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往埃塞俄比亚包括口罩、试剂盒和防护用品在内的600万件抗疫物资抵达亚的斯亚贝巴机场。（2020年3月22日）

她说，埃塞俄比亚人告诉她，中国给非洲人提供的到中国的培训和学习项目不只是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制度的“锋利边角”。

列普尼科娃说，有位曾在中国培训过的埃塞俄比亚人告诉她，自己曾向中国主办方提起如何应对中国工厂对埃塞俄比亚的环境带来的污染问题时，被主办方怀疑是从美国来的。在自己再三强调自己从埃塞俄比亚来之后，主办方就选择无视他的问题。列普尼科娃说，不少埃塞俄比亚人告诉她，一旦话题涉及人权、环境和污染的问题， 中国方面的回应就是回避。

列普尼科娃说，中国这样的回应令很多埃塞俄比亚人担心，中国对埃塞俄比亚所承诺的“双赢“局面可能并不平等也并不互惠。 她说，在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埃塞俄比亚人最关注的主题是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并不平等， 需要重新谈判达成更好的条件。

列普尼科娃说，中国所宣扬的民主和自由也令人在中国学习的埃塞俄比亚人困惑。她说，埃塞俄比亚人私下里会问“中国到底在哪种程度上比埃塞俄比亚更开放？有些人，特别是媒体人对他们在中国的同行不自由的遭遇表示同情。

列普尼科娃认为，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孔子学院最好地诠释了非洲对中国的“投机性拥抱”。她说，许多埃塞俄比亚人被吸引到孔子学院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吸引力，而是因为学习汉语后能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

她说：“孔子学院的语言和文化交流更多地植根于战略利益，而不是文化浸润。埃塞俄比亚各大学的院长因为经济前景接受了孔子学院的合作，他们还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物质利益枯竭，这些学院会很快被关闭。”

她认为这种与物质利益挂钩，而不是与文化和价值观挂钩的做法，让中国的软实力投射缺乏后续之力。确实，在谈到对非洲或其他国家的援助时，中国官方津津乐道的是“中国机遇论”， 强调与中国的联系可以带来物质上的好处。

在媒体投入方面，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加大了投入，但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等在非洲的受众有限。非洲的一些媒体也使用中国媒体提供的内容，但是，在另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媒体存在较多的南非和肯尼亚，媒体人普遍对中国媒体的可信度表示怀疑，他们更愿意接受西方媒体的叙事。

有关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在非洲一些国家也有不同与中国官方叙事的报道。比如，5月5日，塞内加尔的《南方日报》转载了英国广播公司（BBC） 的一篇题目类似的文章--《非洲国家为何在人权问题上支持中国反对西方》。文章说，非洲国家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对中国贸易、投资、援助的依赖。文章转载后令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恼羞成怒，立即在同一家报纸刊发题为《这就是非洲国家为何在人权问题上支持中国》的文章加以反驳。

非洲青年非洲集团旗下（Jeune Afrique Media Group）的“非洲报道”网站在年初就预测，2021年，随着中国与其他地区关系的恶化，非洲国家会被中国当作“棋子”，时不时地被中国招呼出来支持中国在新疆、台湾、西藏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有争议的立场。

非洲希望复制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并非年轻人的首选

在谈到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时，中国官方的宣传是非洲国家希望复制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了推进中国模式，中国还通过政党培训计划，向非洲的政党传授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管理方面的经验。

中国把非洲人邀请到中国的教育或培训机构上课，带领他们前往地方政府实地考察以获得第一手经验，与地方官员、农民和企业家座谈；同时让参与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培训计划。 除此之外，中国还把非洲未来政治领导人纳入其中。非洲青年精英受到特别的关注，获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培训经费。

然而，非洲年轻一代却没有被中国打动。根据非洲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2020年11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非洲年轻人（18岁到35岁之间）更偏爱美国及其发展模式。围绕更喜欢哪个国家发展模式的问题，32%的非洲受访者选择了美国，23%选择中国，11%选择前宗主国（英国、法国、葡萄牙），11%选择南非。

对比美国和中国发展模式，在18个调研的非洲国家中，美国在13国更受欢迎，尤其是在这几个国家差距最为悬殊：在塞拉利昂，喜欢美国模式的人达到55%，喜欢中国的只有13%，相差42个百分点；在佛得角，这个差距为29个百分点；安哥拉，27个百分点；肯尼亚；20个百分点、加纳，18个百分点、乌干达，18个百分点，和埃塞俄比亚，16个百分点；中国发展模式只是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博茨瓦纳等3国更受欢迎。

调查还发现，77%的人知道中国的贷款是要还的。 58%的民众认为政府从中国借贷太多。 71%的人认为英语是年轻人必须要学的最重要的国际语言， 2%的人认为中文很重要。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非研究中心的伊曼纽尔·马坦波（Emmanuel Matambo）在威尔逊学者中心的研讨会上指出，一些非洲人和政府并不是主动跟着中国走，很多时候，是非洲国家并没有选择。他强调: “从文化角度来说，我们对西方的迷恋要大于中国”。

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列普尼科娃认为，这样的非洲对拜登政府有利。拜登政府上台后，尼日利亚、南非等国政府曾纷纷“提前”祝贺拜登当选，表达加强与美国新政府合作的愿望。

官方对官方，非洲民众对中国的“顶回”

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列普尼科娃强调，谈到中国软实力投射的效果时，还必须区分开非洲的精英们和普通老百姓。她说， 非洲的精英们虽然私下里对中国也会有批评，在公开场合对中国都表现得比较认可。但是，普通非洲民众对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更多的是批评。 在非洲的民主国家里，这些批评更是出现在公共领域，体现在抗议和媒体的报道中。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非研究中心马坦波说，他的祖国赞比亚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赞比亚，越来越多的民众在“顶回”中国的影响力，他认为这样的声音不容小觑。

他说：“精英所希望推销的和民众所感受的之间有一种不和谐”。他说，虽然赞比亚的民主有所下滑，但是，作为一个民选的政府，赞比亚政府不得不听从自己国民的声音。赞比亚今年8月举行总统大选投票，预计，赞比亚对中国的巨额欠债会是令人关注的话题。

位于非洲中南部的赞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经贸合作区，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重要的一站。在赞比亚，机场、水电站、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在赞比亚的新“名片”。中国的华为、四达等数字电视和移动网络公司的身影也活跃在赞比亚。

就是在这个中国投资巨大的国家，中国的存在并没有获得当地民众的感激，相反，当地民众对中国的抵触和警惕情绪越来越高。 2020年5月，三名中国公民在赞比亚被杀害。

赞比亚的大报纸《卢萨卡时报》多次刊登文章说，中国正在对赞比亚的经济实行殖民统治。赞比亚政府正在把国家出卖给中国。报纸还呼吁当地民众起来抗议，否则国家就要消亡。

许多赞比亚人批评中国在首都卢萨卡和铜带省首府恩多拉援建的新体育馆是"白象工程"（耗费巨大而不实用）， 并表示，中国项目助长了赞比亚的腐败现象。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非研究中心马坦波指出，由于赞比亚现政府越来越专权，也因为中国注重官方与官方的联系，有时候当地政府失败时，中国就会被拉出来当作“替罪羊”。

非洲东部的肯尼亚近年来对中国的看法也很负面。有肯尼亚人说，这种负面情绪应该开始于中国2013年向肯尼亚提供第一笔贷款建设蒙巴萨至内罗毕的标准轨距铁路（蒙内铁路）。

2020年6月，肯尼亚上诉法院裁定，政府及其国家铁路公司与中国路桥公司(CRBC)签订的有关标准轨距铁路（SGR）的合同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在中国媒体报道中，蒙内铁路被中国视为“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旗舰项目，是中非友谊的新象征。

另外，肯尼亚人也认为，孔子学院的文化和语言交流只是中华帝国的延申。

位于西非的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在那里，民众的反华情绪也在高涨，特别是在2020年广州的尼日利亚人受到歧视性待遇之后。尼日利亚众议院议长费米·格巴贾米拉（Gbajabiamila）当即召见中共驻尼日利亚大使周平剑当众“训斥”了他。

2020年4月，尼日利亚的一个律师团向法院提出集体诉讼，就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求偿2000亿美元。

4月底，尼日利亚一些众议员动议要求尼日利亚公民在中国广州遭不当对待一事进行反制。后来，尼日利亚议员本·伊格巴可帕（Ben Igbakpa）又在众议院发起动议，要求调查中国在2000年之后在尼日利亚的投资，此动议获得众议院的通过。

不只是尼日利亚，在非洲，中国贷款可能带来的“债务陷阱”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广泛讨论的话题之一。2019年，坦桑尼亚以不公平条件为由叫停了一项中国支持的100亿美元的港口综合建设项目。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指责中国对此项目提出的融资条件是“剥削性的和令人难堪的”，中国投资人设定了“只有疯狂的人才会接受的苛刻条件”。

虽然中国希望通过疫苗来改变自己得外交形象，但是在不少非洲国家，比如，尼日利亚和赞比亚，他们对中国疫苗的信任只是在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中国疫苗进入紧急使用清单后才同意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