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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生打不赢延安抗大生,被俘了也不服气:你们太土!

2024-01-18 17:05:04

作者:相忘于江湖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被很多人奉为圭臬。

在解放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军官教育和对阵结果,却几乎推翻了这一铁律。

敌军众多的中高级将领,大多出身近代着名的三大军校,在科班教育方面,显然比我军的将领更加专业。而我军的中高级将领,大多数并非出身于正规军事院校,而是起自革命战争实践。他们青少年时期如果不是参加革命,甚至连最起码的吃饱肚子都困难,更不要说有条件接受军校的专业教育了。

敌军将领的“摇篮”,有名的不少,除了中央陆军学校,还有几个知名度更高的,也就是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近代三大军校。

解放战争中,蒋军很多将领出身于这三大军校,特别是黄埔军校。

黄埔成立后,发展迅速,人才辈出,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脱颖而出,一举超越两个老大哥军校,无论名气还是影响力都是最大的。而我军大多数将领没有条件接受专业化军事教育,条件好一点的也只是读过延安抗大。

在近代军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两年学制的保定军校毕业生,看不起半年学制的黄埔业生;而被蒋校长视为“天子门生”的黄埔系学员,即便被我军俘虏以后,却还是看不起抗大出身的我军干部,称抗大“不正规”“不正统”“土气”。

【保定军校】

敌军将领的三大摇篮,是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以及黄埔军校。

作为近代三大军校的“大哥大”,1902年创建的保定学校,最终定名为“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前两任校长是冯国璋、段祺瑞。近代“三个半军事家”之一蒋百里也曾担任过校长。

在21年里,保定军校培养了近万名军界精英,包括1600名将军。

保定军校的毕业生牛得不得了,像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黄埔校长蒋氏,以及叱咤风云的陈调元、熊式辉、张治中、唐生智、顾祝同、陈诚、白崇禧、薛岳等。

保定系出身的,还有一些地方军阀和实力派,比如湖南的唐生智,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绥远的陶峙岳,福建的蒋光鼐,广西的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以及华北的傅作义等人。

投身我军阵营的保定军校名将数量不多,但名气不小。

比如“北伐名将”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宁都起义的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以及淮海战役前夕在贾汪战场起义的两大超级“卧底”张克侠、何基沣等人。

【云南陆军讲武堂】

三大军校成立时间稍晚一些的,是云南讲武堂。

保定军校成立后,各地军阀兴起了一股创建军校风潮。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了北洋陆军讲武堂(天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创办了东北讲武堂(奉天,今沈阳)。

但这两所军校的影响力,都不如稍后成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1909年,云贵总督沈秉经创办了讲武堂,随后几年,又引进了一些日本军校的军事理论和管理方法。军校主要服务于云南军阀,地域性比较强。学员也是以土生土长的云南生源为主,像李烈钧、朱培德、金汉鼎、龙云、卢汉、范石生、唐淮源等人。

当然,也有邻近省份的学员,像贵州何应钦、四川萧毅肃。

云南讲武堂出了两个省主席(热河孙渡、新疆盛世才),以及朝鲜次帅崔庸键,韩国防长李范奭,以及越南大将武元甲等人。在我军阵营的,有朱德、叶剑英、曾泽生等。

【中山先生、蒋氏、廖仲恺、宋庆龄视察黄埔】

近代三大军校的最后一个,就是着名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创立,站在“巨人”保定军校的肩膀上。

黄埔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而创立,中山先生亲自撰写的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就可以感受到对于打造新式军队的志存高远。

为了筹建黄埔,蒋氏、张太雷等4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专门去苏联考察党务、军事、红军和军校的成功经验。为了参与组建,我方也派出周公、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等进入军校任职,周公和叶剑英分任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

苏联也给予200万卢布启动经费和枪支弹药、军政顾问。1924年3月,第一期1200余人在广东高等师范迎来入学考试,最终350名(备取120余名)进入黄埔一期。

黄埔军校的总教官,是蒋氏专门请来的保定校友何应钦。而在黄埔担任各级高管和教官的,多是保定校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埔是保定军校“徒弟”辈的新式军校。

【黄埔军校学员宿舍】

为什么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一向看不起黄埔毕业生?

和老资格的保定军校相比,“徒弟”辈的黄埔军校层次还是略逊一筹。

无论是抗战前的军阀混战时期、全面抗战时期,还是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保定系”人才济济,始终压着学生“黄埔系”一头。蒋氏手下“八大金刚”有6人是保定校友,像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等人。

抗战初期,蒋氏麾下23个集团军总司令,保定系14个,35个军团长保定系14个,正规军90个军长保定系37个。黄埔系的军长,只有区区9个。

解放战争时期,蒋氏的高层都是保定系,中低层才是黄埔系。

保定系大佬位高权重,如防长白崇禧、次长秦德纯,参谋总长陈诚、参谋次长郭忏、郭寄峤,还有陆海空军和联勤四大总司令顾祝同、陈诚、周至柔、黄镇球等人。

战区司令、行营和绥靖公署主任、“剿总”司令,大半是保定系。

当然,黄埔系也在不断成长,后来在蒋校长的支持下,出了近40名二级上将和一级上将,而和我军对峙的战区指挥官、骨干,多数是中将级别,少将一级更是多如牛毛。

我军出身黄埔的将领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包括黄埔分校在内,1955年大授衔时出了5大元帅(叶聂陈徐林),3位大将(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和8名上将。

为什么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又看不起延安抗大的毕业生?

这和他们的“正统”观念有莫大的关系,延安抗大既不是三大军校毕业生眼里“专业化”的军事院校,也没有三大军校的正统地位,是“土军校”。延安抗大速成班培养10万学员,但和三大军校相比,数量仍然处于下风。

我军简陋的“高等学府”抗大,被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为“窑洞大学”、“背包大学”和“露天大学”,但是,在解放战争中后来居上,逆转战胜了三大军校的高材生。

抗大比三大军校更高明的地方,是办学理念完全不一样。

按照主席的规划,抗大对标的是黄埔军校,打造“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校长、副校长的人选,分别是林总、刘伯承。抗大学员学以致用,服务于军地。

【延安抗大】

和三大军校专注于军事素质、效忠领袖不同,延安抗大除了学习军事专业知识,更注重对学员大局观的塑造和引导,强调积极进步的革命精神。

抗大一期开学之际,主席对学员提了三点要求:一是知大局、顾大体,二是有战胜困难的热情和积极性,三是朝气蓬勃。学习之余,抗大学院还要参加各种劳动。

和近代史上三大着名军校相比,抗大是“小字辈”。

这个“小字辈”,无论办学条件还是外部援助,都远不如三大军校,却靠“窑洞”、“背包”和“露天”办学,笑到了最后,解放战争后来居上,实现了对三大军校的碾压。

由于战事频仍,抗大总校和14个分校仅仅开办了8期,培养了超10万名军政干部,这些人都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军的中坚力量。我军开国将帅,有过抗大工作和学习经历的占了近9成,包括7名元帅、10名大将、29名上将。

历史证明,决定战争胜负的永远都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

【主席在抗大讲课】

参考资料:

1、《保定军校》,王福友编着,河北大学出版社。

2、《黄埔军校》,林雄主编着,广东教育出版社;

3、《国共早期军事人才的摇篮:黄埔军校》,中共党史出版社。

4、《延安抗大》,武继忠编着,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