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雄，1913年11月出生于福建上杭，年已109岁。

算起来作为老红军、老八路和老解放，张力雄入党都91年了，参加红军也有90年。这样的履历完全称得上我军的“活化石”。但是，从各个时期的经历来看，张力雄一直是政工干部。

红军时期，张力雄任红五军团13师连指导员，后调到红34师机枪连任指导员，1934年2月升任100团政委，作为红34师代表参加了瑞金会议，还受到主席勉励。2个月后张力雄调回了红13师，侯中辉接任团政委。湘江之战红34师全军覆没，仅韩伟等人幸存。

随后西征河西走廊，张力雄任红5军45团政委，在高台一战身负重伤，幸亏被老乡藏在家中，后来靠打短工、讨饭，和红5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辗转走了1年时间，才回到了延安。

张力雄在抗战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太行7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时期是二野特纵政治部主任。授衔之前的职务是13军政委，一般应授少将，但由于西路军逃亡一年缺少证人，所以仅授大校军衔。

历史是公正的，张力雄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1961年晋升少将。

尹先炳

尹先炳是湖北汉川人，红军时期曾任红2军团的团参谋长。

抗战时期，尹先炳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参谋长、团长，后任129师新11旅旅长、太行1分区司令员，后来大名鼎鼎的秦基伟是他的副手。解放时期，尹先炳人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副司令、16军军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尹先炳出任贵州军区副司令员，在大西南率先肃清了匪患。

抗美援朝后期，我军第一个合成军16军小试牛刀就让美军大惊失色，加速了谈判进程。1952年评衔开始时，二野11个军长都暂定中将军衔。但是，尹先炳因为个人问题自毁前程，被降为大校。

尹先炳（左一）与战友合影

张力雄、梁金华、萧锋和刘瑄1961年晋升少将，唯独尹先炳始终与将军失之交臂。

我军五大野战军的首任军长，一野9个军1大将、3上将、2中将；二野11个军（含19军、58军）除了尹先炳其余清一色中将；三野16个军10 中将、3少将；四野18个军7上将、5中将、3少将。

作为二野主力16军和我军第一个合成军的军长，尹先炳成了反面典型。

梁金华

梁金华是湖南汨罗人，1927年参加革命，年仅14岁。

红军时期，梁金华曾任独2师特务连连长、红18师54团副营长、湘鄂赣军区司令部特务营营长、特务大队大队长。主力红军长征后，梁金华留守苏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时期，梁金华曾任新四军7师57团团长、皖南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时期，梁金华的最高职务是三野8兵团24军副军长。建国后，成为24军继王必成、皮定均、张震之后第4任军长。

但是，梁金华任24军军长已经是抗美援朝结束后，而1952年评级是副军级。

按照副军级的授衔标准，授少将、大校都属正常。至于低授的原因，一说是因为在三八线手下对待俘虏出现过激行为，梁金华难辞其咎。一说是梁金华在授衔前和结发妻子离婚，造成很大影响。

因此，梁金华因为工作和家庭原因就低不就高被授予大校。不过，6年后晋升少将。

萧锋

萧锋是江西泰和人，1928年参加红军时只有12岁。

红军时期，萧锋的最高职务是团政委，抗战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八路军115师骑兵团政委、晋察冀一分区副参谋长，解放时期的最高职务是三野28军副军长、代军长。授衔前，是第三坦克学校校长。

由于金门战役的失利，萧锋头上的“代”字一直没有去掉，所以是准军级干部。

所以，在1952年评级时萧锋实际上只是准军职干部，一般授少将军衔。但是，金门惨败的影响是在太过深远，因此授大校也正常。相似的还有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失利的郑其贵，仅授上校。

战场上失败，是造成萧锋仅授大校的重要参考指标。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1961年，萧锋晋升少将。2年以后，郑其贵也晋升位大校。考虑到郑其贵多担任政工干部，评衔和萧锋有差距实属正常。

刘瑄

和张力雄、尹先炳、梁金华、萧锋不同的是，刘瑄属于“三八式干部”。

所谓“三八式干部”，是指没有经历土地革命时期，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才参加革命的干部。大授衔流传“红军不下校，抗日不上将”说法，老红军起码少校，而全面抗战参加革命的一般不会评将军。

来自山东邹平的60军政委刘瑄就属于“抗日干部”，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在陕北安吴青训班毕业，分到太行军区从事政工工作，抗战时期最高职务是129师新11旅31团政委。解放时期，最高职务是二野11军31师政治部主任。抗美援朝时期，任志愿军12军31师政委。

大授衔前，刘瑄任60军政委，但是1952年定级正师，所以授大校符合规定。

和刘瑄类似的“三八式”开国大校，还有1937年参加革命的燕赵猛将王猛，以及1938年参加革命的齐鲁智将刘振华。只不过，刘瑄是在1961年晋升少将，而王猛和刘振华则是在1964年晋升少将。

同样是“三八式”开国大校，王猛和刘振华比刘瑄还牛，王猛担任过广州军区政委，而刘振华先后担任过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的政委。可见，授衔只是对过去革命历程的阶段性总结，而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