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韵事，最能牵动人的兴奋神经，令人津津乐道，成为街头巷尾的传闻，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由于风流韵事多隐蔽于重重帘帷之后，所以颇能激发人之本性所具有的窥秘心理。窥秘不得，也能生出无穷想象。

此种现象，自古而然。除非严格到了男女授受不亲，否则，虽圣人亦不免艳闻上身。君不见子见南子，也弄得说不清道不明，害得孔夫子气急败坏，直发毒誓，连连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即我去见那个名声不好的风流女人并没有什么不良意图，如果不是这样，天诛我，雷劈我。

圣人以降，则更是不可胜数。比如宋代的文豪欧阳修、苏轼都有艳闻，就连道学集大成之朱熹也难免。范仲淹痛感五代以来世风浇薄、气节沦丧，遂担当起道德重建的重任，疾呼振作士风。范仲淹的作为，对后来的道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朱熹曾这样评价他：“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所以朱熹将范仲淹视为“天地间气， 第一流人物”。在把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士大夫们大张旗鼓地揄扬与塑造之下，死后的范仲淹终于上升为完美无缺的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圣人。居然，这样一位“名节无疵”的完人也有风流韵事？

范仲淹“吴东治水”

起因：一首诗惹的祸

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在权知开封府的任上，因政见与宰相吕夷简发生激烈冲突，被贬放到外地，成为饶州知州。不过，范仲淹担任饶州知州的时间并不长，实足在任仅十八个月，景祐五年一月，便改知润州。离任之后，范仲淹写下一首题为《怀庆朔堂》的绝句：

庆朔堂前花自栽，

便移官去未曾开。

年年忆着成离恨，

只托清风管勾来。

就是这短短的四句二十八个字，让范仲淹成了艳闻的当事者。本事、传闻、考证、想象，在宋人笔记、类书中津津乐道并辗转引述的范仲淹韵事，都是由这四句诗生发出来的。

在道学一统天下的明代，道学的实际奠基者之一范仲淹的精神地位极为崇高。倘若范仲淹这样的风流韵事被认可为事实，那么对于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精神打击。因此，这样的事实必须否定，必须维护范仲淹“名节无疵”的道德形象。

南宋晚出的《吹剑录外集》，在叙述事实之后，还有一段俞文豹的议论：

王衍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以范公而不能免。

慧远曰：“顺境如磁石，遇针不觉合为一处。”无情之物尚尔，况我终日在情里做活计邪？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渊明作《闲情赋》，盖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反，故防闲之。“以范公而不能免”，无疑是认定范仲淹实有这段艳情。

求证：宋人日常

前引陶尔夫先生所云“与宋代其他士大夫一样，出入歌楼妓馆，偎红倚翠，也是范仲淹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方面”，绝非主观臆测，述说的是确曾存在的事实，这是唐五代以来的文人风习，与道德形象无关。

至少从唐代开始，官伎隶属于乐部，所以称作在乐籍，身份不自由。各地官府每有宴会，多以官伎作陪，歌舞佐兴。由于研习歌舞词曲、琴棋书画，其中也涌现出不少色艺俱佳的才女，为士大夫所倾心，许多风流韵事也因此产生。

宋人曾慥《类说》卷二九记载了一件唐代的逸事：“杜牧佐沈传师在江西，张好好十三，始以善歌来入乐籍中。公移镇宣城，好好复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沈述师着作双鬟纳之。”这个张好好年仅十三，也与宋人记载范仲淹所眷顾的幼伎年龄相仿佛。

以罢政担任西京留守的钱惟演为中心，当时洛阳聚集了一批文人。除了梅尧臣、尹洙、谢绛之外，后来与范仲淹一样，成为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也以河南推官的身份参与其中，诗文酬唱， 俨然一时盛事。是时，二十五岁的欧阳修刚刚迎娶恩师胥偃十五岁的女儿不久，正处于燕尔新婚之际。就是这样的时候， 欧阳修居然还跟一歌妓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并且毫不避嫌，公开在交际场所出双入对。

尽管梅尧臣、尹洙、谢绛等人认为欧阳修“有才无行”，略致微辞，但作为长官并且跟欧阳修妻子有着亲戚关系的钱惟演，竟对欧阳修的行为不加阻止。因歌妓丢失金钗而宴会双双来迟，欧阳修临场赋词后，不仅得到谅解，还被加以激赏，甚至钱惟演还动用公款为那个歌妓补偿了金钗。欧阳修的行为，钱惟演的态度，都表明与歌妓等风尘女子交往是当时司空见惯的士大夫风尚。

欧阳修与范仲淹不仅是同时代人，而且两人交往密切，有过诗文酬唱。范仲淹曾举荐过欧阳修，欧阳修在范仲淹被贬官之际曾仗义执言。在范仲淹去世后，欧阳修还应范家之请为范仲淹写了神道碑。虽说行为因人而异，然朱墨相近，风尚所及，自有互相影响。

士大夫利用权力地位可以动用乐籍女子享乐，普通士人流连于花街柳巷也是当时的一道风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柳永， 他“倚红偎翠”，为青楼歌馆女子填词写作，写下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雨霖铃》，令千古吟唱；写下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望海潮》，让完颜亮生出“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南下野心。柳永为此耽误了功名，科举落第后，他写了首《鹤冲天》词发牢骚，高傲地宣称自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并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词广播朝野，以致当他再度应试，快放榜之时，宋仁宗发现了柳永的名字，讥讽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将其黜落。后来柳永穷困潦倒，一群歌伎知己为其送葬。

聚焦：日常范仲淹

柳永，与范仲淹同时代，他年过五十获得进士功名之时， 也就是在范仲淹写下《怀庆朔堂》一诗两年之前的景祐元年（1034）。

柳永这首广播朝野的《鹤冲天》，无疑也影响到了范仲淹。证据便是，范仲淹在一首词中居然原封不动地使用了“忍把浮名”四个字。我们来看一下收录于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的这首词：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

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年少，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柳永词：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上述范仲淹的词，与被宋仁宗揶揄的柳永词，何其相似乃尔！

"白衣卿相"柳永

人生不满百，好时更无多。草木一秋，流水一程，无论高贵，还是富有，都留不住一天天逝去的生命。“尔曹身与名俱灭”，政治是灰色的，浮名为过眼烟云。把有限的宝贵生命， 牵系于浮名，直如少不更事的痴騃，真不如与刘伶为伍，珍惜生命，把握青春，陶醉于酒中天地。人都是多面体。有这样的人生观，有这样对生命的彻悟，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与士人习尚下生活的范仲淹，既是生命的自觉，又是流风所及，自然不会脱凡超俗。

紧接在《怀庆朔堂》之后，范集有《依韵酬叶道卿中秋对月二首》，诗中的“处处楼台竞歌宴”，正是对士大夫歌舞升平场景的形象写照。

范仲淹后来知邓州时所作的一首《中元夜百花洲作》诗中，也描写了他宴游歌舞的场面：“客醉起舞逐我歌，弗舞弗歌如老何？”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时不我待，这也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之常情。在邓州，范仲淹写的《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中，有这样的诗句：“长使下情达，穷民奚不伸？此外更何事，优游款嘉宾。时得一笑会，恨无千日醇。”范仲淹的宴游， 是在政事之余，所以与他的政治理念并无相违。

宴会歌舞，是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正如范仲淹在《依韵和同年朱兵部王宾客交赠之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西园冠盖时时会，北海樽罍日日亲。”杯觥交错，弦歌轻舞。微醺之中，范仲淹从异化的官身返璞归真。他在这首诗中还如此写道：“共弃荣华抛世态，同归清静复天真。”

通过俯瞰宋代士大夫的时代风尚，像唐代的文人杜牧喜欢年少的张好好一样，范仲淹喜欢一个女子毫不奇怪，并非不可理解。不过，我猜想范仲淹喜欢这个歌伎，更多是喜欢她的天真烂漫，而非肉欲。

出世与入世，一直是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相反相成的两面。得意之时奋进，失意之时放纵，亦时有之。屡屡遭受政治打击、贬放外任的范仲淹，诗中多次出现“吏隐”这个词， 表明他神往林泉之意。当此之时，范仲淹需要的是另一种麻醉或者说是精神慰藉。吟诵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同样也吟诵过“自古荣华浑一梦，即时欢笑敌千金”。

对纳入乐籍视同贱民的女性，范仲淹也充满同情与怜爱。宋人吕本中《童蒙训》卷下记载了一件事：

范文正公爱养士类，无所不至。然有乱法败众者，亦未尝假借。尝帅陕西日，有士子怒一厅妓，以瓷瓦劙其面， 涅之以墨。妓诉之官。公即追士子，致之法，杖之曰：“尔既坏人一生，却当坏尔一生也。”人无不服公处事之当。

官伎多是贫家女生计无着卖身入籍，地位几同奴隶，所以有些无良士人不拿官伎当人看。这条史料记载的士人迁怒于一个官伎，竟然用瓷片划破官伎的脸，还像刺青一样涂上颜色，跟朝廷防止士兵逃跑所用的对待士兵的方式一样。这样残虐的做法，不仅仅是羞辱，等于是毁容，让主要靠容颜为生的这个女性没有了活路。这个官伎告到范仲淹那里，范仲淹异常震怒，说既然你毁了别人的一生，一报还一报，你也要搭上一生。他严厉地处罚了这个无良士人，为那个无辜的女性出了口恶气。从对残害官伎士人的严厉处置，可以概见范仲淹对女性的同情与尊重。

在传统中国，多数女性深处内闱，“养在深闺人未知”。男人奔走于外面的世界，政治、权术、利益……一切都是昏暗的拼杀、博弈，于是，舞榭歌台、浅斟低唱便成为一道亮色，让他们紧张的神经得以松弛片刻。客观的需要就有了客观的存在。范仲淹，也是常人。

然而，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在其死后，却大多被锦上添花，涂脂抹粉，包裹上厚厚的油彩，塑造成道德的标本。这样的标本无血无肉，无情无欲，活像一具具让人难以亲近的木乃伊。这绝对不是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王衍说的好，“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为亲者讳，为尊者惜，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历史研究，不是强化道德说教。对于已经风化得只剩下骨骼的历史人物，需要怀着一份温情，本着科学精神，缜密考证，找回那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还原曾经丰满的血肉。“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也是历史学者的使命。（文章摘自 王瑞来《宋代的皇帝、文臣与武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