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不用任何科学证据，仅从中国政府的反应就可判断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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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浩劫：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

作者：胡平

 

小引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横行。法新社汇整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格林威治时间5月21日11时，全球确诊病例数达5,012,630例，其中有328,220名患者不治（1）。眼下，疫情仍然看不到尽头。这场瘟疫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它深刻地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人类生活。

 

 

然而，这场浩劫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在2019年3月的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十分自信地对媒体说：“经常有人问我，萨斯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萨斯这一类病毒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萨斯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络系统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2）

2016年11月，在乌镇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互联网+智慧医疗论坛“发表致辞时说，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3）

自2003年萨斯事件后，中国政府吸取教训，耗费巨资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不明原因肺炎”则被列为其监测、报告的重点之一。该系统于2004年4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用。另外，中国政府还在2006年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应当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都相当有效。前些年，中国发生过禽流感，还发生过不止一次鼠疫。正是借助于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和应急机制，疫情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没有传播开。

 

中国拥有世界第一流的疾控体系，还拥有因抗击萨斯疫情而获得丰富实战经验的医护人员及公共卫生专家，再加上因萨斯事件而对类似疫情格外敏感并知道该如何反应的大小官员以及普通民众，中国本来最有能力防治萨斯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是，它还是发生了，而且远比上一次更严重、更惨烈。

 

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浩劫竟然发生了？谁该为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浩劫负责？

 

 

（一）维稳压倒防治

 

2019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一则报道：“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 病例大部分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

 

 

报道说，武汉市发现病毒性肺炎27例，其中7例病情危重，其余病例病情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近期出院。此次肺炎病例大部分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目前，相关病毒分型检测、隔离治疗、舆情管控、终末消毒等工作正在进行。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其他重症肺炎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即便是SARS病毒，此前也已有成熟的防控救治体系，市民也不用恐慌。（4）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布武汉发现病毒性肺炎。顺便一提，这也是第一次出现“武汉肺炎”这种说法，正是出自中国头号官媒，可见和“污名化中国”毫不相干。

 

紧接着，第二天，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透过官方微博“平安武汉”通报称“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通报说，近日武汉市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在武汉市卫健委作了通报后有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散播不实信息，经公安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进行依法处理。 （5）

 

 

 

“平安武汉”的这份通报，立刻被《人民网》等多家官媒转发，中央电视台更是连续反复播报。这很不寻常。

 

按说，一条由地方公安局用微博发出的简短消息，通常是没资格被各大中央级媒体转发和播报的。再说，这份通报过于简略，既未提及“谣言”的具体内容，也未公布相关处罚内容。如果中央级媒体要转发播报，按说总需要花点时间先做些核实求证的功课，不会马上就转发播报的。可是这一次，中央级媒体却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和超乎寻常的规格转发播报了地方公安局的一条微博，可见它们是事先串通的，它们都是在按照同一个剧本演出。可见，从传唤8名散布谣言者到各媒体发布相关消息，都是出自中共当局的指示。在“定于一尊”的时代，这种配套的大动作不经过习近平是不可能的。

 

综合上述两条消息（公布武汉出现病毒性肺炎和通报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我们可以推断，至迟在去年年底，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就已经了解到有关武汉病毒性肺炎疫情的信息；而且至迟在去年年底，当局就对防疫工作给出了某种指示和部署。

 

一方面，当局并不是没有做防疫工作，如《人民日报》12月31日报道所说，“相关病毒分型检测、隔离治疗、舆情管控、终末消毒等工作正在进行”。但另一方面，当局又对外极力淡化疫情，掩盖疫情，严厉禁止任何人散布有关疫情的信息。这就把防疫工作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不准越雷池一步。这就严重地妨碍了防疫工作的正常的、有效的开展，实际上是为疫情的扩散大开方便之门。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拿到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当天晚上，她就收到医院发来的信息，是转武汉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1月2日上午，艾芬被医院领导约谈。医院领导严词厉色，批评艾芬“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并要求她回去跟科室的人员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6）

 

迫于压力，艾芬不敢告诉她丈夫，只敢委婉地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迫于压力，艾芬也不敢告诉医院的同事。她只敢要求她主管的急诊科的医护人员穿上隔离服，还只敢穿在里面，外头套上白大褂，因为医院领导明确说不准把隔离服穿外头，说穿在外头会引起恐慌。结果，艾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那些不知情的其他科室的同事们一个个倒下，有的后来死掉。（7）

 

 

 

武汉市中心医院共有职工4300多人，（8）感染人数超过230人，5人不治。（9）

医院尚且如此，何况社会；医护人员尚且如此，何况一般市民。

艾芬提到两件事，很值得注意。艾芬说，她是被医院领导约谈的，是面对面谈话。医院领导要求她回去跟科室的人员传达封口令“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必须是“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为什么要对传达的方式做如此严格的规定？一来是严防扩散，二来是不留证据，以便日后可以矢口否认。

 

另一件事是，医院里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了。这本身就证明这种病会人传人。但是医院领导不准医生把这些病例上报，甚至要求医生改写报告，不能写“两下肺感染，病毒性感染”或“不明原因肺炎”，只能写成“两肺散在感染”。然后对外宣称，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

 

艾芬的遭遇说明：

 

1、医院领导明明知道艾芬、李文亮等医生在微信群转发的有关疫情的信息是真实的，明明知道这种病会人传人，明明知道连医护人员都有被感染，但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甚至不准医生在报告中如实填写，肆意抹杀真相，还要诬为“造谣”，进而严厉打压。

 

2、医院领导很清楚他们这种蓄意打压说真话和掩盖真相的行为是见不得阳光的，所以不留证据。这说明，他们完全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是极其自觉而又有恃无恐地做坏事。

 

3、1月23日武汉封城，国人、尤其是武汉人，痛感前阶段被政府所蒙骗，追责之声四起，死去的李文亮也恢复名誉被封为烈士，但是当初执行封口令的医院领导和下达封口令的高官无一受到批评或惩罚。

 

顺便再谈谈李文亮受“训戒”一事。后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引用一位武汉有关人士的话，说训戒“过程非常友好客气”，并特别强调“那8位市民没有一人被拘留、被处罚”，（10）以证明那不是政治迫害。但正像那份训戒书所展示的，公安局是强迫李文亮认错悔过，并签字画押，否则就“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分明是说，如果李文亮拒不认错拒不签字画押，当局就会把他抓进监狱。如果被抓进监狱了，胡锡进也就不能再说不是政治迫害了。可是，当李文亮由于认了错签了字而免于坐监狱，难道就不算政治迫害了吗？

 

综上所述，淡化疫情，掩盖疫情，蓄意打压“吹哨人”等一系列行为都是出自中共高层的旨意；因此造成的防疫不力、疫情扩散，其责任也在中共高层，首先是习近平。

 

 

（二）习近平1月7日讲话到底讲了些什么？

 

1月28日，在会见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时，习近平说，这次防疫工作，“我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11）

 

中共党媒《求是》2月15日刊登了习近平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工作时的讲话全文。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说他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对疫情的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2）

 

 

假如说我们对习近平是不是在去年年底就对防疫工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还难以确定的话，那么我们总可以确定，至迟在1月7日，防疫工作就是由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

 

习近平1月7日对防疫工作到底提出了什么要求，其具体内容是什么？习近平没有细说。查阅新华社对1月7日那次会议的报道，（13）其中对疫情只字未提。迄今为止，官媒都没有告诉我们习近平1月7日对防疫工作提出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从常情常理上推测，不细说就是心虚，就是有难言之隐。习近平不肯公布他1月7日有关讲话的具体内容，是因为他知道他当时那番话讲得不高明，如果公布出来对他不会加分只会减分。

 

虽然官媒没有透露习近平所提要求的具体内容，不过我们可以根据1月7日以后当局在防疫工作上的外部行为，反过来推断他1月7日到底提出了什么要求。

 

1、关于通报疫情。从1月7日到17日这10天，武汉卫健委要么无通报，要么通报无新增病例，确诊病例一直停留在41这个数字上。那当然不可能是这10天没有任何新增病例，那只可能是上面有要求不得公布新增病例。从18日起才有新增病例出现。18日通报4例新增确诊，19日通报17例新增确诊，20日通报2日内共计136例新增确诊，21日湖北卫健委通报省内72例新增确诊。

 

2、地方政府在1月12日、13日开始于机场测温和高铁站测温，此外未见有其他什么新的较大的防疫措施，武汉市民基本无感。

 

3、原定的大型聚集活动，包括武汉的两会（6日-10日）、湖北的两会（11日-18日）和民众的庆贺春节活动如“万家宴”（19日）都照办不误，等等。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习近平1月7日的讲话，虽然也会讲到防治疫情，但仍然是强调维稳，强调维护工作与生活的正常秩序，严控疫情的发布，淡化疫情，封锁信息，避免造成人心恐慌。这就和先前一样，把防疫工作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

 

海外有人披露习近平1月7日讲话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根据国内官媒的报道来推断这些内容是否可靠。

 

2月17日，香港《明报》发表署名钟仕的文章“疾控早上报，中央为保节日气氛失良机”。文章写道，去年12月底，武汉传出不明原因肺炎后，中国疾控中心随即介入了解。1月初，中心就向国家卫健委等中央部门及中央领导通报预警。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要求启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二级应急响应。但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如何应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并不是此次会议的重点。在会议上，中央领导人要求要注意防范，但同时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响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节日气氛。（14）

 

在美国之音1月27日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香港媒体人纪硕鸣披露了同样的信息。纪硕鸣说，他所了解的情况是：1月上旬，中国卫生专家就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上报国务院；国务院系统出了一个参照萨斯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是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必须报告党中央，结果党中央不批。理由是时值春节，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气氛。（15）

 

上述信息是否可靠？看看国内官媒有没有相关的报道。

 

首先，《明报》文章说“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要求启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二级应急响应”，确有其事。2月9日，《第一财经》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武汉的警铃有机会被拉响，可以是哪天？”的文章。其中列出了一个“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其中就写到“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16）另外也有文章写到这件事，写的是“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说的是一回事。

所谓中国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到底是什意思？我这里不妨略作说明。

 

自2003年萨斯事件后，中国除了在2004年建立起全球最大的网络直报系统，还在2006年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一级）、重大（二级）、较大（三级）和一般（四级）四级。

 

《预案》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及非事件发生地区的应急反应措施。这就是说，疾控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是一回事，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是另一回事。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里写到：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接下来又写到：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事件二级应急响应。同样是二级应急响应，怎么会启动了一次又启动一次呢？可见疾控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是一回事，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是另一回事。

 

大致上讲，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是指：调集人力、物资、交通工具和其他设施，下令封城封区，限制或禁止群聚活动，停业停工停课，中断干道交通或封锁国境，管理流动人口，对传染病任何疑似病人隔离采取就地隔离等措施，对密切接触者采取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发布信息，开展群防群治，维护社会稳定，如此等等。

 

控机构启动应急响应，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开展科研与国际交流、制订技术标准和规范，以及开展技术培训。另一件事是写报告，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收集、报告与分析工作。按照规定，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和一级应急响应，须上报国务院。

 

根据以上说明，我们可以知道，所谓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6日启动二级应急响应，那就是指，一方面，疾控机构系统进入某种状态，开展某些工作；另一方面，上报国务院，建议政府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这两件事都是在内部进行的，外界并不知道。

 

中国疾控中心的顶头上司是国务院下属卫生行政部门中国卫健委，它的报告是交给卫健委的。卫健委的职责之一就是“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评估，提出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级别”。然后由国务院拍板决定。

 

查阅官媒对1月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报道，我们注意到，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防疫工作，可见防疫工作本来并不在会议议程上，应该是会上临时加入的。再有，自去年年底以来，当局对疫情工作的方针就是维稳优先，就是把防疫工作严格地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框架内。假如没有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新的、和先前有所不同的防疫方针或方案，那么疫情这个议题就不会拿到会议上，习近平也就无从对防疫工作提出他的什么要求。既然习近平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对防疫工作提出了要求，可见一定有相关方面提出了新的、和先前不一样的防疫方针或方案；这个相关方面只能是国务院。

 

此说来，《明报》文章和纪硕鸣的说法应该是靠谱的。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应是国务院系统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和国家卫健委的报告与建议，提出了一套防治疫情的方案。这本来属于国务院的职权范围，国务院总理有权说了算；但是在中国是党领导一切，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凡大事都需经过习近平。从中国政府在1月7日会议之后的外部行为可知，习近平没有接受这套方案。

 

《明报》文章和纪硕鸣都提到中央即习近平不接受国务院防治疫情方案的一个理由是不要破坏节日气氛。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呢？应该说靠得住。有官媒文章为证。

 

1月2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就是“莫让流言冲淡节日的年味”。这篇文章当天就被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多家官网转载，可见大有来头。文章说，网上最多的流言都是关于健康的。这些流言披着科学的马甲，蛊惑人心，违背科学常识，在辞旧迎新的春节长假里，会引发公众健康焦虑与公共环境焦虑，冲淡了欢乐、祥和的年味，扰乱社会安宁，这是一种“伪科学”，危害不容小觑。政府部门要时刻关注网络舆情与社情民意，针对春运、春节这段人流高速流动的敏感时期，切实做好各项卫生防疫工作，及时、定期发布权威消息、科学信息，逐一批驳流言，以快制快，公开透明，坚决遏止流言的传播，要依法依规严厉查处引发公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的流言制造者、传播者。（17）

 

又，1月19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当地媒体《楚天都市报》发文报道，紧接着包括《光明网》在内的一些中央级媒体也纷纷转发，标题是“谁说过年没有年味？武汉百步亭社区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18）注意，这里又是用的“年味”这个口语化的表达。在当今中国，一种口语化的表达频频出现在官腔官调的官媒中，那常常是因为这种表达出自中共领导人、而且常常是出自中共最高领导人。

 

据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记载，1月15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包括向各地分发经国家疾控中心认可的检测试剂盒，放宽确诊病例的标准，并要求卫生官员对患者进行筛查，等等，这些都属于疾控系统应急响应的事。但是政府方面仍然没有启动应急响应。

 

形势在1月20日发生了重大改变。1月2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地方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对人民高度负责，全力以赴科学有效抓好疫情防控。一是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按照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二是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落实属地责任。1月20日，习近平作出批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1月22日，湖北省政府启动突发事件二级应急响应。1月23日，武汉封城。这离1月7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相距两周，离1月3日中国向世卫组织通报相距19天，离2019年年底公布武汉病毒性肺炎疫情相距22天。

 

 

（三）错失良机22天

 

从2019年12月31日公布疫情，一直到22天后政府才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无论如何是晚了。

 

 

连《环球时报》也说晚了。1月22日，《环球时报》社评称，“从最初的情况看，武汉没能在第一时间将新型冠状病毒封死在最小的范围内，坦率地说，我们首战不利。出了一种疾病，一来查不出它属于我们过去熟悉的哪种病，独特得没有任何记录，二来现代医学没有任何可以有效对抗它的药物，拿它完全没有办法，这时我们就该高度重视它，采取最坚决的隔离治疗措施。但武汉的实际应对措施显然缓慢了，没有实行全面隔离治疗，封锁所有潜在的传染源，以至于这种病毒向全国扩散了开来。这是又一记沉痛的教训。”（19）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2月11日的国际专家论坛上也指出，原本有“实际的机会”阻断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向世界扩散。（20）

 

钟南山院士团队在世界着名的《胸腔疾病杂志》发表论文说，如管控措施提前5天实施，中国的疫情规模预估将减小至三分之一。（21）如果提前10天呢？提前15天、提前20天呢？答案可想而知。

 

根据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复旦大学、武汉疾控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多个研究团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如果提前一周、两周或三周实施管控措施，则中国病例数可分别减少66%、86%、95% 。（22）

 

作家方方在日记里写到：“武汉疫情，从最初发现到封城，中间延误二十多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延误的症结在哪里，究竟是何人因何事，给病毒蔓延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而导致武汉史上未有的封城。”（23）

 

 

（四）“甩锅”大戏之一

 

自武汉封城后，追责之声四起，由是开启了“甩锅”（推卸责任）大戏。

 

地方官员首当其冲，成为民众责难的对象。民众追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隐瞒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地向民众披露疫情？

 

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走进演播室，要求央视记者专访。周先旺公开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话锋一转，周先旺说：“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24）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个地方官员竟然在央视对全国公众直播中，公然“甩锅”给中央。这在中共官场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消说有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周先旺还要说呢？我以为：第一、周先旺讲的都是实情。第二、周先旺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反倒很难把他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很可能会秋后算账。但对周先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有垮台的危险，与其背负“瞒报”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周先旺这番话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说的一定是大实话。隐瞒疫情这件事，责任肯定在中央。

 

不少人认为，在中共专制制度下，下面的官员投上所好，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会瞒报疫情。不对，恰恰是在疫情这类问题上，下面的官员并没有瞒报的动机。

 

第一、疫情是自然灾害，又不是自己的错，有什么必要瞒报？

 

第二、在2003年萨斯事件中，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就是因为瞒报，因为防疫不力而被免去职务。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后来的地方官员干嘛还要瞒报？

 

第三、在疫情这类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地方官员如果想瞒报，那也是瞒下不瞒上。因为对民众说实话，万一引起人心恐慌，社会混乱，生产停顿，上面会怪罪自己，但是通过内部渠道对上面说实话就没有这层顾虑因此大可不必。尤其是，按规定，地方政府向民众通报疫情是需要得到上面授权的，那么，地方官员还有什么动机对上面瞒报呢？

 

1月31日，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央视《新闻1+1》专访，说他现在“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马国强说：“如果早一点决定，早一点采取措施，比如在1月12日左右就关闭离汉通道，效果可能会更好，疫情会有所缓解，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更小。“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国外。”（25）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这句话，话中有话。马国强的话听上去像是后悔，是自责。可是想想看，直到1月20日，武汉地方政府就连向民众公布疫情信息的权力都没有，此前的武汉政府怎么会有权力采取关闭离汉通道这种大动作呢？这种大动作只有中央才做得出。不错，1月23日武汉的封城令是以武汉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的，不是以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名义发布的，但那是在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作了决定，授了权，要求属地负责，这样武汉地方政府才有权发布封城令。在2月3日的讲话中，习近平讲到：“1月22日，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

马国强这话看上去是后悔是自责，其实他一个区区武汉市委书记哪有资格后这个悔？真正有资格后悔的该是习近平。马国强这句话是旁敲侧击，它的弦外之音是，就是你习近平不准及时地向公众发布疫情，不准及时地采取重大防治措施，才导致今天的局面，你难道就不内疚不自责吗？

 

2月13日官媒发布消息，武汉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马国强不再担任武汉市委书记。注意：这里说的是职务调整，不是免职。同时调整的还有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到目前为止，武汉市长周先旺没动，还在当他的武汉市长。未来命运如何，眼下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了，那就是人们普遍相信，武汉没有及时地向市民通报疫情信息，没有更早地采取大动作防止疫情扩散，其责任不在武汉地方官员而在中央。

 

有人说，地方政府固然在未获授权时不得公布疫情，也无权启动应急响应，但是地方政府可以发出预警。因为中国还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该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

 

按照《应对法》：

 

1、公共卫生事件哪怕还不能完全确信一定会发生，只要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就可以启动预警机制。

 

2、地方政府无需获得中央授权，就可以启动预警机制。《应对法》规定地方政府要向上一级政府报告，但注意：是报告，不是报批，不需要等上一级政府批准后才能行动。

 

3、和应急响应分四个级别一样，预警也分四个级别。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吃不准情况又担心造成恐慌，不好一开始就发出高级别（如一级、二级）的警报，先发出低级别（如三级、四级）的警报总是可以的嘛。

 

上述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武汉政府在初期别的不能做，发出预警应该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早在1月1日中央级媒体就大力发布了“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的消息，那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中央对这件事的态度，那就是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严加管控，哪怕你像李文亮医生那样在微信群里说几句实话都不行。武汉政府若发布预警，却正是要把相关的信息告诉全社会，那显然是和中央的意图相冲突的，因此当然是不可以的。简言之，自中央在1月1日表明态度，地方政府要采取任何比较大的、可见可感的防疫行动即不再可能。

 

 

（五）“甩锅”大戏之二

 

中国疾控中心和有关的专家学者，一度也是被追责的对象。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更是首当其冲，网上出现很多文章对他质疑与谴责，甚至还有媒体说他已经“落马”、被调查。

 

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采访时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曾光说，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曾光表示，不能说政府官员这种视角不对，事情的决策是要多方面考虑的，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建立一个经验，要更多的采用科学视角。科学视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26）

曾光这番话实际上是委婉地说，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未能很好地采用科学的视角，所以实行防治措施上行动慢了，贻误了最佳时机。这里说的政府官员，当然是指中央，因为地方官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在另一次访谈中，曾光说得更干脆。曾光在概述了专家学者的种种努力后说，“但是有唯一的不足的，就是我们早期没有把这个流行病学信息及时转化成正确的、最正确、最及时的公共卫生政策。这个原因以后总结吧。我只告诉你，这点我们非常遗憾，不能说没有学者的原因，但主要还不是学者，我只能讲到这儿了”。（27）是的，曾光只能讲到这儿了。曾光的意思再清楚不过，这口锅不该由专家背。

 

毕竟，白纸黑字，官媒记录的清清楚楚：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可见专家学者的动作虽然不够及时，但也不算有多缓慢。问题是政府方面却一直没有启动应急响应，湖北省直到1月22日才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武汉市则是在1月23日下令封城。政府的行动要比中国疾控中心晚两周多。可见，行动迟缓、坐失良机的责任在政府不在专家学者，在中央政府不在地方政府。

 

 

（六）习近平承认有“短板和不足”

 

 

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冠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习近平说：“总的看，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也是有效的。”（28）

 

习近平这种说法文过饰非，强词夺理，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分明是，至少在1月22日之前，中央对疫情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工作部署是不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很没有效果的。习近平如此文过饰非。我相信，即便在体制内、在中共上层，这种说法也是难以被接受被认可的。

 

10天后，习近平的口气变了。2月14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29）

 

在这里，习近平虽然语气委婉，但好歹总算是承认了“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提出了要“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请注意，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没有批评下面的官员，也没有批评学者专家。可见他也知道，把“锅”甩给下面的官员和学者专家是说不过去的。习近平当然不会把责任归在自己名下，可是“锅”总得有什么来背，于是他就把责任推给了非人格化的体制机制体系：你也没错，他也没错，我更没错；错的是体制机制体系，错的是中国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不完善，错的是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还不健全。

 

习近平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正如我先前所说，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很多方面堪称世界第一。例如，中国传染病上报已经实现日报，而美国还只能做到周报。把责任推到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有学者替习近平打圆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在谈到网络直报系统时，一方面对之大加称赞，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也要看到直报系统一般报的是已经明确的法定传染病，比如鼠疫、霍乱这类甲类传染病，还有是非典型肺炎、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等乙类传染病。这次的疫情刚开始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面对这样一种新型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评估、核实，整个申报程序就表现得比较缓慢，包括行政部门在实际响应过程中间也表现得比较犹豫。总的来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过这次疫情之后，如何提升直报系统的效率，改善上报、监测机制，更及时地上报汇总各地疫情信息，更好地实现一线医生的直报，是我们日后需要在现有基础上改善、加强的地方。”（30）

 

胡善联说，这次的疫情刚开始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不在法定传染病之列，因此未能及时上报。这话不对。因为“不明原因肺炎”虽然不属于法定传染病，但却是被明文列入网络直报的范围。查阅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文件我们发现，几乎每一份都专门提到“不明原因肺炎”，都是把“不明原因肺炎”当作监测的一个重点。2007年，原卫生部专门印发了《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其中写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人员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应立即报告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在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和排查，仍不能明确诊断的，应立即填写传染病报告，注明‘不明原因肺炎’并进行网络直报”。其规定之明确、具体、严格和细密，令人叹为观止。

 

2012年3月16日《健康报》发表了一篇对时任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监测室主任王丽萍的采访。王丽萍为记者详细地演示了网络直报系统各个功能，特地谈到不明原因的肺炎。王丽萍说：“2004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甲、乙、丙37种法定报告传染病，加上手足口病、甲型H1N1流感，目前通过系统直报的共有39种传染病。此外，不明原因的肺炎也被纳入报告范围。”王丽萍举例说，几年前的一个周日，监测人员通过网络直报系统发现云南省某市连续报告5例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病例，该信息引起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的高度关注，迅速派专家实地指导调查，最后确诊为一起肺鼠疫疫情。因为及时采取控制措施，避免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31）

 

 

（七）新冠疫情本来完全可以扼杀于萌芽状态

 

在5月15日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是人类首次面对的疾病”。“在疫情初期，人们对它的致病病原、潜伏期、传播方式、传播能力、感染来源都还不确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以现有条件下最快的速度积累证据，深化认识，逐步掌握新冠病毒的特性，探索防治规律”。（32）

 

曾益新这种说法早就有不少人讲过。他们无非是说，因为新冠肺炎是一种新的疾病，人类认识它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在对它的特性有一定认识之后才能采取应有的行动。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政府早期行动显得迟缓是情有可原的，甚至根本不能叫迟缓，那是人类认识新事物的必经过程。没有理由要求中国政府更早就采取大动作，总不能一来就封城吧？

 

这种说法不值一驳。正如前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教授所说，在传染病防控的时候，即使这个病毒还没有搞清楚、还在讨论判断过程中，但是必需的防控就必须开始了。（33）前面引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说的很清楚，公共卫生事件哪怕还不能完全确信一定会发生，只要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就应该启动预警机制。《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2006）》也明文规定，“本预案适用于……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说的就是包括“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说的就是“可能”而无需等到确定。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基于萨斯事件的经验教训，不明原因肺炎，十之八九是来者不善，绝不能等积累相当多的认识之后再行动，那就为时晚矣；必须一发现就亮红灯，就预警就启动应急响应。没人叫你一来就封城。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机制为何要分四个级别？就是叫你适当权衡，不必一开始就马上启动最高级别，但你必须一开始就有所行动。

 

最有说服力的例证莫过于香港。台湾的抗疫很成功，不过在这里，香港的故事更贴切。因为香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香港的应对和大陆的应对更有可比性。

 

在2003年的萨斯事件中，香港是重灾区。也是基于萨斯事件的惨痛教训，香港建立和完善了疾病防控机制和公共卫生事件应变系统。这一点十分重要，经历过萨斯和没有经历过萨斯的地方，其政府和民众对这类问题的敏感度是很不一样的。

 

香港是小政府；自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的多次民意调查均显示，大多数港人对本届港府都很不信任。港府的自主性本来就有限，本届港府更是唯北京马首是瞻，但是这都不妨碍香港在这次疫情中能够运用其有限的自主性，反应迅速，有很出色的表现。截至5月1日，香港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仅4例。而在2003年萨斯疫情中，香港的死亡人数高达299例（2003年萨斯疫情，全球死亡人数774例，中国大陆死亡人数349例）。

 

香港这次应对疫情表现出色。其间也有运气的成分。由于反送中运动，大陆赴港游客大幅降低。需要提醒的是，香港表现出色，并非都是政府的功劳。港人有萨斯的经验，一旦得知萨斯又来了，大家马上就进入状态。不过我们也不应否认港府的作用。下面我们就看看在疫情初期，港府做了些什么。

 

 

去年12月31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报道的当天，港府立即召集专家开会，评估防控措施。

 

1月2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到西九龙高铁站视察出入境口岸的预防措施。

 

1月4日，港府公布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并同时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即时生效。香港的应变机制分三级：戒备，严重和紧急。香港的严重应急级别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二级应急级别。

港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作如下说明：“‘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指此前不知道能令人类致病的病原体所引致的任何传染病，但由于其特性或已改变，故不论其是否具备在人与人之间有效地传播的能力，人类亦会受到感染。这类疾病可能在国际间传播，引致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现时武汉出现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组个案可被视为一种‘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34)

 

从港府卫生署发言人的说明来看，港府在下令启动严重应变级别时，对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这种新的传染病“是否具备在人与人之间有效地传播的能力”也是不清楚的。换言之，在当时，港府对疫情的了解并不比、也绝不可能比北京更多。香港距离武汉一千公里之遥，但港府早在1月4日就启动了严重级别的应急响应，而疫情中心的湖北却直到18天后的1月22日才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香港无非是做出了正常的反应，北京的反应则是严重的不正常。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错误应对，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之辩护的。

 

说来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之所以迅速地建立起世界上最庞大最严密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2003年萨斯事件的惨痛教训，人们最担心的就是萨斯卷土重来，最担心的就是类似萨斯的病毒偷袭人类；换言之，最担心的就是所谓“不明原因肺炎”。中国的这套机制体系，简直就是为“不明原因肺炎”量身定制的，简直就是为这次新冠病毒肺炎专门准备的。

 

当然，一种机制一种体系再健全，如果当事人轻忽职守或执行不严，那效果也是要大打折扣的。不过从已知的信息看，武汉的情况还算可以。这里有两个例子。

 

据《湖北日报》报道，2019年9月18日，武汉海关联合军运会执委会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以“守国门安全，保军运平安”为主题的应急处置演练活动。演练以实战形式，模拟了旅客通道发现1例行李物品核辐射超标的处置过程，以及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演练了从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临时检疫区域设置、隔离留验、病例转送和卫生处理等多个环节。（35）

 

这固然只是一次演练，但对医疗卫生系统来说，它总是一次动员，起码也是一种提醒，使相关人员不至于陷入懈怠，轻忽职守。

 

还有一则消息，《财经》记者注意到，武汉市卫健委公布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昌分院在对“其他乙类传染病”病人进行诊断后，未在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于2019年3月11日收到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36）这说明，对于疫情的漏报、缓报，在医疗卫生系统也不是没有约束的。

 

巧的是，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武汉，而且就在去年。这足以说明，武汉的相关机制体系的实际运作情况，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致上还是过关的。

 

是的，中国未能及时地遏制疫情蔓延全球，也可以说和中国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最明显的一条就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如果李文亮医生等吹哨人不被打压，有关疫情的信息必然会迅速地传播开去，从而唤起各方面的警觉，及时地采取有力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在2月6日李文亮病故，中国立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言论自由的运动。从2003年萨斯事件到这次新冠疫情，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竟然两次成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原发国，都和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一条密切相关。不过也正像我以上论述的那样，即便在缺少言论自由的当今中国，这场蔓延全球的疫情本来也完全可以扼杀于萌芽状态。

 

有些人不相信新冠疫情大灾难原本可以避免。他们说，既然作为疫情输入国的发达国家都深陷疫情，苦战不休，到现在都搞不定，你怎么能要求疫情原发国的中国当初就把疫情搞定，使它不蔓延到全国蔓延到全世界呢？

 

曾光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疫情传播就像森林大火，如果一个最初的起火点没有控制好，火花向四处迸溅，就会出现更多起火点。就像澳大利亚山火，就是因为第一块着火点没有控制好，最后出现了170多处森林着火”。（37）

 

曾光这个例子举得很好。如果起火点那个失职的护林员不服气，说：“你们那么多人，不是也没有把火扑灭吗？怎么能要求我当初一个人就把火灭掉呢？”通吗？

 

 

（八）“武汉肺炎”、“武汉病毒”首先是中共官媒自己说出来的

 

有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这里不妨顺便谈谈。

 

前一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多种场合直呼疫情为“武汉肺炎”、“武汉病毒”。对此，中国官员和官媒多次反驳，斥之为“污名化”，是“抹黑武汉，抹黑中国”，等等。4月上旬，英国《自然》杂志连续三天发文，为它曾使用过“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一类说法道歉，说这种说法是污名化，是种族歧视。国内媒体纷纷转发，大加肯定。

 

我要提醒的是，其实，“武汉肺炎”、“武汉病毒”这种说法首先是中国官媒自己说出来的。网上一查就能查到，去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标题就是：“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病例大部分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武汉肺炎”一说，就是从这儿来的。别人说武汉肺炎，都是跟中国官媒学的。

 

“武汉病毒”（Wuhan virus）一说也是中共官媒自己最先说出来的。例如：1月19日，英文版环球时报，Wuhan virus preventable，controllable：commission；（38）1月22日英文版新华网：Wuhan virus sees Olympic football qualifiers moved。（39）

 

又，“中国病毒”这种说法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官媒上。3月2日和3月3日，中国多家媒体发表报道“钟南山院士团队：如管控措施迟5天实施，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报道介绍了钟南山团队发表在《胸腔疾病杂志》上的论文，论文的中文题目是“基于SEIR优化模型和AI对公共卫生干预下的中国COVID-19暴发趋势预测”。（40）这里的“中国COVID-19”就是“中国病毒”。这比特朗普说“中国病毒”至少要早10天。

 

既然“武汉肺炎”、武汉病毒（Wuhan virus）和“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这种说法都是中国官媒首先说出来的，所以这种说法绝对没有污名化的嫌疑。你总不会认为中国官媒自己在污名化自己嘛。众所周知，中共的宣传纪律十分严格，如果在中共官媒上竟然出现了污名化中国的词汇，那就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一定要严加惩罚的。可是中共当局并没有那么做。不错，后来中共当局不再说“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了，“中国病毒”好像也就只用过那一次，但是从它自己带头说“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以及“中国病毒”可以证明，它并不认为那是污名化中国。

 

如果你坚称“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一类说法就是污名化中国，那么，你就应该首先批评中共当局，要求中共当局公开认错道歉。如果你对始作俑者不置一词，凭什么却要对跟着学的别人横加指责呢？

 

请注意：中共当局正在偷偷篡改历史。不久前，《环球时报》英文网偷偷地把1月18日报道中的“武汉肺炎”（Wuhan pneumonia），改成“新的与冠状病毒相关的肺炎”（Novel coronavirus-related pneumonia ）。（41）有网友眼明手快，早把原来的报道截屏。类似的篡改不止这一处。这说明中共做贼心虚。它清楚地知道，既然“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一类说法都是它自己最先说出来的，因此它就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再回过头去指责这种说法是污名化中国。

 

作为科学期刊，英国《自然》杂志久负盛名，可惜它对中国政治太不了解。

 

 

（九）虚假不实的数据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有两大问题。一是在疫情初期，中国政府不准公布疫情，拒绝启动应急机制，错过了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间窗口。二是中国政府隐瞒真相，发布不实信息和虚假数据，严重地误导了各国政府和民众。

 

以上，我讲了第一个问题。以下，我就讲讲第二个问题。

 

5月1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致辞。习近平像往常一样宣称：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42）

 

这是撒谎。事实是，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一直在蓄意隐瞒实情，对公众对世界发布不实的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

 

先谈数据。

 

1、就在习近平发表致辞的两天前，5月16日，中国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接受CNN采访时明确指出，武汉政府曾经隐瞒疫情信息，发布虚假数据。

 

钟南山说，武汉官方疫情初期公布的确诊数字，十多天都维持在41例，令他大起疑心。钟南山说他在1月18日率专家组抵达武汉后，发现当地官员“并不想说真话”。钟南山说：“我并不相信那些结果，所以不断要求他们将真正的数字给我。我认为他们并不愿意回答我的提问”。钟南山批评的是武汉地方政府。然而武汉市长周先旺早就告诉我们，武汉政府无权擅自发布疫情信息。因此在这里，隐瞒疫情信息的责任不在地方政府而在中央。

 

钟南山虽然指出在疫情初期政府曾发布虚假数据，但是他又说，自1月23日后，“我认为所有（公布的）数据，都是正确的”。（43）

 

这当然不是事实。就拿1月23日武汉封城的这一天公布的数据为例。这天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1月22日24时，湖北全省已知确诊病例是375例，死亡人数17例。对比2003年萨斯疫情，广东省有1514病例，北京有2000病例。在萨斯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并没有封城。这次武汉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远远低于当年萨斯疫情的广东和北京，为何却要封城呢？我们可以担保，官方公布的1月23日湖北全省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都是虚假不实的。即使考虑到当时检测能力不足，我们也可以担保当局实际掌握的数据要比375个确诊和17个死亡严重几十倍上百倍。

 

以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为首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在2020年2月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收稿时间2020年2月12日）。（44）论文显示，根据各级疾控中心内部调查统计得到的数据，要比官方公开发布的数据大很多倍。

 

以1月20日为例，1月20日官方公布的累计确诊病例为291例，死亡6例；而疾控中心统计的累计确诊病例为6174例，死亡427例。疾控中心统计的累计确诊病例是官方公布的21倍；死亡人数则是官方公布的71倍。

 

再以1月31日——这已经是1月23日之后的第8天了——为例，1月31日官方公布的累计确诊病例是11791例，而疾控中心统计出来的累计确诊病例数据是32642例，是官方数据的2.8倍。

 

钟南山正确地指出疫情初期官方公布的数据是虚假的。但是他断言1月23日后公布的数据是正确的，这就错了。按照疾控中心的统计，1月23日以后官方公布的数据仍然是虚假的，而且仍然假得很厉害。更何况疾控中心统计的数据也有很大的问题。

 

2、武汉是中国疫情爆发最早的地方，也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然而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只有2500多人，这引起国内外的普遍质疑。4月17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修改后的武汉新冠肺炎死亡数据，从原来的2579例改为3869例，新增1290例。

 

当局在解释调整死亡人数原因时提到了四个原因。1、疫情早期，部分患者没有入院治疗，在家中病亡。2、在救治高峰期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出现迟报、漏报和误报。3、收治患者的定点医疗机构快速增加，部分机构没有及时与大疫情网对接并通报数字。4、部分死亡病例信息登记不全，出现重报或误报。

 

应该说这四个原因都有道理。像这种调整死亡人数的情况，武汉有，中国有，别的地方、别的国家也会有。不足为奇。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武汉调整死亡人数的增加幅度，刚好是50%，不多一个，也不少一个。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数字是人编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否则怎么会那么巧？无怪乎有人说这是“高级黑”，是提供数据者故意露出人造的痕迹，暗示人们这个数字不是真的。

 

其实，中国政府修改后的数据仍然是严重少报。我们都看到过当时国内发出的消息，武汉所有的焚尸炉全部日夜运转，加班加点都不够用，还要从外地调来一些焚尸车帮助处理尸体。

 

《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根据武汉一家殡仪馆的一纸通知和现有的公开数据进行推算，得出武汉整个疫情期间，即去年12月1日首个确诊病例出现到3月23日疫情得到控制、武汉7个殡仪馆重新对公众开放，武汉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规模在40万至60万之间，死亡人数在2万3千至3万之间。（45）另外，3月26日财新网一篇报道提到，一位开大货车给汉口殡仪馆送骨灰盒的司机对记者说，他这一车一共装了2500个骨灰盒，昨天已经来卸过一车；在殡仪馆一个侧厅存放有骨灰盒，每500个一垛，目前一共有7垛。（46）根据这里提到的数据去统计，也可以得到和曹雅学相似的结果。这就是说，武汉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至少是官方修改后数字的6倍以上。

 

 

（十）在“人传人”问题上的一再隐瞒

 

在新冠病毒特性的相关信息中，是否人传人这个信息最重要。

 

根据《新京报》记者梳理，1月15日前，针对是否人传人，官方都称“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5日，官方通报在“人传人”的问题上口径出现变化，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1月19日，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李刚依然说：目前综合判断，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疫情是可防可控的。（48）

 

1月20日是个转折点。当天晚间，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连线时明确表示，目前可以肯定，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世界各国也是在这一天得知，新冠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

 

然而，4月12日《财新周刊》的文章披露，至迟在1月3日，武汉的医生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病肯定人传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兼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教授说，12月31日，他们医院就发现了两例可疑病例，两天后查出了这两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萨斯检测都是阳性，当时他就“感觉到要出大事了，萨斯又回来了”。1月3日又发现三个疑似病例。“据王行环介绍，这是一个家庭聚集型病例，在神经内科住院的 92 岁老父亲率先发病，他的儿子、儿媳也先后住院，三人症状都和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特征相似，但都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萨斯试剂盒检测同样显示阳性。‘这三人是聚集传染，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流行病学史，我们就判断这个病肯定会人传人’”。他们随即上报北京。

 

《财新周刊》文章还提到一件蹊跷的事，“多位中国疾控中心人士透露，1月3日–10日，武汉曾通过网络直报上报过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但后面忽然停了，直到1月20日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后，才在1月24日左右恢复网络直报”。文章说，“在早期，中南医院因为预警多次被批评‘政治站位不够’”。（49）

 

由此可见，北京至迟在1月4日或5日时就知道此病肯定人传人，但就是压着不准公开说出来，而且还对如实上报这一重要信息的医生十分不满并施加压力。后来想必是一线疫情告急，纸包不住火了，北京这才改变方针，在1月20日这一天通过钟南山之口明确说出这个病肯定人传人。这至少晚了两周半。

 

在中国，新冠疫情的真相，被层层谎言包裹。剥开一层谎言，还不见真相，还是谎言，只不过是稍微小一点的谎言，再剥开一层谎言，还是不见真相……到现在，谎言已经被剥开了很多层，但最深层的谎言还没有剥开，我们已经依稀看到了真相，但还没能真相大白，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有过多少谎言。

 

 

（十一）武汉封城说明了什么？

 

现在，有些人竭力为中共当局隐瞒疫情一事做辩护，最振振有词的说法就是：上千万人口的武汉都封城了，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疫情有多么严重。如果有谁还看不懂，那只能怪他自己，不能怪中国政府隐瞒疫情。

不对。当时中国政府宣布武汉封城，并不是要告诉外界疫情多严重，并不是要告诉外界疫情已经失控，并不是要告诉外界新冠疫情的世界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