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开始前，红军大学并入陈赓指挥的干部团，宋时轮于是成为干部团“上干队”的一名普通军事教员，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直到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后，经毛主席过问，宋时轮才恢复组织生活，并被派往徐海东的军团司令部，担任了作战科长一职。

1936年3月，红军东征达成战略目标后，即将西渡黄河返回陕北根据地之际，又是毛主席提议，抽出红一军团的两个加强营，统由宋时轮指挥，在吕梁山区开展山地游击战，以迟滞晋绥军和中央军的联手反扑，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顺利班师。

宋时轮以不足1000人的力量，拖住了6万多敌人的进攻，圆满完成了任务，这与他的军事养成教育和早期革命经历是分不开的，当年黄埔军校趋向反动时，宋时轮曾被关押一年多，逃出广州以后，就在湖南老家组织了萍醴边游击队，山地游击战经验非常丰富。

纵观宋时轮将军的早期革命生涯，有两个点是必须注意的：第一，在闽赣苏区，他曾经是被排挤被打压的那部分同志之一，那么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必然是要被重用的同志；第二，他是在毛主席那挂了号的将领，是深得信任的。

一、抗战时期的重大失误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1937年8月，宋时轮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6团团长，按照红军当时的?“缩编”原则，八?路?军?的?师首长等于曾经的方面军首长、旅首长等于之前的军团（或军）首长，而主力团长皆为之前师职?以上级别的干部。

之前笔者撰文说明过，八路军第一批15个主力团长，未来的军衔必然是开国中将起步，如果在抗战期间、解放战争时期发挥良好，那基本就会授予上将军衔，比如杨成武、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等等，宋时轮也不例外。

而粟裕在新四军完成整编时，1937年底的职务是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理论上说，新四军最初的四个支队，相当于八路军的“旅级”，所以粟裕的职务，大职相当于八路军初期的副旅长。

按旅长未来才能授大将衔的标准，客观来说，粟裕将军如果按部就班发展的话，由于资历略浅，也差不多是开国上将的军衔。

（粟裕将军）

换句话说，在抗日战争的初期，粟裕和宋时轮的职级其实是比较接近的，然而宋时轮那可是军事主官，八路军最初的15个主力团，兵力均在2000人甚至以上，而张鼎丞新四军第二支队的初始兵力，只有1800余人，另外粟裕还只是副职。

从1938年起，八路军三个主力师进入到“分兵发展”的阶段，宋时轮先后出任雁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等职务，至当年8月间，已兼任冀热察辽军区司令员，而粟裕刚刚出任第二支队代司令员，两位名将的职级基本持平了。

不料在这期间，宋时轮出现了重大失误，那就是军区部队的转移问题。冀东大暴动之后，宋时轮麾下已拥兵50000余人，引起了日伪的极大注意，调集重兵进行围剿，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跟装备优势的鬼子进行大兵团作战，八路军肯定是不具备条件的，必须在战略上作出改变。

（宋、邓首长）

因为宋时轮手下的这5万余人，只有宋（时轮）团、邓（华）团是老八路，其他都是冀东大暴动发展起来的抗日联军，装备、素质和纪律均差，面对日伪的疯狂进攻，军区其他几位副司令员都主张化整为零，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但是宋时轮坚持要率全部力量西撤，撤到平西根据地进行整训，等待情况好转后再杀回来。历史已经证明，抗战初期以大兵团遂行作战和移动，并且在长途西撤中，还要突破日军的多道封锁线，是极不现实的，宋时轮此举过于乐观了。

延?安?也?来?电?劝?阻?，指?出?冀?东?抗?日?联?军?的?队?伍，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其中?大部分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农民，如果长途行军，一旦遭到日伪围追堵截，很容易溃败，可惜宋时轮没有听进去，执意西撤，致?使?5万人的部队大?部?损?失?，最?后?撤?到?根据?地?的?仅?数?千?人?。

1940年，宋时轮奉调回延安学习，从此离开了抗日前线，而粟裕将军在华中敌后战场开始发力，并且是越打越出色，1941年已经升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

二、落选野战军首长名单

抗战胜利后，宋时轮跟随也到延安学习的陈老总，返回山东解放区工作，当时为了阻止敌人沿铁路北上“摘桃子”，我军成立了“津浦前线指挥部”，调集山东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的有力部队，组成一支临时性的野战军，与敌争夺铁路交通线，而宋时轮被任命为这个指挥部的参谋长。

1946年1月底，根据形势的变化，津浦前线指挥部的所属部队改编为“山东野战军”，下辖新四军第1纵队（叶飞）、第2纵队（罗炳辉，后韦国清）、八路军原山东军区第7师、第8师等四支部队，总兵力达70000余人，是当时我军在山东地区的主要野战力量。

山东野战军的主要首长名单是：司令员陈毅、政委黎玉、参谋长宋时轮、政治部主任唐亮，并未设置副司令员职务。众所周知，陈老总在军事指挥上有些短板，而黎玉同志主要负责分局的工作。

因此山野的作战筹谋、临战指挥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是由宋时轮负责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颇有些“常务副司令员+参谋长”的意思。

（唐亮））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山东野战军打得并不理想，陈毅也主动承担了主要责任。与此同时，粟裕将军正率领“华中野战军”与敌激战，保卫苏北和苏中的根据地，所以在1947年之前，在整个华东战场上，我军是存在两大野战军的，另有相当数量的军区属地方部队。

华中野战军成立于1945年11月，组建时间还要早于山野，主要以留在江苏、安徽两省的新四军主力部队编成，下辖四个纵队40000余人，其主要首长名单是：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最着名的“七战七捷”，就是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打出来的精彩战例，由于敌众我寡，加之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配合上的失误，至1946年底，华东战场的形势已不容乐观：山东野战军逐步向南撤退，而华中野战军则被敌人向北压缩，两个野战军完成了事实上的会师。

延安对山野的指挥也不甚满意，如此两个野战军合并和整编已成定局，于是1947年初，未来威名赫赫的“华东野战军”横空出世。

（左三刘先胜）

部队完成合编了，司令部当然也得合二为一，那么两个野战军原来的首长们，新职务如何安排，肯定是个大难题。就资历和威望而言，陈老总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是毫无悬念的，原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出任了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协助陈毅进行作战指挥。

酝酿过后最终经军委批准的其他首长名单是：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副参谋长刘先胜和张元寿（牺牲后由张震接替），对比原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首长名单，细心点读者一定看出问题来了：

在两大野战军原来的八位首长中，除黎玉同志转入地方工作外，只有宋时轮没有进入“野战军首长”的名单，参谋长职务交给了原军区参谋长陈士榘，而宋时轮只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不仅失去了野战军的指挥权，理论上说，还成为各野战军首长的“下级”。

须知新组建的华东野战军中，原山东野战军的兵力的占比最大，而之前实际负责山野军事指挥的宋时轮，一夜之间降为纵队主官，加之跟粟裕基本没有共事过，互相并不了解。心里难免会有落差的，这是人之常情。

（抗美援朝时期）

三、晋升华野兵团司令员

华野正式成立以后，打了个孟良崮，打了个莱芜，两仗消灭了近10万敌人，彻底扭转了华东战场的不利局面，“502”高超的指挥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大胜面前，对粟裕不太服气的一批原山野将领，当然也包括宋时轮在内，确实说不出什么，战绩在那摆着。

转折出现在1947年华野“七月分兵”之后，为了配合刘邓挺进大别山，陈、粟率华野主力杀到外线逐鹿中原，包括1纵、3纵、4纵、6纵、8纵和宋时轮的10纵。期间华野多次遭遇不胜，不仅部队士气颇受影响，10纵也曾走过麦城。

本就不太服气的宋时轮，这一时期确实有些怨气，好在多数时间里，10纵是归刘邓直接指挥的。1948年8月，华野集中全部力量准备发起济南战役，其中攻城作战主要由“山东兵团”负责，考虑到10纵作风硬朗，粟裕在战前的曲阜会议上，决定把10纵加强给山东兵团，担负次要突击任务。

不料一直有情绪的宋时轮当场抗命，声称部队需要整补无法完成任务，包括粟裕在内的与会者皆愕然不已。

（解放杭州）

当时陈老总在中野，作为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只能把情况如实上报军委，大战前夜，纵队司令员竟敢不服从命令，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不管主席对其如何信任，也是不可能容忍的，当即回电着华野前委解除宋时轮的职务，口气也是十分严厉的。

宋时轮回到部队后，也意识到做过头了，后果可能非常严重，马上跟粟裕进行了深刻检讨，临阵换将毕竟是兵家大忌，鉴于宋司令已经认识到了错误（恐怕也是考虑到主席和陈老总的面子），粟裕再电军委，保住了宋时轮纵队司令员的职务，很有点让其“戴罪立功”的意思。

大战济南，宋时轮把助攻打成了主攻，华野顺利解放名城，在这样胜利的气氛下，粟裕也没再追究宋时轮战前抗命的责任，济南战后，此事也就翻了篇，没有秋后算账，说明粟裕将军还是蛮厚道的。

在接下来的淮海战役中，粟裕对宋时轮甚至有些重用，徐东阻击战中，“排炮不动，必是十纵”固然善守，宋时轮还统一指挥了另外两个纵队，这基本是当兵团司令员使用了。宋时轮也不负重望，牢牢顶住了“邱疯子”的攻击，保证了碾庄战役的最后胜利。

1949年初华野整编为第三野战军，同时组建四大兵团，宋时轮以纵队司令员的级别，连升二级直接出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其中既有资历的深厚、淮海的战功、陈老总的着力推荐，当然也得有粟裕的首肯。

须知另外三个兵团司令员，可都是毫无争议的：第七兵团陈士榘将军，那是野战军参谋长（跟刘亚楼情况类似）；第八兵团王建安将军，原是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也曾是原粟裕兵团的副司令员。

不得不说，粟裕将军在济南战前的处理方式，确实挽救了宋时轮的军职，如果当时一定要作撤职处理，无论如何，宋时轮都将与兵团司令员这一职务，遗憾地擦肩而过。

（解放上海）

尾声：

上海解放后，粟裕曾担任军管会副主任，而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员，仍然是直接上下级的关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宋时轮率九兵团入朝，而粟裕在赴苏治疗回国后，出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等要职，1955年授大将衔，无论是职务还是军衔，都是宋时轮上将的上级，没什么好说的。

1957年，宋时轮调任新成立的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次年就发生了变故，粟裕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兼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帅的关心下，也调入了军科担任副院长，等于排名还在宋时轮之后，这就比较尴尬了。

而宋时轮仍然有些耿耿于怀，比如在看到战史部总结粟裕指挥鲁南战役时，居然故意反问道：“他也参加鲁南战役了吗“？战史部的王希先同志没有让步，列举大量史实进行反驳，宋时轮最后也没再说什么，但是心态可见一斑。

（宋院长）

宋时轮真正改变态度，还是在其后的特殊时期，1972年以后，粟裕升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当时军内有些人整材料要搞宋时轮，粟裕看见这些不实材料后，全部予以扣留，并上报周总理请求妥善处理，最终保护宋时轮过了关。

宋时轮了解始末后，深感汗颜，从此对老首长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4年粟裕大将逝世后，宋时轮亲往参加追悼会，其后的时间里，也一直为粟裕生前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积极奔走。

开国将帅之间的革命情谊，是复杂和深厚的，那是枪林弹雨中的过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