下，却打不成歼灭战，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通过分析后认为，这里尽管有客观的因素，但是西路军领导人的主观因素则是起主要作用的。
那么，导致西路军领导人不愿意进行歼灭性作战的主观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西渡后，不论是景泰一条山的战斗，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期间的分兵西退，古浪保卫战的损失，还是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高台保卫战的损失，西路军实际上都存在着兵力分散的问题。西路军分兵行动，抢占据点，这样也就难以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而不得不打成了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
集中兵力是进行歼灭战的前提。从西渡后到高台陷落前，西路军始终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难以打成歼灭战，还是因为兵力分散的问题。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是打不成歼灭战的。
为什么西路军兵力分散呢?而没有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的那样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呢?
从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希望在西退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存在着避战意识。这样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为了尽量避免与马家军决战，减少损失，西路军领导人就不得不命令西路军抢占据点，以据点为依托，来抵抗马家军的攻击，以求达到保存西路军的目的。由于甘西的城市、村落分布松散，距离较远，西路军以据点为依托，来抵抗马家军的方法，就分散了西路军的兵力。在集中不了兵力的情况下，是打不成歼灭战的。要是打不成歼灭战，西路军不仅从战场上难以获得补充，而且也消灭不了敌人，最终也无法达到保存自身的目的。这就给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带来严重威胁。
从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表示单靠西路军自力不能战胜甘、青二马，并结合他们寄希望于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同时西路军领导人在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一再要求河东红军援助西路军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像中央要求的那样将在甘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而是寄望于外力援助。
当时苏联援助能否及时提供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难以左右的，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理解中央东进路线的话，他们就不会提出河东援助西路军的要求。因为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河西大得多，而河东又关系到我党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是不会置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于不顾而不计后果地去援助河西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清醒地认识，也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这样他们也就难以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他们一再要求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指示，难以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甘、青二马的决心和信心。
这种依靠自我力量战胜二马决心和信心的不足，与他们对在河东战胜国民党中央军信心不足，认为在河东难以建立根据地如出一辙，[282] 是他们对在河东战胜国民党中央军，建立根据地信心不足的继续。这种信心不足正是张国焘西退路线形成的原因。
高台失陷前，西路军尚有打歼灭战的实力，而在高台失陷后，西路军打歼灭战的实力逐渐失去，西洞堡歼灭战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难以引为常例。这个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就是想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西路军在甘西打的是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就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境的。
东进固然有着困难，但是也存在着机会和条件，而西路军在不能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留在甘西就只有死亡。从保存西路军的角度来讲，就必须离开河西。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既打不成歼灭战，又不愿意离开甘西，这样也就难以避免西路军失败的结局。他们不愿意离开甘西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河西比河东还要重要，红军主力在河东难以建立根据地，应该向河西发展。这显然就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主要内容。
西路军领导人一开始轻视甘、青二马，后来又多次表示单靠自力难以消灭甘、青二马，这种患得患失、忽左忽右的心态表明他们始终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缺乏准确地认识，其根源还是因为他们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所致。这样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打不成歼灭战，在处境不利时，又不愿意离开河西，才最终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4、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
西路军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作出了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的指示，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的指示的呢?
(1)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看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的。
我们从西路军开始西退后(十一月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获得苏联(共产国际)将援助运抵安西的时间后(十二月份)和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一九三七年一月份)三个阶段的文献资料中来进行考察。
① 西路军开始西退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的?
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后路。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283]
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电报。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决定在甘、凉、肃、永、民地区创立根据地，如果受南敌马步芳部压迫，或后路受威胁，西路军就西退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接通新疆和远方。我们从后来西路军在甘西的转战历程来看，他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设想行动的。不过，当西路军西退到高台时，才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而以下则人粮俱丰，才不得不止步于高台。在高台保卫战失败后，又折返东进的。
十一月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夺取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但是，兵力仍须集结梯次行进，后卫必须强大，相机消灭尾追之敌，便能完成根据地的任务。”“远方正设法接济你们，还调查甘、凉、肃以北地区可通远方有几条路，以何处可能最大，速报。”“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284]
十一月十七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万万火急)“毛炳文本日开始渡河，十八日可渡完，先集结锁罕堡、大小卢塘，再向大靖进。”“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以迅速打通远方为要着。”[285]
从这两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认为西路军可以独立完成打通远方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在毛炳文西渡后，张国焘又要西路军以迅速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
十一月十七日八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在甘、凉、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之任务，主力须速西进，迅取甘州。”“估计时间约十一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到甘州，十二月五日到肃州。”“以当时情况，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到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286]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改变了十一月十二日电报中第一步的设想(也就是要放弃凉、永)，直接实施第二步的设想，也就是要将主力置于甘州、肃州和安西地区了。其原因还是因为毛炳文部过河后，他们觉得河西的局势恶化了，因而希望西退，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毛炳文部及二马决战。
十一月十八日十八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287]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不同意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西路军主力西退甘州、肃州地区的，因而主张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其原因一是苏联援助没有准备好，这样即使西路军到了肃州、安西地区，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二是如果东边被毛炳文部占有，西路军在甘西回旋余地狭小不利;三是肃州、安西地区环境险恶，西路军久屯此地，会对其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十一月十九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恩来同志昨到洪德城，对你方行动有如下意见：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288]
我们知道，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的意见。他主张西路军主力应位于凉州、永昌一带，可以一部向甘州、肃州和安西行动。这显然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是不同的。
十一月二十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持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邓发同志从迪化来电，安西、敦煌两县仅有民团，且无枪，更无军队。”[289]
我们看到，中央仍然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主力布置在永昌、肃州之线，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小部向安西、敦煌发展。中央在电报中虽然加了肃州一线，这并非是同意西路军主力可以向西发展，而是给了西路军领导人根据敌情从容处置的选择空间，从西路军的安危着想这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从中央要求西路军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和以小部向安西发展中可以看出中央是不会同意西路军主力向甘州、肃州地区发展的。
十一月二十一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若毛(指国民党军队毛炳文部—引者注)未到，二马来犯，可以而且必须与之作部分决战于凉州、永登间。若马未受基本打击而毛、马同进决战，实属不利，难收各个击破之效。不与战极难在永、凉间立足，决战则我精锐损失必大。现正准备击马，各个击破，争取甘、永间胜利。但根据现时我方情况，我们有以下意见：与马、毛全力决战不利。竭力在永、肃间创立根据地，以接通国际，如永(昌)、甘(州)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甘(州)、肃(州)间再战。如取得接济，可以回击甘、凉，便合力配合主力行动。”“竭力在永、肃间创立根据地，以接通国际，如永(昌)、甘(州)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甘(州)、肃(州)间再战。”“五军全部约十二月五日前可到安西。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无论如何皮衣、子弹速来。”[290]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如果毛炳文部未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可以在凉州、永昌间与二马作部分决战，如果毛炳文部与二马共同进攻西路军，要是与他们决战，西路军损失必大，而不决战又难以在永、凉间立足，那么西路军就转移到甘州和肃州间再战，获得援助后，再回击二马。
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主力置于凉州、永昌之间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鉴于要将主力置于这个地区，就要和毛炳文部及二马决战，从保存西路军实力，避免决战考虑，他们还是倾向于向甘州、肃州地区发展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291]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西路军主力置于凉州、永昌之间，消灭敌人，创立根据地，而将红五军置于西部地区。
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目前战线甚长，人少弹虚，有减无增，必要时决集主力在甘、永线上，甚至肃、甘线上击敌，不然敌向我拦阻，顾虑实大。”[292]
我们从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还是申诉作战的困难，要求将西路军主力向甘州、肃州地区发展。
十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则无生还。”“这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293]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难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因而也就难以在甘东地区消灭敌人。从“如何速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甘东难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希望中央同意他们向甘州、肃州西退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九时，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现正寻机用伏击战击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留山丹阻敌。”[294]
我们从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希望脱离凉州、永昌地区，向甘州、肃州地区退却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毛泽东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295]
由于河东取得了山城堡战斗大捷，迫使毛炳文部东渡，因而中央认为毛炳文部东撤后，利于西路军向东发展，因而指示西路军在打破马敌后，向东发展，策应河东。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到在苏联援助没有准确信息的情况下，从西路军的安危着想，中央是不愿意让西路军深入甘西荒凉地带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在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西路军置于凉州、永昌一带，保持东边回旋余地，而西路军领导人却执意于向甘州、肃州一带退却。在西路军驻扎甘西的位置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显然存在着不同意见。
②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获得苏联(共产国际)将援助运抵安西的时间后，又是如何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呢?
进入十二月份后，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又有什么想法呢?
十二月六日，陈昌浩、李特、李卓然、王树声、曾传六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拟主力回山丹，永昌及二十里铺据点驻四个或六个团，骑师直出凉西四十里铺，迫近凉州，毁其飞机场，迫马元海主力后退，夹击之，至尚能开展地区，迫敌改变进攻计划，在此争取时间过冬，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296]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有使西路军主力向东行动的意向，但是这主要还是为了策应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而展开的行动。如果河东红军主力不来，西路军主力再向甘州逼进。由此我们还不能说西路军领导人是为了执行中央要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主力置于凉州、永昌地区，保持东边回旋余地的指示而展开行动的。
十二月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到安西道上冬天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297]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明确说明苏联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到安西，应该是此前接到了共产国际的电报。
根据业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准备提供给中国红军的一千六百吨箱装物资，派部队经新疆护送到中国。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负责接送武器有关事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在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后，陈云率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首都)，准备前往新疆迎接西路军。十二月中旬，陈云一行从阿拉木图抵达靠近新疆的霍而果斯，看到了苏联(共产国际)援助西路军的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298]
因而我们认为虽然现在尚未发现共产国际致中央的电报，但是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应该是中央在获得共产国际两个半月后将援助运抵安西的电报后才要西路军占领甘、肃二州及安西的。
我们从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徐、陈西路军力量虽减至一万八千人，但面前无大敌，打通远方局面大体已定”[299]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中央认为当时甘、青二马对西路军已不再构成威胁。(当然这种判断与此前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中对马家军的轻视和对西退的乐观态度有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向西相机占领甘州、肃州的。
十二月九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旬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日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300]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根据苏联援助两个半月后运抵安西以及中央要求他们相机占领甘州、肃州的指示，表示西路军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休息三十到四十天时间，届时必将赶到安西接收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
我们不禁要问，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要在永昌、山丹地区休息三十至四十天时间，在马家军的战斗力尚未受到根本打击的情况下，他们能够休息得成吗?他们为什么不趁机集中兵力，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呢?难道他们忘记了中央要求他们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指示吗?
我们对此间的文献资料分析后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在苏联援助已经“有望”的情况下，希望在获得苏联的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就把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而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就要尽可能避免与马家军决战。为了避免与马家军决战，西路军就不得不以据点为依托来抵抗马家军的进攻，这样就不仅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而且又分散了兵力，恰恰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十二月十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301]
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任务，仍然是要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以打通远方为基本任务。
十二月二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逐渐西移。”“拟于明年一月中，九(军)、三十军抢占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渡过严寒之三月。”[302]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西路军要逐渐西移，如果苏联援助不能及时运抵安西，西路军将在甘西休整几个月，渡过严寒的冬季。由此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仍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而没有依靠自我力量，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行动。
但是当河东形势进入紧张关健时刻的时候，我党应张学良的要求调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此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西路军领导人仍然倾向于西退，而对东返顾虑重重。此间文献资料显示，[303]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意见，到最后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取消了西路军的东进行动，前后不过五天时间，不会对西路军的行动造成重大影响。
十二月二十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304]
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要求西路军执行占领甘、肃二州的任务，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西路军领导人依据情况自主决定。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实际上给了西路军领导人一个机动选择的机会。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在接到电报的当夜就全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305]
③ 西路军进入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又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的?
西路军西退后情况又怎么样呢?
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306]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西退后，西路军领导人从高台以上甚荒凉的境况中也感到继续西退的困难，因而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映情况。
一月五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在西进。”“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307]
根据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西路军暂勿前进，并指示西路军领导人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指示不解，因而一月六日，西路军领导人以军政委员会的名义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所以补充训练事实上不易做到。”“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308]
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不仅对中央的指示发出疑问，而且还表示依靠西路军自身无力集中兵力灭敌。
一月七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309]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对西路军领导人的疑惑与不解，复电西路军领导人中央要他们暂停于高台、临泽地区是根据他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决定的。
一月八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现已集九、三十军及我们于沙河堡，坚决灭敌。敌主力集此，五军仍回高(台)、抚(彝)。再次请求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310]
我们看到，虽然西路军领导人表示坚决灭敌，但是仍然表示单靠西路军难以完成任务，要求将红三十一军、红四军开往河西与西路军夹击灭敌。
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并军政会：“你们应从依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区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31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用自力灭敌，建立根据地，暂时不要分兵去安西。
一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情况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312]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同意西路军向东发展根据地的。这也就又一次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西退持谨慎态度，而侧重于西路军向东发展的。
从以上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西路军开始西退时，由于苏联就援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尚未落实，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危出发，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个时期，保持东边回旋余地，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则认为在永昌、山丹地区与敌决战不利，希望继续退却，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敌决战。
当着苏联(共产国际)表示两个半月后可以提供援助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同意西路军相机向甘州、肃州地区发展。期间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确有调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的想法，但是前后仅五天的时间，况且没有见之于行动，对西路军并未产生重大影响。
西路军全军西退后，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并不适于西路军生存，这时马家军又蜂拥而来，西路军领导人这才将所遇到的实际情况电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指示西路军暂停于高台、临泽地区，趁机往东大大扩展根据地。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作出了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指示?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执意要求下，同时也是由于他们表示可以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苏联又表示确实无误地将援助送往安西，又与中央的东进路线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没有根本性冲突的情况下，才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由此看来，中央对西路军西退是存在忧虑的，也是极为慎重的。这种忧虑和慎重不仅表现在中央直到十一月十五日，也就是西路军先锋部队到达凉州，直逼永昌的时候，才最终同意西路军的西退行动，也表现在十一月十八日为西路军安全计，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
人们不禁要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苏联的援助尚未准备好。
由于共产国际(苏联)是十一月三日才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的，在十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表示如果他们将援助运往安西的话，可以考虑让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向哈密前进。[313]由此可以看出直到十一月八日中央尚未答应共产国际，派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前往新疆接受苏联援助。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电报中表示可以独立完成任务，执意于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于十一月十三日致电共产国际要求他们“切实无误的”将援助运抵安西。在获得共产国际的保证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由此看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无论如何苏联是准备不好援助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原因之二，是在中央与苏联就援助运送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没有确定下来之前，西路军即使到达安西也是获得不了援助的。虽然苏联(共产国际)表示“确实无误的”将援助运送到安西，但是在中央与苏联就提供援助的准确时间，用什么方式将援助运送到安西，以及又如何交接等问题没有具体确定之前，西路军冒然前往安西，是获得不了援助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原因之三，是为了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使西路军在甘西处于有利的态势，以便在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我们从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为了不使东部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使西路军不向西部深入过远，靠近河东，能够与河东红军互相策应，以便西路军在甘西处境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原因之四，是肃州、安西一带远离河东，环境险恶，人口稀少，难以供养大军。我们从十一月十八日中央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西路军如果处于此地，别说发展壮大，就是生存也会面临严重困难。同时，肃州、安西又远离河东，如果西路军处境不利，在返回河东问题上就会面临重重困难。因而中央才在没有苏联援助的确切消息的情况下，从西路军安全计，让西路军暂时留住在永昌、山丹地区，没有让西路军冒然进入这个地区。
由此看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让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是从西路军的安危出发，在苏联援助没有准备好，中央与苏联就援助的时间、运输方式及交接手段尚未确定的情况下，为了使西路军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在甘西处于有利态势，避免深入西部荒凉地区，以便在不利的条件下能够返回河东所采取的重大行动。这说明中央对西路军的行动是慎重的，也是深谋远虑的。
那么，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为什么指示西路军向甘州、肃州进军呢?
这是因为十二月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收到共产国际两个半月后将援助运抵安西的电报后，才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向甘州、肃州相机行动，占领甘、肃二州及安西的。不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都是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将中心任务放在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上。但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能够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战打击，消灭其有生力量，那么不仅会在永昌、山丹地区站稳脚跟，而且在退往甘州、肃州途中，马家军也不会紧追不舍，给西路军造成重大杀伤。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在甘西的安危出发，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便在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只是在获得苏联将援助运抵安西的确切时间后，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占领甘、肃二州及安西的。不论是要求西路军留在永昌、山丹地区，还是指示西路军占领甘、肃二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都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是如何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指示的?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而西路军领导人却极力主张向甘州、肃州退却，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而西路军领导人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后再与马家军作战。如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就要和马家军进行决战，因而西路军领导人希望撤离这个地区，西退甘州、肃州，避开马家军。这样西路军领导人在没有撤离永昌、山丹地区的情况下，就从这种避战意识出发，将西路军分布在三百余里的战线上，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依托据点，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被动应付，处处抵抗。从占领永昌、山丹地区到最后撤离这个地区，西路军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却始终难以集中兵力，给马家军以歼灭战打击，这就为以后作战的被动和损失留下了严重隐患。
由此可以看到，西路军如果要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就要和马家军进行决战，否则就难以在此站稳脚跟，而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不愿意和马家军进行决战。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西路军领导人才希望避开马家军，向西退却，占领甘州、肃州地区。他们没有想到，这是避不开的，我能往，敌也能往，马家军很快蜂拥而来，不消灭敌人又如何能够在河西站稳脚跟，接通远方呢?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承认了这一点。[314]虽然陈昌浩和徐向前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尽量避免与马家军进行决战上则是意见一致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希望西路军领导人在保持东边回旋余地的条件下，相机占领甘州、肃州和安西，而西路军领导人却让西路军全军撤离了永昌、山丹地区。这是由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没有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反而在马家军的分割包围中，处于被动地位，最后是在永昌、山丹地区站不住脚的情况下，匆忙西退的。这样就不仅不能坚守永昌、山丹地区，而且也难以避免西退过程中的重大损失，[315]又给以后的作战留下了严重隐患。
(4)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的实际效果及影响。
西路军西退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个时期，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后来在获得苏联(共产国际)将援助运抵安西的确切时间后，才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占领甘州、肃州和安西，于是西路军又向西进军。这样单从形式上看，确实容易得出西路军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示的结论。我们对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考察后，不禁发出疑问，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央要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留住一时期，并不是让西路军在这个地区消极防守，而是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要立足于自我奋斗，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为此，毛泽东还专门致电西路军领导人传授了进行歼灭战的战术要领，并且说 “如此打两三次，问题就解决了”。[316]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却始终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而是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这样也就难以给敌人以巨大杀伤，消灭其战斗力，使西路军获得有效补充。
西路军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到底是甘西的地形、敌情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呢，还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上的问题呢?
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必须做出准确判断的问题。
如果是甘西的敌情、地形根本就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