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老缶、缶道人等等，汉族，浙江湖州人。中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晚清民国时期着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与任伯年、蒲华、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吴昌硕的艺术别辟蹊径、贵于创造，最擅长写意花卉，他以书法入画，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章法融入绘画，形成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他以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敦厚老辣、纵横恣肆、气势雄强，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画面用色对比强烈。
一绝：诗
吴昌硕善作诗文，苦吟数十年，未尝间断。所作诗篇以傲兀奇崛古朴隽永见长，一般地说用典较多，不甚通俗，但有些绝句纯用白描手法，活泼自然，接近口语，具有明丽俊逸的特点，风格上与民歌很相近。所作题画诗寄托深远，颇有浪漫主义气息。
他喜画梅，作《梅石图》题诗曰：“梅溪水平桥，乌山睡初醒。月明乱峰西，有客泛孤艇。除却数卷书，尽载梅花影。”；作《梅花》题曰：“寒香风吹下东碧，山虚水深人绝迹。石壁矗天回千尺，梅花一枝和雪白。和羹调鼎非救饥，置身高处犹待时。冰心铁骨绝世姿，世间桃李安得知？”
这些诗文，无不精神饱满，文气盎然，想像丰富，读来酣畅淋漓。充分体现了吴昌硕的旧学功底、文学涵养和艺术才华。
二绝：书
他的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石刻；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写《石鼓》中融汇变通。沙孟海评：吴先生极力避免“侧媚取势”，“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种钟鼎陶器文字的体势，杂揉其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的多。吴昌硕的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个中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60岁后所书尤精，圆熟精悍，刚柔并济。喜将石鼓文字集语书写对联。晚年以篆隶笔法作草书，笔势奔腾，苍劲雄浑，不拘成法。日本篆刻家河井荃庐从1898年开始就向吴昌硕请教，并向日本篆刻界介绍，产生极大的影响。
图/八十自寿联
图/纸本 行书纵133. 5厘米横32．5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释文：倒卷黄河作飞雨，招呼明月到芳尊。
释文：小圃雉鸣逢雨夕，瀞流鱼出乐华朝。
图/吴昌硕《集石鼓文五言联》香港艺术馆 虚白斋藏
释文：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
图/汉书秦云联
图/吴昌硕《三言联》
图/《行书五言诗》轴，纸本，纵136cm，横4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风香邻有无，花影佛跏趺。历劫龙吁盋，餐霞凤别梧。石真彊取诗，柱诗奈不奇。觚山傥（此字点去）燕支夺，狂歌待老夫。普宁寺牡丹。丁卯深秋录于癖斯堂。吴昌硕年八十四。
三绝：画
吴昌硕最擅长写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响最大，由于他书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他自己说：“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他常常用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力透纸背，纵横恣肆，气势雄强，布局新颖，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的格局，或作对角斜势，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用色上似赵之谦，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尤善用西洋红，色泽强烈鲜艳。名重当时的画家任伯年对吴昌硕以石鼓文的篆法入画拍案叫绝，其酣畅淋漓的“大写意” 表现形式直接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画坛。
图/《紫藤图轴清》纸本设色 纵1 29厘米横46.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图/《荷蓼图轴清》纸本设色 纵107.5厘米横52.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图/《花卉图屏》之一 纸本设色每屏纵127.5厘米横4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图/《花卉图屏》之二 纸本设色每屏纵127.5厘米横4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图/《花卉图屏》之三 纸本设色每屏纵127.5厘米横4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图/《花卉图屏》之四 纸本设色每屏纵127.5厘米横4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四绝：印
吴昌硕少年时，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书，印刻。篆刻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影响，成为一代宗师。他的篆书个性极强，印中的字饶有笔意，刀融于笔。所以他的篆刻常常表现出雄而媚、拙而朴、丑而美、古而今、变而正的特点。他的篆刻作品，能在秀丽处显苍劲，流畅处见厚朴，往往在不经意中见功力。
此印刻于光绪二年(1876)，吴昌硕时年三十三岁，是其早期的一方名作。“道在瓦甓”，语出《庄子》。意思是说，道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吴昌硕是提取其文辞，说明要在秦汉高妙而又少为人涉猎的砖瓦文字中借鉴、学习、消化、生发。“道在瓦甓”印文是吴昌硕篆刻艺术毕生追求的主旨，也是成就他之后书画大业的基点。
“泰山残石楼”印是吴昌硕为挚友高邕之所刻。高氏得明拓《封泰山碑》二十九字，以名其楼。吴昌硕刻印时间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元宵节，此印线条粗细残破处理精到，使钤于平面纸楮上的印蜕，产生出二维空间，有一种浮雕般的立体感，堪称前无古人的全新创造。
此印作于光绪十二年(1886)冬，是吴昌硕四十三岁时为画家任伯年所刻。任伯年大吴昌硕四岁，成名较早，且生活在有书画半壁江山之称的上海，因而求画者不绝，任伯年应之无暇，遂自称“画奴”，延请吴昌硕刻石。
这是一方带金文笔意的自用斋室印。四字中有三字笔画少的印，一般较难安排妥帖。此印故取“田”印格式来协调朱白虚实。这是一方集中了吴昌硕典型手法创作的雄浑大气的经典之作。被今人称为“大写意”的此印，绝不因为是写意，便粗率、随便，而是经得起推敲、呕心沥血的产物。
吴昌硕惯以钝刀刻印。钝刀者，刀锋、刀角相对较钝，是使得笔画苍浑朴厚、用拙拒巧，获得高古境界的一种艺术手段。这方自寿大印是吴昌硕典型的高古风格的印作，九字篆刻苍浑磅礴，刀法雄峻，“卿”、“信”、“印”、“利”、“长”等字都不同程度作了残破处理，一如地下出土的烂铜印，斑驳、古拙之极。
这是吴昌硕常用的一方两面印，朱文“俊卿之印”和白文“仓硕”。原印作于光绪丁丑(1877)九月，时吴昌硕三十四岁，后于丙寅岁(1926)被小人窃去，遂嘱王个移仿刻之。整方印密处呈右二左一的三角形结构，再辅之于调动破边、做虚等技法，不愧为大家之作。
综上可见，吴昌硕的作品诗、书、画、印配合得宜，融为一体，对艺术创作主张“出己意”、“贵有我”，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性格特点”。其艺术风尚对我国近现代画坛影响极大，对日本影响也很大。吴昌硕着有《缶庐集》、《缶庐印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