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时候，有个地方叫做颍川。
这个颍川，来头不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它的首都就是颍川。
颍川在哪儿呢？在今天的河南禹州市，这地方气候好，温度好，土地平坦开阔，颖水环抱而过，可以说是人文充沛，水文发达。
而且，颍川多名士，，战国有吕不韦，韩非子，汉有张良，晁错，三国有荀彧，郭嘉，唐有吴道子，褚遂良，那是能人辈出，各个时代都有闪耀历史舞台的人物出现。
大概在西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的时候，颍川出了这么一桩怪事儿。
颍川有家富户，这富户家里是两兄弟，两兄弟各有妻子，没分家，四口人就这么在一起过日子。
大哥先结的婚，所以大哥的妻子先怀的孕，而弟弟结婚晚点，所以弟弟的妻子怀孕就晚点。
大哥这一房妻子，怀孕的时候出了岔子，不知道是女人营养不良还是动了胎气，孩子竟然胎死腹中，成了死胎。
孩子未生先死，大哥和妻子没声张，这事儿一直压着没告诉别人，甚至就连弟弟和弟妹也不知道，时间推移，一直到弟弟的妻子生了大胖小子。
人生命运各有不同，同为一户，同在一家，但却是有人丧子，有人得子。
这大哥翻来覆去，他觉得不是滋味，怎么自己的孩子就胎死腹中，弟弟的孩子就活蹦乱跳呢？
大哥不平衡，大嫂更不平衡，而且这其中还涉及到这么一个事儿。
现在大哥弟弟两家是一家人，他们没分家，这没分家的话，怎么过日子都是过，但是两家以后都要养儿养女，那迟早是要分家的。
一分家，就涉及到财产的归属问题，大哥没儿子，弟弟有儿子，那么不管怎么分，肯定占大头的是弟弟，因为大哥你绝户，人家弟弟后继有人，到时候肯定是人家拿的钱多。
（夺婴恶计）
大哥大嫂不干了，他们想到日后膝下无子不利于分家产，于是干脆趁着弟弟的妻子生育分娩之时，把诞下的男婴哄抢到了自己的手里，并且对外扬言，说这是自己生的。
把别人的孩子抢过来当成自己的，在如今看来，这操作实在是太离奇了，因为孩子这东西它不是小猫小狗，不是不会说话的物件，是谁的孩子，这一验DNA，不就验出来了么？
理论上的确是这样，但是问题是，西汉时代它验不了DNA，这孩子还不属于是拐卖拐带，而是两兄弟之间的争执，所以还真就不太好判断。
哥哥抢了孩子当成自己的养，那是自鸣得意，认为自己这个办法天衣无缝，那弟弟被抢了孩子当然也不能就这么认了，于是弟弟就跑到衙门去告哥哥，说自己家大哥抢了自己的儿子，结果他这哥哥也不遑多让，也跑到官府去提告，说自己的妻子十月怀胎生了孩子，却被弟弟冒认，更欲抢夺。
恶人也许不会先告状，但是恶人最能搬弄是非，混淆视听。
所以，这桩案子在县衙前后闹了三年多，也一直没有闹出个结果来。
清官难断家务事，一时之间，这档子事儿还真就有点没辙。
基层机关办不了的案子，时间一长，就呈送到了上级部门，而当时的颍川地区的太守，是一个叫做黄霸的人。
黄霸，字次公，河南太康人，打小就有志向，想要入仕途展才干，所以他一直希望在朝廷里谋求官位。
但是问题是，西汉的时候没有科举制度，朝廷不会通过考试来录用学生，而只有察举制，所谓察举制，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平民百姓，你想要做官的话，你只能靠地方长官的举荐。
那问题来了，如果你得不到地方长官的推荐仍然想要做官呢？很简单，你可以花钱买个功名。
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屡见不鲜。
（画册中的汉武帝形象）
武帝积极对外用兵，那打仗就是打经济，皇帝需要钱，而且是大量的钱，国库里的银子不够用了，那就要指望天下百姓。
钱从何来？一来取之于民，二来索之于商，你要百姓们掏钱可以，但你可不能抢钱，那怎么办呢，于是朝廷就规定了，民间的富户，愿意发光发热，可以向朝廷捐钱捐粮食来换取功名。
黄霸最开始做官，他这个官儿就是捐谷子得来的。
不过别看黄霸这个官儿虽然是花钱买来的，但是他干起来却十分用心。
在汉武帝的时代里，黄霸任职颇多，总体来说是地方上的基层官员，而且大多数工作和钱粮税赋都有关系，工作时经常经手大量钱财，但是黄霸这人是个理想青年，他不图钱，所以从来不搞贪污，在民众之间更是留下了清正的名声。
因此，到武帝末年的时候，黄霸可就升职了，调为河南太守丞，相当于地方上的主官。
武帝之后是昭帝，昭帝初年的时候，虽然说皇帝换了，但是王朝的政治生态依然处在武帝晚年那种严刑峻法的状态里。
汉朝之前，是秦朝，商鞅制定秦法的时候，就以严峻而着称，汉承秦制，经过不断发展，到武帝时更为严厉。
诚然，武帝是一个十分优秀的皇帝，在长期防御和反击匈奴的过程中，他勇敢果决，思维敏锐，有大局观，对历史产生了相当之大的贡献。
然而，壮丽的功业不仅仅需要个人的能力和决心为基石，更需要天下民力财力为之配合。
武帝竭尽民力，数十年如一日，西汉社会其实长期处于崩溃的状态，他本人又极重刑罚，穷于奢丽之事，有感于神魔鬼怪，所以那个时候的民怨，必然是有的。
其实，汉武帝不见得不知道自己的所做作为是怎样的，作为历史上成就最大，最优秀的皇帝之一，他深切的明白文武之道本该一张一弛，如果他要保留自己这么多年来南征北战的硕果，那么他就必须在政治制度上有所改革，不然他也不会在晚年对自己降下那一道罪己诏了。
朝廷的法律严峻，底下的官吏们执法当然更加残酷，是理政简单治政粗暴，那个时候的风气就是如此，百姓们都畏惧官员，只有黄霸做官，是个特例，他这个人讲究以和为贵，以诚待人，做官做的那叫一个爱民如子，轻易不用刑罚，因此他在民间声名更盛。
（昌邑王 刘贺）
昭帝命薄无子，死了之后没儿子，于是大臣们临时把昌邑王刘贺拉来即位。
刘贺，就是汉废帝。
历史上有关于这位皇帝的记载，不外乎于他极其荒淫无道，德行尽丧，甚至说刘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干了一千多件令人匪夷所思的奸恶之事。
这样的说法，当然有待商榷，昭帝死后权臣霍光掌权，他当然更希望自己所扶立的皇帝是温顺的，守礼的，可控制的。
然而，刘贺似乎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就算再是外地的王爷，也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所以他并不愿意充当霍光的傀儡，但问题是，刘贺有心集权，可他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稍微一露出维护君权的意识，立刻就被霍光以各种理由污名化，最后竟然只做了二十七天的皇帝就被撸了下来。
废帝之后，是宣帝。
我们要知道，宣帝是罪奴之后，他的父亲是史皇孙刘进，而刘进的父亲正是在巫蛊之祸中蒙冤受死的废太子刘据。
因为这一支皇族被武帝所惩罚，宣帝年幼时即生活在监牢之中，背负着家族的所谓的罪行，后来武帝天下大赦，终于想起自己这个重孙，这才将刘询免罪，流于民间。
宣帝未做皇帝之前，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民间生活，他知道百姓尤为不易，了解人间疾苦，更深切的体会到了朝廷吏治的得失，所以他在做了皇帝之后，不会把社会环境当成数据上的变化，因为他知道，不仅仅是统治阶级需要生存，贫苦百姓也要生存，他们也有活下去的权利。
（汉宣帝 刘询）
你看，宣帝的治国理想，和黄霸的执政风格还有点不谋而合，所以宣帝登基之后，听说朝廷里有这么一号官员跟自己很像，都有仁厚博爱之心，这算是看对眼了，于是立刻就把黄霸给提拔了起来，让他做丞相长史，给他调到了中央，做西汉丞相（丙吉）的秘书。
这个丞相长史，他是京官，但是黄霸在任期的时候，却基本不在长安城里待着，而是时常下到民间去处理政务，顺手办案，史书说他“数决疑狱，庭中称平”，意思就是说无论多么棘手的案子，只要经了黄霸的手，必然是人人满意。
所以，颍川丢孩子这个案件，对审案无数的黄霸来说，自然也是手到擒来。
宣帝地节三年，黄霸职务调动，下放到颍川做了太守。
从京官到地方官，看似降职，其实却是升职。
丞相长史是京官，处于中枢核心，上班能直达天子，下班能在丞相家里办公，但却并不是位高权重的职务，因为本质上这是个佐官，他只有并理之权，而无像模像样的实权，黄霸能力有，政绩有，朝廷对他自然并不亏待，所以让他到一州之地做主官，从而更好的施展拳脚，而在地方上有了足够的政绩之后，再调回长安，所担任的职务，那就不是区区一个长史了。
他到了颍川之后，正好碰到了兄弟之间争儿子的这个案件，黄霸久在民间，他知道天下事无非常理人情，正道公心八个字而已，对于这种无从取证的案件来说，最重要的是，是解决方法。
首先，黄霸先让衙役把孩子抱来，放在堂上，然后让哥哥的妻子和弟弟的妻子凭本事来争夺这个孩子，也就是让妯娌之间以武力的方式来争夺，谁把孩子抢到手里，这孩子就归谁。
在这个过程中，大哥的妻子抢起孩子是无所顾忌，生拉硬拽，那孩子幼小，被大哥的妻子这么用蛮力拽来拽去，是疼的嗷嗷直哭，反观弟弟的妻子，生怕弄疼了这孩子，所以争抢时从来不敢用力，且一听到孩子啼哭，急的连眼泪也落了下来。
这一切，黄霸都看在眼里，谁是孩子真正的母亲，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黄霸）
现代社会判断案情当然要依靠证据，但是在古代那个科技手段相对来说较为匮乏的时代里，却要依据情理。
黄霸在颍川做了八年的太守，史书中对他的这段任期只留下简短一句的评语：前后八年，郡中愈治。
简简单单的一个“愈治”，却是如铁的史笔对古代文人士大夫们最高级别的褒奖。
八年后，黄霸调回京师长安，拜天子相。
再五年后，黄霸寿终病逝，年八十二。
《大明一统志》中曾经记载，说黄霸的坟冢在考城县（今河南开封兰考）东北十一里，我们无从得知一本明朝天顺年间的古籍何以把汉时官吏的坟冢记载的如此清楚，但就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说：
古称任官惟贤才，凡郡县得一贤守令，如颍川有黄霸，中牟有鲁恭，何忧不治。
世上只有贤才之人才能做官，如果一县之地能得到如黄霸和鲁恭这样的官员，又怎么会治理不好呢？
黄霸是西汉人，鲁恭则是东汉人，鲁恭做县令时，以德行和教化为首要，他不滥用刑法，遇到案子，往往说服，能让犯案者自感愧疚，这两个相距百年的人物，在贯彻着常理人情，正道公心的为官生涯中，竟然达到了默契且惊人的一致。
在王朝的治乱兴衰中，个人的命运和生活轨迹似乎不值一提，在时间的长河中，王朝的兴衰和变化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人类在宇宙的星空中并不是什么都留不下的，即便我们只不过是稍纵即逝的星，但如黄霸鲁恭那样的人，却在短暂的毕生时间里，成为了真正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