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外宣的内宣化”导致了讲述“中国故事”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尤其是讲述话语的非专业性。“讲故事本身面临多种语境、多种情况，叙述本身是有一套技术标准的。而当外宣变得内宣化以后，往往就会出现用内宣的技术标准来要求外宣，或者出现外宣的传播过程当中，内宣的技术标准成为了主打力量，这就会出现投了很多钱去办对外宣传，但最后只在国内产生积极效果。这和外语水平没关系，早期我们认为英语好就行了，后来发现英语好只是基本的前提，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英语很好，我们用非常流利和正规的英语说出了让外国人完全听不懂的话，这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大的问题。”

第三，当“外宣的内宣化”碰到互联网，并与自媒体时代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外宣的民粹化。“在中国国内，国际政治、对外宣传是许多老百姓，尤其是北方老百姓重要的业余文化生活，大家都很关注，于是就有很大的‘流量’存在。”这就导致了用国际政治话题博取网络流量变成了一项很大的生意。“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自媒体，包括那些文化作品、视频作品的生产者，都在自媒体市场上博取流量，争取自己的影响力，当这种声音足够大的时候，就对‘讲好中国故事’构成了非常严重的一种反噬。”

储殷强调，在以短视频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互联网传播的本质并不是讲故事，也不是对话（也没有人在乎对话），而是表达自身的情绪。“当然，表达情绪本身很正当，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内的一些专家、外交人员为了迎合（互联网上的）这种情绪，而降低了应有的专业标准，这样导致了‘讲好中国故事’被中国国内互联网情绪所裹挟的非常糟糕的结果。”

他表示，让自媒体去“讲中国故事”，最大的局限是“共情困难”。“比如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就尤其不理解，当然第三世界国家能理解，但在欧洲人眼里很容易成为国家主义（Nationalism），这在欧洲不是一个好词，尤其是德国人认为公开表达对国家这么热爱是非常有耻感的事情。”

事实上自媒体不光“共情困难”，还经常制造对立，因为“煽动情绪对立非常有助于流量提升”。而最后导致的结果，是“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在国际上面临很大的困境，也越来越面临来自中国国内的困难。

对此，储殷以CCG主任王辉耀与CCG秘书长苗绿出版的新书《我向世界说中国》为例，认为这本书给出了一些中国如何做好国际传播的重要启示，比如如何用比较高的专业性来讲好中国故事。“老实说，在‘讲好中国故事’的专业性上，最近这几年是在退步的。我经常说我们的外交人员外语水平是大踏步地进步，但讲故事的能力，寻求情感共鸣的能力是在大踏步地退步。中国的国家形象现在得分偏低，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储殷认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内涵在于说服第三方，而不是驳倒辩论对手。（CCG供图）

另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如何在国际上进行对话，尤其是如何与对中国有敌意的人对话。储殷强调，那些“反华分子”、“反华势力”几乎是不可能被说服的，但是中国方面和他们的对话有助于说服第三方。“中国国内现在对‘讲好中国故事’有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我们总想着要么是把对中国不满的人说服，要么想让别人按照我们的腔调去说，其实这两点都不重要，‘讲好中国故事’真正的重要内涵是向第三方去展现中国。这就好像真正激烈的辩论从来不是要驳倒对方（除非双方实力完全不在一个水准），而是通过辩论向听众、评委去展现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最近这几年，我看到外宣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是在‘忙着战斗’。战斗是为了消灭对立方，该战斗的时候确实要战斗，但外宣工作最重要的特点不是消灭对立方，因为真正的消灭只有肉体消灭，说白了就是要么封号要么抓人。在国际宣传的过程中，战斗的姿态不是不可以，但要通过所谓的‘战斗’来争取第三方，我们真正要说服的对象并不是我们战斗的对象。‘讲好中国故事’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总是碰撞式地讲中国故事，有人提问（质疑）就怼他，其实你的对话对象不是他，‘怼’他也是为了争取处于第三方的听众。”

储殷表示，中国目前能够在国际场合，尤其是“二轨外交”的领域，能够进行职业的、专业的对话的人，还非常少。也就是说，在唇枪舌剑的“战斗”环境当中，中国能够争取“第三方听众”的人还非常少。“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吃相和姿态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应该推己及人一下——比如说，我特别能接受一个埃及人跟我讲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因为埃及很落后，他除了吹嘘这个也没什么别的可吹，所以无论他怎么吹我都能理解。但我有时候就不太能接受韩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吹嘘，是因为韩国人比埃及人吹的更过分吗？这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都更夸张，但为什么在感受上，埃及人吹牛可以接受，韩国人吹牛就接受不了呢？因为韩国人‘有钱’，富起来还没几年，听他吹牛总有一种看见‘暴发户’的感觉，所以你会反感。同样，外国人看中国，就和中国人看韩国的感受类似，所以中国一定要注意‘讲好中国故事’的动机、对象，乃至整个的生产结构，是不是足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