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大会主席扬·埃里亚森（Jan Eliasson）和皮奥特 3月初，皮奥特与拉尔森一起去了波士顿参与TedMed录制。拉尔森是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疫苗信心项目（the Vaccine Confidence Project）的负责人，在演说中谈到了关于疫苗接种的一些谣言，而皮奥特则被询问了100个有关新冠病毒的问题。 其中第79个问题： “我应该担心自己是否会感染COVID-19吗？彼得，你担心自己会被感染吗？” 皮奥特表示：“我会竭尽所能避免感染，因为你无法估计某个个体在感染后会发生多糟糕的情况。” 一语成谶，他自己“中招”了。 到访新加坡和波士顿没给皮奥特带来麻烦，但在位于伦敦的家中，社交隔离方面的松懈使他付出了代价。 他与30～250名观众进行了交谈，还参加了50人的生日聚会，并在伦敦以及剑桥的5家餐厅吃过饭。除了避免握手，没有采取任何特殊预防措施的皮奥特只能在发现自己中招后无奈表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被感染的。” 3月19日晚上，他开始发烧并头痛：“我心怀侥幸地希望它不是COVID-19。” “仿佛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筋疲力尽” 之后，他感觉越来越疲倦，发烧近38度。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皮奥特没法做病毒检测，因为少量的检测包是为医院保留的。 “它像一辆大巴车撞击着我。极度的疲劳，仿佛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筋疲力尽一般。我的头皮也变得非常敏感——如果海蒂触摸它，我会感觉很疼。那是神经系统的症状。” 他妻子拉尔森说道： “我知道彼得出现了很多症状。他会有非常敏感的头疼，在房间里走动一会儿就感到疲劳。因此，如果他要水或其他任何东西，我会放下手头的活儿，立刻给到他。身体不适时，我们对于时间会有另一种体验，每一分钟都是漫长难耐的。” 3月26日，他终于通过一名私人医生得到了检测包，同时，他烧得也越来越厉害。 3月31日，他的体温达到40度，开始意识混乱。拉尔森带他去了圣巴塞洛缪医院的急诊室。 尽管没有呼吸困难，但皮奥特的血氧饱和度仅为84％，低得可怕。
X射线显示其两肺都有液体，表明存在细菌性肺炎。
C反应蛋白（表明炎症）和D-二聚体（表明血块形成）的水平都很高。 “我立即从医生变成了病人。”皮奥特开始吸氧，然后被送上轮床。 当他接受诊断时，拉尔森被允许留下来，但不可冒险上楼见丈夫。她表示，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NHS）的医院通常“像印度的公共汽车一样拥挤”，但他们却说“除非您已出现了11个小时以上的症状，否则不要来医院”。 被送进医院的皮奥特感觉身体被掏空。他要求有一个自己的单间，但被告知此类房间是提供给还未测试呈阳性的人的。最后，他和另外3名男子一起待在一个40平米的带独卫房间里。 “食物是糟糕的香肠土豆泥，而我那几个睡觉爱打呼噜的室友调侃NHS为‘伟大的平衡者’。”皮奥特如此说道。 那天晚上，拉尔森博士回家，听闻南非着名艾滋病研究者吉塔·拉姆吉（Gita Ramjee）博士刚死于COVID-19的消息。拉姆吉是皮奥特所在大学的名誉教授，在生病之前主持了一次座谈会。 拉尔森说道：“她与我岁数一般。我突然感觉这一悲剧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康复之路曲折跌宕 皮奥特回忆起在恐惧中挣扎的自己：“你所能做的就是躺在那里祈祷：‘我希望情况不会变得更糟！’” 他通过静脉注射了抗生素，接受高流量氧气，并且每两小时被唤醒一次以检查血压和其他生命体征。 他说：“我非常希望自己可以不戴呼吸机。呼吸机可以挽救生命，但也可能造成很多伤害。戴上它就等于说你的存活机会与感染埃博拉病毒后的差不多了——大约1/3吧。” 他每天都与拉尔森或子女交谈，还观看了妻子推荐的有关西西里侦探的《蒙塔巴诺督查》（Inspector Montalbano）新一季以打发时间。 幸运的是皮奥特的血氧饱和度最终回升至92％。他于4月8日出院。 “他们让我打车，但我拒绝了。我想呼吸伦敦现在那不受污染的空气。”他乘坐火车回了家。 在谈到自己“劫后余生”时，皮奥特说道：“这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样令人震惊。坦白说，当我回到家时，我居然哭了，我太激动了。” 不过实际上他的身体没有彻底摆脱病毒。离开医院前，他的病毒检测已呈阴性，但后来又出了新状况——迟发性免疫反应（delayed immune reaction）。 皮奥特说道：“我家是一栋三层楼的乔治亚风格老房子，不几日后，一爬楼，我就感觉气喘吁吁。” 他妻子拉尔森购买了脉搏血氧仪，这是一种通过指尖监测测量血氧水平的设备。
她给自己也做了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尽管她症状轻微，但她出现过2次剧烈头痛：第一次发生在3月下旬，第二次则是于4月中旬出现。第二次头痛时，她的眼睛也发红——这是一种罕见但公认的COVID-19症状，或许可以表明病毒通过眼睛感染了她。 4月15日，皮奥特的心脏开始以每分钟165次的频率跳动，血氧百分比再次下降到80%～90%的区间。 他和拉尔森去了伦敦大学学院医院并接受了胸部X光检查。 这次，“我的肺部（被病原体）完全渗透，一团糟” 。他解释道，渗出的信号蛋白呈微小的囊泡状，像一串葡萄那般在整个肺部生长着——这是他正遭受的“细胞因子风暴”。这些囊泡状的信号蛋白将白细胞吸引到彼此之间的空隙中，进而阻塞氧气正常进入红细胞的路径。 皮奥特的医生考虑让他再入院治疗，这使他感到恐惧。 “我的祖父参加了一战。他曾在比利时法兰德斯（Flanders）的罂粟田里战斗。他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要休假回家了，然后发现又得回去战斗。” 对于这时的皮奥特来说，住院和供氧或许徒劳——他的肺部全白了，可能很难吸收氧气。 专门研究疑难肺炎的乔安娜?波特医生（Joanna Porter）选择静脉注射类固醇帮他减轻炎症，同时使用抗凝剂预防心房纤颤引起的血凝块。尽管皮奥特自己同意了，但相关管理机构禁止波特医生这样治疗他。当然，她依然担任皮奥特的主治医生。 类固醇看起来有效，但服用它们的时间太久，包括肌肉萎缩、骨骼损伤和糖尿病等在内的副作用也会随之产生。 花园中的皮奥特和拉尔森 皮奥特表示自己以后或许需要一直服用抗凝剂，而可能的肺部永久性损伤将会是病毒送给自己的复仇纪念礼物。“不过可以忍受。”他耸了耸肩。 “如果你是重症感染者，同时又遭遇细胞因子风暴，那就完蛋了。我经历了3个阶段——首先发烧，然后是需要氧气支持，现在是细胞因子风暴。” 康复后的皮奥特正与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合作开发疫苗。（CEPI成立于2017年，旨在开发针对传统疫苗公司不投资的全新疾病。） 他说道：“我曾与死亡面对面。1976年的埃博拉疫情中，我们需要从患者身上抽血，但当时的医疗防护装备简陋到可笑；我也曾在直升机事故里幸存了下来。这种劫后余生会让您思考哪些人、哪些事物是最重要的。” 资料来源： A Virus-Hunter Falls Prey to a Virus He Underestimated 扩展阅读： 鲜有人知，鉴定冠状病毒第一人——琼·阿尔梅达 A型血患者新冠重症率高？遗传学家有线索 零号病人“杜加”可以甩锅了，HIV病毒出现时间又向前推进了 如果新冠是自然的报复，那我们或许该听听环保之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