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病

2004年9月，廖智勇架好手机，坐回神志恢复清醒的二女儿廖娟娟旁，录下这样一段视频：

廖志勇问：“爸爸给你申请安乐死，你愿不愿意？”

见女儿不理解安乐死的意思，他又解释道，安乐死，就是没有痛苦，轻松结束生命。

廖娟娟点点头，她说好，但不想喝药，怕苦。廖智勇安慰女儿，安乐死不用吃药，打针就可以，就像睡一觉一样就“过去了”。

“记得打屁股上，肉多（不痛）。”廖娟娟叮嘱父亲，“死了我就解放了，全家都自由了。我的救命恩人就是爸爸。”

这一年廖娟娟16岁，这是她发病的第三年，廖家破产的第一年。

1988年春天，退伍军人廖智勇揣着转业金，带着怀孕的妻子王素珍离开老家遂宁，来到彭州谋生。

身处陌生城市，年轻的夫妻俩虽然忐忑，但始终对未来抱有希望，因为他们有糊口的手艺，不怕吃苦。廖智勇在部队里学到一手修电器的好手艺，他负责维修大件家电，妻子则修手表一类的小件。

二月初二，皇历上说这天是个好日子——“龙抬头”。廖家夫妻的电器修理摊开张了，王素珍在这天临盆，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姐姐取名“婷婷”，妹妹叫“娟娟”。

双喜临门，看到女儿出生，廖智勇告诉妻子，他们一家四口的小日子一定能越过越好。

起初，一切皆如廖智勇的话那样，生活一日比一日兴旺。1989年，王素珍又生下小女儿佳佳。平时，两人一门心思做生意养家糊口。

（廖娟娟发病前拍的全家福）

两人价格公道，技术好手速快，慢慢地名声传出去，小地摊换成了门面房，后来又打通隔壁铺面，挂上醒目的蓝底招牌。

那是廖家人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虽然开店辛苦，但账户储蓄日日见涨。靠着这个小铺子，他们在彭州买下了一套100平方的商品房，还把三个女儿的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里，方便她们读书。

娟娟没有生病前，邻居看到王素珍都会夸她有福气，家里有“三朵金花”，个个懂事乖巧，家里气氛很好。三姐妹在同一个小学读书，每天一起上下学，一路唱歌骑车回家。

有次三姐妹放学后去同学家玩到天黑才回去，担心女儿出事的廖智勇看到她们，生气地让三人罚跪，用小帕子佯装要打她们。实际上父女几人都知道父亲不会真的动手，“爸爸说要打，结果没打，就在身上挨了一下。我们在笑，他们（爸妈）也在笑，（我们知道他们）根本舍不得。”

“那时候连挨打都觉得好快乐，好幸福。”

“就算我们很穷，但一家人真的开开心心过（日子）。”

当时廖娟娟在姐妹里是最出挑的。

她喜欢文艺，唱歌跳舞在行，硬笔书法还过了四级。性格也是姐妹里最好的，在学校里不仅做校报小记者，还当上领操员。

（廖家三姐妹合照）

回忆起过去的妹妹，廖婷婷曾告诉记者，“娟娟很懂事，拿得定主意。当时我们有什么做不了的决定都先去问她，听她的。”廖智勇夫妇也一样，认为娟娟应该是三个孩子中最有出息的那个。

变故发生在2001年6月，13岁的廖娟娟突然在学校发烧昏倒，被送进医院急救。彭州没有医疗水平过硬的大医院，直到三天后才被确诊为脑膜炎。

经过两周的抢救治疗，昏迷18天的廖娟娟终于苏醒，但醒来之后，她似乎不再是“廖娟娟”。

暴力

打人，是廖娟娟苏醒后做的第一件事。

护士走到她身旁给她量体温，看到有人过来的娟娟伸手狠狠揪了护士。此后，回到家里的娟娟常常对家人进行暴力行为。

每到凌晨两三点，廖娟娟都会把守在床边的母亲叫醒，“我要下楼！”等母亲把身材丰腴的她背在身上，她就开始狠狠扯母亲王素珍的头发。等母亲把她放到楼下小区椅子上坐好，廖娟娟又要求母亲背她回家。

那时廖家人还以为她重病初愈后，因为左下肢神经麻痹导致心情不好，脾气比较暴躁。哪怕医生已经在医嘱中写道，廖娟娟有“狂躁”的后遗症，他们仍怀着期待，觉得有天她情况会转好。但二女儿回学校后发生的事，让他们再也无法忽视女儿的异样。

2001年底，休学半年养病的廖娟娟准备回校读书。当时廖娟娟已经有些目光呆滞，校方见状让她复读小学五年级，以防跟不上学习进度。结果到校第一天，被同学嘲笑脑子笨的廖娟娟，径直走到宣传栏砸碎了玻璃。

回校不久，学校就劝退了经常对同学动手的廖娟娟。在教师办公室里，老师委婉地建议廖智勇，“你带娟娟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她是不是病还没好。”

2002年初，廖智勇夫妇带着廖娟娟从彭州到成都，辗转几家医院，最终，廖娟娟在华西医院被诊断为狂躁型器质性精神失常，这是脑膜炎的严重后遗症之一。

（廖娟娟病情诊断书）

从廖娟娟确诊那天起，廖家如坠冰窖。没有人想过放弃廖娟娟，他们想治好她，于是整个家都围绕着她来生活。

廖智勇夫妇延长了开店时间，只为多挣些钱支付娟娟高昂的治疗费，而只比妹妹大半小时的长女婷婷，从14岁开始承担了大部分照顾娟娟的任务。

虽然有相应的药物，但治疗精神障碍病人难点依然很多。比如，大部分针对精神疾病的药物都带有镇定效果，病人吃完的临床反应就是嗜睡，整天精神不振。

对于希望病人早日恢复正常的家属来说，他们会怀疑医生出的药方是否只是让病人“不要闹”，这种不信任很容易让他们放弃正规治疗手段，去寻求“听说很有效快速的办法”。

另外，病人本身也不愿意坚持服药，他们会反感这类药物的镇静效果，加上疾病带来的“幻觉、多疑”，更是让他们认为，给自己吃这种药会害了自己。

因此，病人一方面会暴力抗拒服药，另一方面在他们清醒时，苦苦哀求家人不要再给自己吃药的模样，也会让家属无法坚持让病人服用药物。

廖家人，正是这类型的病人家属。

他们想救廖娟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从2001年廖娟娟留下脑膜炎后遗症之后，廖智勇夫妇就带着女儿走遍成都周边各大医院，只要是听说该院精神科有名，立刻就去挂号。

（廖娟娟在医院做检查）

但他们对看到治疗效果的耐心却不够。往往一个疗程的药还没吃完，廖家父母看到娟娟的病没有起色，立即就换新的医生来医治。

在这种情况下，廖家人卖了房子，欠下债，带着二女儿做各类治疗，看了中医又看西医，吃下一肚子药。甚至听到有土方，比如把竹子一节节砍断，在灶上烧出水来，再收集一碗后给病人服用等等，廖母王素珍也照做。

只是，廖娟娟的病依旧不见好转，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

苦痛

病了几年，廖娟娟从一天发病一两次，逐渐加重到发病十几次，每次只要开始“狂躁”，她面前的人和物品都会遭殃。

廖家人从没有完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过，身上一片青紫都是常有的事。王素珍被女儿用折叠椅砸过额头，缝了7针，廖智勇父女几人也常被娟娟殴打，原因只是他们说话不慎惹她生气，或是没有马上满足她的要求。

伤人事件太多，廖家几乎规避了一切娟娟可能拿到的“危险的物品”。有视频记录过廖娟娟还在人世时廖家房子的样子。说是家，不如说是毛坯。窗户用报纸糊着，窗帘拉上，房间里没有任何摆件，衣柜门用铁丝缠上，这一切都是防止廖娟娟随手抄起一个东西伤害家人。

（廖娟娟咬枕头）

这些均是徒劳。廖娟娟可以拖着自己躺的床满屋子转，放在床边笨重的折叠小桌，她单手就能拿起来朝父母丢去。

在这种情况下，每天和妹妹相处时间最多的廖婷婷，受到的伤害更是其他人的数倍。

首先是挨打。不止一个邻居看到过，带着妹妹出门散步的廖婷婷，被突然发病的妹妹按在地上捶打，下手极狠，“把姐姐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看着都觉得好惨”。

其次是学习。因为最小的妹妹廖佳佳“还不懂事”，廖娟娟每月药费最少都要两千多，廖智勇夫妇必须守着铺子赚出糊口钱。大部分照顾二妹廖娟娟的重任，都落在廖婷婷身上。

从娟娟确诊开始，廖婷婷再没有参加过学校的晚自习，下午放学后就主动回家陪妹妹玩耍，给她洗澡，做饭喂饭，甚至不止一次休学在家照顾妹妹。她完全活成了妹妹的护工。

最后是尊严。因为生病，娟娟即使清醒时，行为举止甚至外貌都有些异于常人。当婷婷带妹妹出门透气时，路人常爱指指点点。妹妹发病在公共场合打她也是常事，这些意味不明的眼光压在婷婷身上，成了一座翻不过去的山。

（邻居回忆廖娟娟发病状态）

只是那时懂事的廖婷婷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这种痛苦，因为在家里，每个人都在忍受，包括廖娟娟本人。

从2001年下旬开始，廖家人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只要廖娟娟发病，他们就要守着她，看着娟娟痛苦嘶吼的样子默默流泪，他们害怕她伤害她自己，也害怕她伤害到他们。

“她手动一下，都觉得好害怕，我们坐在这边，她只要走一下，我们就觉得心都要跳一下。在梦里面做梦都梦见她和人打架。”

房子卖了，债背得越来越多，父亲廖智勇每天睁眼就在想，如何还债，家里还剩多少钱买米买油。

不过那时候还没人想着放弃娟娟，他们始终记得娟娟过去有多活泼可爱，也记得一家五口的日子有多幸福。很多次廖家人已经录下娟娟发病时凶狠的样子，想等她清醒时给她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最终没人忍心让她看到那一幕。

“不想让她看，因为她自己会更难受，她能理解得了的。”

尊严

在廖家租住的15平方小屋内，廖娟娟床头木板上有几个大字，“我渴望自由。”这是她清醒时自己刻下的。

廖娟娟床头

想被看作正常人，是廖娟娟不发病时最大的心愿。

因为狂躁发作时，她会把自己浑身搞得都是灰尘汗水，所以等清醒后，她最高兴的事就是自己洗澡了，“她其实是个非常有自尊心的女孩，很爱干净，爱漂亮。”

走在外面被行人指点时，廖娟娟装作若无其事经过，实际上心里早就清楚，那些人说的就是自己。于是等她再和姐姐散步，她会笑，会给姐姐跳舞看，但步伐越来越慢，意图掩饰跛脚的左腿。

虽然家人为避免她内疚，从未让她知道自己发病时是什么样，但廖娟娟心里有数，自己又伤害了父母姐妹。

每次清醒过来后，廖娟娟都会主动问姐姐婷婷，“我刚刚把你哪儿打了？”和家人待在一起时，廖娟娟看到他们手上身上的抓伤、淤青，就明白自己对家人做了什么事。

因为愧疚，清醒的廖娟娟非常痛苦，靠撞墙这类自残的方式缓解内心的懊恼，“（娟娟说）我看到我给你手上打的那些伤，我看到我又伤害你们了，我在责怪自己。”

（廖娟娟和廖婷婷合照）

2004年，坚持替廖娟娟寻医问药的廖智勇夫妇偶然看到一个广告，成都有家医院可以做部分病变大脑组织切除手术，专门针治癫痫、精神障碍。

那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告诉廖智勇，其实廖娟娟的病是轻症，可以通过这个开颅手术治疗。“就是个小手术”，他看向廖父，“只要切除她大脑里某个组织，情绪就可以控制，可以说是根治。”

听到医生对他打包票，廖家人仿佛看到了希望。2004年5月，廖智勇向亲友、银行等借贷筹足三万多的手术费，把娟娟送进手术室。等娟娟苏醒后，她的情况变得更差，发病频率变高，时间更长。

廖智勇夫妇心想，可能是这个医生医术不够高明，但治疗办法或许是可行的（或许他们已经找过所有办法，这是最后的救命稻草，赌个奇迹）。于是同年9月，廖智勇咬牙再借了近两万元，去一家宣传治愈率超95%的医院给娟娟做伽玛刀手术，切除她大脑海马体和杏仁核。

两次手术的结果，是廖娟娟病情更加糟糕。

过去她还只是在家犯病，有外人在的时候还能清醒片刻。而现在，只要知道廖娟娟要出门，周围邻居都会尽量避免和他们碰面。因为她发病时，无论老人小孩都挨过她的打。

家人就更不用提，只要是能拿到手里的东西，哪怕是菜刀，都能直接扔向父母姐妹。

（邻居回忆廖娟娟打人场景）

某次廖娟娟在饭桌上突然发病，拿起手里尖锐的筷子直接戳进旁边父亲的眼睛。另有一天，廖婷婷独自在家给妹妹做饭，站在旁边看她切菜的娟娟一把抢过她手里的菜刀，一刀砍向她。

最终跑向大门的廖婷婷后脑勺挨了妹妹一刀，血喷涌而出溅满半张脸，缝了14针才捡回一条命。

每次知道自己曾做出什么事的廖娟娟，比过去更加愧疚，这是她第一次说到死，而后更是常挂嘴边。

“姐姐，对不起...我发脾气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你们是恨我的。”

“其实我想死，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们。”

（回忆妹妹的廖婷婷）

“安乐死”

经过这些事，父亲廖智勇意识到，不能再放任廖娟娟威胁到其他人的生命。

2004年下旬，纠结了一个多月，在妻女的反对下，他给二女儿的床套上铁链，另一段拴在她的脚上，偶尔闹得凶了还加上手铐。

（廖娟娟被扣上手铐）

第一次被父亲绑上铁链，廖娟娟一到清醒时看着父亲，就哭着跪下磕头作揖，求父亲把她手铐脚镣解开。外面暴雨如注，屋内也在狂风骤雨。崩溃的廖娟娟用头一次次撞墙，痛哭，她说，“我要出去，放我出去！”

也许是闹得多了，发现被铁链锁住是无法摆脱的命运，廖娟娟又逐渐恢复一些安静。当有外人来的时候，她学会用被子把铁链藏起来，因为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是被锁起来的。

后来她还会开一些玩笑，比如她看到家人在她房间外坐着聊天时，想加入其中的廖娟娟忘了脚上的铁链，还没踏几步就被绊倒，她笑着说，“我咋忘了呢，我被锁着嘛。”

（廖娟娟脚上的铁链）

实际上那时候娟娟的笑也是一种对家人的伪装，她常常会画画，画里是一个人坐在一间房里，面对一扇窗。她很孤独，更渴望自由。

或许这也是父亲廖智勇提起安乐死，她会同意的原因。

“这样的日子活着没有意思。”

2004年底，抱着尝试的想法，廖智勇向媒体咨询安乐死的相关情况。不承想，这次咨询引来媒体追踪报道。但这些记者并不是为了解决困境，而是追求曝光度。

《父母想让精神病女儿安乐死，女儿称死可解放父母》《花季少女落下脑膜炎后遗症，老父想让女儿安乐死》这类报道层出不穷。在文章中，廖家的困境被隐去了，更多的讨论全放在“安乐死”的伦理问题上。

当时，廖智勇遭到大部分舆论的谴责，记者们说“安乐死”是不人道的，认为廖智勇是在剥夺廖娟娟生的权利。

没得到任何援助，反而被社会各界评论指指点点的廖家人，自此心里更蒙上一层阴影。他们不敢再诉苦，再求助，只能守着铁链另一头的廖娟娟，把日子一天天熬下去，直到廖婷婷负面情绪爆发，捂死妹妹的那晚。

锁链

对妹妹是爱多一点还是恨多一点，廖婷婷早已分不清。

除了杀害妹妹这件事外，她把“姐姐”做到了极致。父母、妹妹要工作，要学习，重担都落在长女廖婷婷身上。

其实她对这件事并不反感，因为“双胞胎有心灵感应，她痛苦，我比她更痛苦，因为我比较清醒”。

“她痛我就会很痛很痛，（每次看到她撞墙，每看到她撞一次墙）痛在她身就痛在我心。”

她比家里任何人都懂娟娟不为人知的想法，比如娟娟会因什么而快乐。廖婷婷知道妹妹自尊心强，也是个爱干净爱漂亮的小姑娘。

所以即使给她洗澡时常被抓伤被打，她依旧每两天就要给她清洁身体，因为“她清醒的时候，她就希望自己身上是很干净的，如果她清醒了，看到自己都是那么脏，我就不晓得她会咋想。”

（廖婷婷给娟娟梳头）

她有种责任感，希望能维护妹妹的自尊心，“我和她都把这个看得很重。自尊都没有了，你还怎么做人。”因此只要妹妹病情稳定，廖婷婷就解开妹妹脚上的铁链，给她梳洗打扮，给她拍照拍视频，陪她看电视打游戏，还带她出门散心。

即使被妹妹一刀砍到头，给头皮缝针时还不能打麻药，她也只是趴在病床上默默哭，还告诉父亲，不要怪娟娟，她是生病了，这不是她本意。

高中时，因为没有足够时间学习，自知考不上大学的廖婷婷选择辍学，去周围饭店打工，这样她就有更多时间来照顾妹妹。

而她做这些的所有动力，就只抱着一种期望，希望娟娟有天能好起来，家里又回到小时候那种快乐的氛围。

只是廖婷婷对自身需求的压抑，最终形成内心的黑洞。

（满脸满头是血的廖婷婷）

长达六年时间面对一个疯狂比清醒时更多的病人，她逐渐濒临崩溃，得了中度抑郁。每次内心苦闷时，她只能靠写日记发泄。

其实她也想过上正常小女孩能过的生活，但“锁住妹妹的同时，我也被锁住了”。

到后期娟娟发病时间越来越多，看着疲惫的父母和妹妹，她觉得自己一家人活得不如一只狗自在，“我们（家人）真的很羡慕狗、猫，它们都可以躺着睡一天，但我们不能。”

因为父母把关心都倾注在娟娟一人身上，需要家人排解苦闷却不得的廖婷婷也对妹妹产生了嫉妒，“你们把整个心思都放到娟娟身上，你忽略了我的存在。娟娟是你的女儿，难道我就不是你的女儿吗？你关心过我吗？就算假装一次也不行吗？”

最终，这些苦闷和照顾病人的疲惫让廖婷婷换上抑郁症，她不知道妹妹会不会有一天被治愈，但她已经有些撑不下去了。

在决心杀死妹妹之前，廖婷婷尝试过自杀。

“坚强那只是表面的，其实内心的脆弱是时常有的。每天都发脾气的你让我们在厌倦生活的同时，也渴望自由日子的到来。我很想通过某种方式让自己得到解脱。”

2007年某天，廖婷婷深夜给老板发了条短信，“从明天开始我就不来上班了，你们永远都看不到我了。”然后吞了100颗娟娟的镇静剂。

（廖婷婷空间日志）

自由

早在婷婷自杀前，已经坚持六年的父亲廖智勇比女儿更先一步崩溃过。

2007年初，廖智勇带着二女儿娟娟离家出走，在家里餐桌上留下一封信，说会带着女儿一起自杀，不连累家人。

那时候，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都压在廖志勇身上（除了还债，每个月还有固定2000多元医药费的开销）。打拼十几年挣下的家业为给女儿治病全部耗空，全家人每天都活在恐惧中，每天都像打仗一样。

（廖家的家电维修店）

他太累了，想彻底结束这一切，“一想到家，很不想回家，但又不得不回去。回去之后，就很想死。”

四处寻不见丈夫和二女儿，王素珍和剩下两个女儿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登报和去电视台寻人，试图求得帮助挽回丈夫和娟娟的生命。

所幸，在媒体和公安机关帮助下，王维珍几人在一处荒废工地上找到了丈夫和女儿。

（廖家生活现状）

经过家里两人试图自杀的事，加上邻居多次投诉，要求廖家“不要将定时炸弹留在楼里扰民”，最终廖智勇决定，还是把娟娟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并护理。

其实成都市区有好几家专业负责的精神病院，但当院方得知廖娟娟精神状况和日常行为后，大多要求廖家必须留下一个家人陪护，而且每个月还要近5000元的治疗费。

这个价格对已经负债累累的廖家来说，宛如天价。

几番纠结之下，廖家夫妇决定将廖娟娟送往彭州精神病院，虽然服务设施不如市区内好，但价格还算公道，只要2000元，看着也比较正规，还不需要亲人陪护。

可是才送去医院11天，院方就紧急联系廖智勇，让他们赶紧来看看娟娟，“她打人，病房另一个女病人都转走了，不然还要被打！”

医院的人告诉父亲廖智勇，娟娟来了这里不吃不喝，生活无法自理，状态极差，要么就留下人陪护，要么就接回家里。

2007年8月22日，这是廖家人和廖娟娟见的最后一面，也是这一次，他们看到了她生病六年来最没有尊严的时刻。

（在精神病院的廖娟娟）

看到亲人过来，廖娟娟哭着说身上好疼，问家人“你们是不是都不要我了......”，等掀开娟娟身上的被子，触目惊心的一幕出现在他们面前。

廖娟娟穿着病号服，下半身的裤子都解开了，屎尿和饭粒粘在身上，左手腕还烂了个大洞，上面流着脓血。

看到精心维护六年的娟娟变成这样，廖家人找到院方要说法，但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如果想要娟娟继续留在医院，就必须要人陪护。

最终经商量决定，还是留姐姐廖婷婷在医院照顾妹妹，第二天他们再想办法讨论如何是好。

那天晚上，还在回城路上的廖智勇收到女儿短信，她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把妹妹洗干净，给她喂饭喂水，现在妹妹已经躺下，让他们别担心。实际上，廖婷婷心里根本不如短信里那样淡定。

看着熟睡的妹妹，廖婷婷始终睡不着。廖婷婷觉得妹妹这样太苦了，太难了，“她明明是个那么有自尊心的人，但现在活得不像个人样。”

2007年8月23日凌晨一点，廖婷婷坐在廖娟娟胸口，狠狠用枕头捂在她脸上。为了确保妹妹真的死了，廖婷婷一边掐住妹妹脖子，一边用枕头继续捂住她面部20分钟，又坐在枕头上20分钟，直到确认廖娟娟手脚冰凉。

“就像中邪了一样，一直压在她身上，（直到）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法庭上流泪等待宣判的廖婷婷）

自首

杀死妹妹后，廖婷婷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给自己的好友小薇，“我把我妹杀了。解脱了，我家里都解脱了，我亲手把她杀死了。”

第二个电话，她打给了警察自首。

案发后，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面对记者采访，廖婷婷都坚称，杀死妹妹，她不后悔。

“就算给我第二次（机会），我还是会这样的，我就是这么坚决。”

她告诉记者，她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愿意给妹妹偿命。但她真的觉得妹妹与其那样痛苦地活着，不像个人样，家人也陷入困境这么久，真的不如帮妹妹解脱，大家都解脱了。

看到大女儿过去写下的那些日记后，廖家父母选择站在廖婷婷这一边。

王素珍在法庭上哭着说，“婷婷，她不是带着恶意，带着仇恨去杀妹妹的。确实，这个家庭走到这个地步，她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她的责任都是我应做的，如果一定要判她坐牢，我愿意替她坐牢，坐一辈子都可以，婷婷是无辜的。”

作为原告亦是被告的父亲，最终选择坐到被告席上。向他法官求情，“我有罪，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我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去换回女儿婷婷。”

在法庭上，廖智勇夫妇表示放弃刑事追究，跪求轻判，他们还带着包含周围邻居等在内，1000多人签名盖手印的求情书，恳求法官轻判。

（短短两天内，求情书收集到上千个签名）

与此同时多家媒体竞相报道，内容和2004年又有大不同，没人再谴责廖家的过失，而是感叹“婷婷才是这个家庭最大的受害者”。

2008年2月26日，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如下，“经法医鉴定，婷婷作案行为与患有抑郁症有关，应负部分刑事责任。法院支持公诉人意见，认定婷婷犯故意杀人罪。鉴于捂死妹妹过程中，婷婷没有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可认定其情节较轻，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加之婷婷认罪态度好，法院据此对其判刑3年缓刑5年。”

只是对于这个判决，彭州市检察院不服，同年3月7日，检察院提起抗诉，称法院“引用事实不清，量刑较轻”。

才刚接回女儿的廖智勇夫妻二人又开始新一轮辩护，这次，他们跪在审判长面前，求法官把婷婷放出来，还给他们。

（廖母王素珍跪在法官面前）

成都一家律所主动站出来为廖家进行法律援助，“这件事的结果不应该由廖婷婷一人承担，社会救助体制的流失，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

经过4个多月的查证，2008年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维持原判。

廖婷婷的心思已经不在法庭上，她只想审理结束后去一个自己一直很想去的地方——廖娟娟的墓前。

那天是她和娟娟的20岁生日，她蹲在火盆前一把把烧着黄纸，

“娟娟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来生再做姐妹。”

（廖婷婷（右）跪在妹妹墓前）

来源：房间内的粉色大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