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乌克兰的最高拉达（议会）可能还是世界上打架打得最多的议会之一。

2010年12月，围绕着时任总理季莫申科的争议，几十名不同党派的议员在最高拉达上大打出手，场面之混乱令人记忆犹新，以至于有乌克兰网民后来找到这则网络视频怀旧，并在下方留言说：“（那时候）简直是传奇年代，现在太少见了！”

同样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时，乌军面对俄军对克里米亚的进攻，几乎毫不反抗就仓皇交出整个半岛。以至于乌克兰民间许多人相信，那场危机中，让国家不至于亡国的是几名乌克兰寡头——传说是因为他们调动了私家武装，在第聂伯罗一带抵挡住俄军的前进，才没让后者拿下第聂伯河以东的半个乌克兰。

长期以来，乌克兰给外界留下的都是“失败国家”的印象。2021年乌克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836美元，同年俄罗斯为12195美元，波兰则有18000美元。倘若把欧洲各国人均收入用地形图的方式呈现，乌克兰是一个凹陷下去的盆地。

未曾想，俄乌战事爆发后，乌克兰非但没有一击即溃，反而展现出一副“军事强国”的形象，能在一些地段抵挡住俄军主力的攻击，还能反击夺回多座城市。而在俄军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中，乌克兰的铁路、运输、能源和城市服务也一直努力维持运行，曾以腐败著称的政府部门更是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适应力。



202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突访乌克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当地时间2月20日，战事将满一周年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对乌克兰进行了事先没有宣布的访问，表示继续扩大对乌克兰的军援。这让外界将目光再度投向乌克兰。

乌克兰究竟发生了什么？以“素人”身份、代表着反建制力量的总统泽连斯基在2019年上台后推动的改革，在战争中又走向何方？

如今走在街头，不再担心被索贿乌克兰在军事方面的改变，早在俄乌战事爆发前就开始了。该国于2014年恢复义务兵役制，并动员成千上万公民加入民兵组织。同年，乌克兰还成立国民警卫队。与此同时，北约决定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进行缓慢但具有决定性的转型。

2014到2019年间，时任总统波罗申科在顿巴斯“轮战”锻炼乌军战力，2019年以来，现任总统泽连斯基又在军备领域开展了种种整顿措施。

但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件事：过去十年来，从警察，到司法，再到行政效率方面，乌克兰开启了不少改革，多多少少改变了原先典型的后苏联式社会面貌。正是这些改革，在当下构成了战争中社会韧性的一部分。

如今，当被问到如何评价2004年“橙色革命”以来的历任领导人时，乌克兰人会将他们挨个数落一番：

尤先科（2005-2010年担任总统）对俄罗斯过于软弱，对内也没什么政绩；季莫申科（2005-2010年两度出任总理）是富商、机会主义者，没有自己的立场，对国家不负责任；亚努科维奇（2010-2014年担任总统）一开始比季莫申科显得更务实，但很快就把国家的关键位置交给了自己的顿巴斯帮派成员；波罗申科（2014-2019年担任总统）算是有些想法，但过于“见钱眼开”……

然而，拥有精英背景、现居基辅的乌克兰人亚历山大（Oleksandr）向《凤凰周刊》表示，人们低估了波罗申科时代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际效果。在他看来，波罗申科至少成就了两件对乌克兰社会至关重要的改革：警察改革和司法改革。



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间，乌克兰地方工业多由寡头巨富控制，他们之下又有层层被庇护着的地方帮派，使得当时社会上人人都要同帮派打交道。

家住乌克兰南部的丽萨（Lisa）现年25岁，有一个做警长的母亲。说起童年生活时，她记得大人们总说，“无论做什么，都要打点好帮派分子”。

警察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和帮派分子勾结一气。除了几宗震惊全国的警员犯罪事件之外，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会遭遇基层公务员索贿。“以前，警察可以随便在街上拦住你，找个理由找你要钱。”丽萨说。

2015年波罗申科当选总统后，大手一挥引入“外援”——他在基辅大学的老同学、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以及多名格鲁吉亚官员。波罗申科想借鉴同作为后苏联国家的格鲁吉亚的改革经验，更新乌克兰的行政、司法和国家机器。

利用这些没有本地人脉网络的“空降官员”，尤其是委任内务部副部长、年仅36岁的格鲁吉亚官员兹古拉德兹（Eka Zguladze），波罗申科推行了积极进取的警察改革。

这套改革的设计是：先在欧洲的培训支持下打造一套全新的巡警系统，招募受过高等教育、之前没在军警部门工作过的人，以清洗最为腐败的巡警和交警部门；原先的警员则需经过正式考试、经济审计和财产披露后重新上岗，并由其他部门抽调的人员对其进行考核。其间，民间组织和个体也可以提交对警察腐败和渎职的申诉。

这套改革初时雷厉风行，2015年开始，约有11%的乌克兰警察直接下岗，包括5%的高级警司，还有不少警官被查办。



乌克兰建立新的巡警队伍，被认为是该国与腐败决裂最明显的标志。

类似丽萨这样的年轻人认为，警察改革是波罗申科“唯一做成的好事”。在她眼中，波罗申科最终还是和其他寡头政客一样，陷入腐败和唯利是图的循环中。

这也是事实。2016年，萨卡什维利不客气地指责波罗申科参与并包庇腐败，激怒了后者，两人随后分道扬镳。包括警察改革在内的制度改革力度也由于触碰到更多人的利益而显得虎头蛇尾。

尽管如此，亚历山大仍旧认为，波罗申科为泽连斯基留下了些许正面的政治遗产。除却警察改革，其利用司法改革部分清洗了腐败的司法系统，提高了乌克兰的司法独立性，不再由议会任命法官，从而脱离了最高拉达的政治恶斗。“至少，如今走在乌克兰街头，不那么担心被警察索贿了。”

而在丽萨的记忆中，警察改革开启之后，街头的帮派活动少了许多，她和丈夫经营的铺面虽然依然会遇到一些帮派分子收取保护费，但相比199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

到了2019年泽连斯基上台，除了继续推动反腐和制度改革，也努力推动数字化改革。泽连斯基希望借助更年轻的官员和新的政务系统，绕过传统官僚和寡头们，达到更直接、更透明和更少腐败的施政效果。

上任以来，他任命了29岁的费多罗夫（Mykhailo Fedorov）担任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长。后者在任内推动一体化的“Diia”政务系统，开放在线办理上百种文件和政府服务，又对部分IT业务采取最低税率，简便审批流程和行政手续。



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长费多罗夫

“我们的电子政务系统要比欧盟高效得多。”这是在乌克兰常常听到的一句话。电子化政务、能够用手机展示的电子身份证件，成为人们对泽连斯基前三年任期的突出记忆和新的自豪感来源。

泽连斯基借战争加速去寡头化2019年5月，当喜剧演员泽连斯基携自己的“人民公仆党”，以黑马姿态当选乌克兰总统时，许多人怀疑他只是乌克兰著名寡头科洛莫伊斯基的傀儡。

究其原因，泽连斯基的电视喜剧成名之作《人民公仆》，是由科洛莫伊斯基拥有的电视台制作和放映的。几乎所有人都在盯着泽连斯基和科洛莫伊斯基，认为他们之间“有事情”。



泽连斯基（左）和科洛莫伊斯基

但三年过去，很少有人再相信这一论点了。就在2022年年底，泽连斯基政府查处了科洛莫伊斯基的一系列财产，并在2023年初清查了他的住宅。与之类似，多名乌克兰寡头的财富和权力地位在战时急剧收缩，一些人背负官司乃至流亡国外。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如此变化恐怕难以发生。2020年4月，乌克兰非政府智库拉祖姆科夫中心（Razumkov Center）做过一次民调。调查显示，乌克兰人总体来说并不相信政府。其中多达66%的人不相信议会，56%的人不相信警察。这间接反映出，泽连斯基的初期施政没能带来很大改变。

然而，随着战事爆发，乌克兰政府获得了比平时更多的紧急权力。与此同时，战争使得苏联解体后一直左右乌克兰政局的寡头们的财富急剧缩水。

根据《福布斯》乌克兰版的统计，截至2022年11月，曾经的乌克兰首富、顿涅茨克矿工足球队老板艾哈迈托夫的财富从137亿美元缩水到43亿美元，蒸发了三分之二；科洛莫伊斯基的财富从18亿美元降至10亿美元；同样作为寡头的前总统波罗申科，财富从16亿美元降至7亿美元。这让寡头们难以获得像此前那般的社会资源以介入政治。

泽连斯基政府还趁势国有化了一部分由寡头掌握的经济命脉。比如，由科洛莫伊斯基和博戈柳博夫等寡头控股超四成的乌克兰最大油气开采公司Ukrnafta、由富商格里戈里申控股的扎波罗热变压器厂（Zaporozhtransformator）、已被通缉的富商日瓦戈所拥有的重型车辆制造商AvtoKrAZ等企业，都在去年年底实现了国有化。



博戈柳博夫和科洛莫伊斯基

泽连斯基还“乘胜追击”，推出寡头管制法，要求寡头们必须在政府系统中登记注册。在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顾问米纳科夫（Mykhailo Minakov）看来，泽连斯基借着战争加速了一直想推动的去寡头化政策。

打击寡头之外，2022年底开始，乌克兰政府还推动一系列反腐项目。去年10月，乌克兰国家银行行长舍甫琴科被解职并调查腐败问题。

这只是开始。到了2023年1月，泽连斯基在政府内部掀起一场反腐风暴。一个月内，多名政府高官因为腐败原因被撤职调查。负责乌军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沙波瓦洛夫因高价为部队采购食品丑闻提出辞职；副总检察官西蒙年科因私自在去年年底去西班牙度假而被撤职；基建部副部长洛金斯基因卷入贿赂丑闻而辞职。

这些弊案仍在发酵——2月1日，相关机构搜查了寡头科洛莫伊斯基的住宅，调查他的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与银行的腐败勾结问题。



2023年2月1日，科洛莫伊斯基（脸部被打码者）被“抄家”。

这一系列行动显然是有意为之。乌克兰国安局负责人瓦西尔·马柳克（Vasyl Maliuk）在一份声明中说：“每一个胆敢伤害乌克兰的罪犯，尤其是在冲突时期，都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会给他的手戴上手铐。”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David Arakhamia）则说，“如果有人没准备好改变，国家就会帮助他们改变。”

加强反腐之际，泽连斯基还提到，该国政府正在致力于“新的改革”，包括改变社会、法律和政治现实等，使其“更人性化、透明和有效”，以匹配欧盟的要求。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安娜·皮索内罗 (Ana Pisonero) 曾在1月表示，反腐败措施是“加入欧盟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变化的确在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往的积弊就能快速清除，更不必然意味着一旦战争结束，乌克兰就能迎来一个更好的社会。

一系列社会改革亟待推动行政和司法的改革只是乌克兰社会变革中的一部分。同样重要且困难的，是整个后苏联空间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这种变革将为战争阴霾中的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能量。女性地位便是其中之一。

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女性大量报名参军。据官方统计，战前乌军中女兵比例约为20%，如今估计更高。女性的加入，为乌军提供了更多人力和社会资源。但与此同时，乌克兰社会对女性权益的支持不足是一个固有问题，想让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更多作用，乌克兰社会必须做出转变。



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女性大量报名参军。

“乌克兰一些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就应该在家里照顾孩子，以至于一些母亲去参军的孩子会遭到欺凌。”总部位于基辅的女性退伍军人组织“乌克兰女性老兵运动”（Ukrainian Women Veteran Movement）负责人卡捷琳娜（Kateryna Priymak）向《凤凰周刊》介绍说，“之前，女性就算参加前线战斗，档案中也只能写成后勤部门。”

卡捷琳娜在2014年以来的顿巴斯战争中担任医疗兵，退伍之后，她和同伴们致力于改善军中女性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于是开设了这间负责倡导和服务的机构。

乌克兰社会之前没考虑到女性入伍问题，因此女兵的权益需要向政府和立法机关争取。卡捷琳娜举例说，乌克兰的退伍军人管理法对女性退伍军人的保护是不够的，无论是心理咨询、健康康复，还是就业安排等方面，都是将服务对象预设为男性。因此，她们做了很多工作争取立法和相关程序的改善。

又比如，直到近期，乌军才开始在后勤上为女兵配备制服。此前多年，女兵要么是穿上男性制服，要么只能由非营利机构提供女兵使用的制服和其他用品。

“女性要付出更多，才能说服男性，我们能够胜任同样的任务。”卡捷琳娜说，“在军中，男人可以有情绪、可以崩溃，但女性不行。我们必须更加自我克制。我们只能做得比男性更出色，才能让男性看见我们的专业性。”这意味着，军中女性要花费更多力气，才能争取到较为平等的待遇。



2023年2月20日，拜登和泽连斯基在走访乌军阵亡将士纪念墙后互相拥抱。

学者达尔登（Jessica Darden）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乌军对于女性在战场上的存在，依然不够有意识。“军方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女性负担很多功能，比如作为祖国的象征，并在男性征兵基础缩小的时候补位。然而，军方领导人常常认为加入部队的女性影响了部队的均一性，并认为她们会让部队在战场分心。”

近年来，性别不平等问题在乌克兰有所改善，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年发布的性别不平等指数（GII），乌克兰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要好于大部分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但相比波罗的海国家和西欧国家仍有明显差距。

乌克兰政府也推出了许多性别平等政策。比如最高拉达在2022年批准了反家庭暴力的《伊斯坦布尔公约》；2022年通过涵盖至2030年的关于男女平等的国家战略。但这些政策是否能落到实处，仍有待观察。

更不用说，乌克兰社会有着严重的“大男子主义”风气，这讽刺地反映在该国男女平均寿命的差别上——乌克兰65岁以上活着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男性酗酒、暴力，是预期寿命相对较短的重要因素。

除了性别议题外，乌克兰社会还有一系列需要改革之处。如已经讨论多年但缺乏足够共识推动的农业土地改革，又如教育和医疗系统的改革等。

甚至，一些改革最近出现倒退趋势。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记者梅尔克泽洛娃观察到：乌克兰的反腐工作有“先前进两步，再后退一步”的问题——泽连斯基政府一方面整顿了地方法院，另一方面于去年12月通过新法律，更改了最高法院法官的产生方式，使得政府有更大权力筛选候选人。欧盟官员担心，这部法律会为政治操控留下余地。

最高拉达议长斯特凡丘克去年年底表示，乌克兰已经通过了欧盟在加入谈判开始前寻求的所有立法，但人们普遍预计，加入欧盟的道路会很长，或将持续10年。一些监管机构警告，强大的利益集团准备抵制改革，尤其是在司法系统。

乌克兰能不能形成一个更有活力，更接近欧盟要求，更有自我更新和优化能力的社会，取决于这些领域的改革是否足够，也取决于乌克兰人是否有足够意愿去改变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