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人见过像今天这样多的违禁作品……没有人耻于迷恋坏书。相反，人们为此感到自豪……”——1766年，法国警察当局收到的匿名备忘录[1]。

严肃端庄的《百科全书》和风流轻佻的地下读物（常托名“哲学书”），都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作用。达恩顿对二者的相关研究，都是名着[2]。对《百科全书》影响，量化史学者已有探索[3]；对后一类读物的实证，却长期付之阙如。Yu Sasaki的新研究，部分填补了此处空白。他发现：禁书传播仅影响当地上层人士逃亡数量，不影响当地处决数目。

图1 当时的消息传播网络，来自郑国强译着

原文在衡量禁书传播上颇有创意。首先，达恩顿已整理出禁书商人的分布，和商人销售的禁书数量；其次，结合既有的、法国各城市间旅行所需天数，按“平方反比”假设，可算出每一禁书商在不同城市的传播程度；再次，将传播程度乘上对应商人销售禁书的数量，估算实际的传播数；最后，在省级层面，对各城市传播数取平均，估得各省禁书传播指标。原文通过调整计算细节得到了前述两种不同传播指标，彼此互为检验，结果保持稳健。

图2 禁书在各地的传播状况。蓝色越深，在作者的估算方法下，代表禁书传播越广。

革命方面，原文援引两类前人汇纂信息：其一，1789年后，逾130000名逃亡外国的教士、贵族和中产阶级；其二，1792-1804年间，约16000名被判处死刑的教士、贵族和中产阶级。作者认为，逃亡和死刑可以反映革命的程度。此外，作为变量，作者还纳入有无邮政、高程、平整度、人口、人口增速、识字率、有无运河、有无集市、至巴黎距离等变量。特别地，作者控制了到勒沙泰尔（禁书印刷行销的“大本营”）的距离。

图3 外逃者的分布，图例同上

文章方法颇为简洁：直接回归。简言之，控制上述多种变量后，禁书与革命间的关联仅有部分得到证实：传播仅与外逃显着相关，与死刑数量的关联不显着。进一步分析显示：禁书与教士和贵族的外逃正相关，与中产阶级逃亡相关不显着；死刑方面，禁书和三类个体死刑数量的关系都不显着。再加入多个反映自治、王权或历史的变量，结果稳健。

图4 禁书传播（横轴）和逃亡人数（纵轴）。左侧包含全部样本，右侧去掉了靠近斯特拉斯堡的下莱茵

总之，原文对达恩顿经典结论进行了初步检验，从数量角度，提示了原问题较为复杂的一面。作者坦承，文章有可改进之处：比如，衡量传播时，因材料所限，无法建立反映实际“口口相传”的指标，是遗憾[4]。此外，因果识别方面，对此类题目，清晰识别固然困难；不过，在已知传播起点时，似有可行策略。尽管如此，啃如此“硬骨头”，后续值得期待。

[1] 转引自文献来源中达恩顿原着，郑国强译。对达恩顿理论的讨论，一般地，可见Mason, Haydn T. ed. The Darnton Debate: Books and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taire Foundation (1999).

[2] 分别是《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和《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

[3] 例如，以下研究探索了《百科全书》对当地长期发展的正面影响：Squicciarini, Mara P., and Nico Voigtl?nder. "Human capital and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4 (2015): 1825-1883。

[4] 此处或可与以下研究比较：Cantoni, Davide, Jeremiah Dittmar, and Noam Yuchtman. "Religious competition and realloc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cularization in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4 (2018): 2037-2096。

文献来源: Sasaki, Yu. "Do Books Cause Revolutions? An Empirical Test of Robert Darnton’s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2020).

其他参考资料：罗伯特·达恩顿着, 郑国强译.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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