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总的全称是某地“剿匪总司令部”，该机构名称的内涵众所周知，不必详解。先后组建的四个分别是：负责应对我东北野战军的，是总部在沈阳的“东北剿总”；负责应对我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的，是总部在北平的“华北剿总”。

负责应对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一部的，是总部设于徐州的“徐州剿总”；负责应对我中原野战军主力的，则是总部位于武汉的“华中剿总”；唯独负责应对我西北野战军的作战单位，却是总部在西安的“西安绥靖公署”。

西安绥署主任，当然是号称“天子第一门生”而又志大才疏的胡宗南，属于嫡系中的嫡系，并且抗战胜利后，胡宗南的肩膀上终于缀上了三颗星，晋升为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软件硬件貌似都已足够，怎么就没能成为”剿总“的总司令呢？

（胡宗南剧照）

一、“剿总”的来龙去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京当局就曾经设立过”剿总“这一机构，专司对红军的作战，特点是辖区广阔、权力极大且级别很高，比如”豫鄂皖剿总“、”西北剿总“的总司令，都是由蒋某人自兼的，然后再以张少帅担任副总司令，在驻地代行总司令职权。

这哥俩再以前的职务，一个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一个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等于是全国军队的前二号人物，那么由他们担任正、副职的军事机构，想想都知道级别之高。

为了调动一切资源追剿红军，“剿总”有权掌管辖区内所有军政事宜，牛得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要合作抗日，那么“剿匪总司令部”这个名头，肯定不合时宜了，于是逐渐裁撤或更名。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战略指挥层面上，逐步形成三级体系：军事委员会、行营、战区，以下的集团军、军、师等均属于战役或战术单位，“剿总”的名称自此消失了十年左右。

（1933年的特派状）

即便是抗战胜利之初，“剿总”的名称也未立马重现，毕竟双方还没有彻底撕破脸，至1946年春以后，战略方向上的高级指挥体系，仍是“南京国防部”、行营、绥靖公署这三级。

其中的绥靖公署，便是由抗战时期的“战区”改制而来，所以基本是沿续状态。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时，主战场范围内的绥靖公署共有六个（后方不计），绥署主任即原来的战区司令长官。

西安绥靖公署：由第一战区改制而来，主任胡宗南；

太原绥靖公署：由第二战区改制而来，主任阎锡山；

徐州绥靖公署：由第三战区改制而来，主任顾祝同：

郑州绥靖公署：由第五战区改制而来，主任刘峙；

保定绥靖公署：由第十一战区改制而来，主任孙连仲；

张垣绥靖公署：由第十二战区改制而来，主任傅作义。

（注意傅初期的职务））

较比绥靖公署更高一级的“行营”，当时新设和保留的还有：熊式辉的东北行营、李宗仁的北平行营、程潜的武汉行营、何应钦的重庆行营、张发奎的广州行营和张治中的西北行营。

比如理论上说，北平行营提调华北五省和两个特别市的军政事宜，有权指挥保定绥署和张垣绥署、以及邓宝珊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等，可见行营级别之高和辖区范围之广。

素有“和平将军”之名的张治中，原定职务是东北行营主任（宋希濂拟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然而张将军最终选择了赴任西北，与宋希濂分任西北行营主任和新疆警备总司令，东北则换成了熊式辉和杜聿明组合。

1946年6月以后，鉴于军事委员会已经裁撤，蒋某人的“委员长”职务不再，于是各行营又纷纷更名为“行辕”。当然是换汤不换药，性质没有任何区别，比如李宗仁改称“北平行辕主任”、陈诚到任即是“东北行辕主任”。

（注意陈诚的职务））

二、“剿总”再次粉墨登场

解放战争初期，战场范围还是比较宽散的，我军也没有完成五大野战军的整合，一度出现了晋绥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等多个番号，与敌各“绥署”指挥的部队对阵。

1948年5月以后，战场进入“大兵团作战”的新阶段，我军也逐渐完成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这四大野战军的整合，以及华北军区三个野战兵团的组建，战场焦点更为集中。

敌人也不是傻瓜，自然也要进行相应的指挥体系调整，恰好此间，蒋某人的职务再次发生了变化，从曾经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时期）、国民政府主席（行辕时期），又换成了所谓的“总统”。

此时南京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军队到处吃败仗，恼羞成怒的蒋某人准备大搞“总体战”，着手调整了高级指挥系统的结构，于是决定以各“行辕”为基础和班底，重新组建各“剿匪总司令部”，如此“剿总”的名称再现。

换句话说，解放战争中后期出现的“剿总”，是高度集权的军政统一指挥机构，级别完全等同于原来的行辕（行营），而能够出任总司令的将领，军衔也必须是陆军二级上将起步，否则就是“资望不符”。

期间东北行辕改制为“东北剿总”、北平行辕改制为“华北剿总”、以武汉行营和“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合组为“华中剿总”、以原徐州绥署和郑州绥署的辖区（后称陆总的两个司令部）为基干新组了“徐州剿总”，分别应对我军的战略反攻。

“华北剿总”：傅作义被直接提拔为总司令，他原来的职务是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张垣绥署主任，军衔是陆军二级上将。这也是蒋某人无奈的选择，因为华北的嫡系将领打仗都太菜，只好借重于绥远系部队。

“东北剿总”：曾经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硬着头皮接手陈诚的烂摊子出任总司令，军衔是陆军二级上将。其他如范汉杰、郑洞国以及晚到的杜聿明等黄埔生，虽然是嫡系，但因衔级不足，只能分别担任“副总司令”。

“徐州剿总”：在非常重要的华东和中原战场，则选用了曾经被撤职查办的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出任了总司令，这位“猪将军”也是陆军二级上将。至于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受限于“资望衔级”，只能屈就副总司令。

“华中剿总”：总司令是原来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刚刚被踢出南京权力中枢，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到任华中，一方面是蒋某人担心李、白在南京实现合流，彼时李宗仁已任“副总统”）。

另一方面，蒋某人也企图通过这项任命，将集中在华中地区的桂军，绑在其战车上。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任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给了白崇禧兴风作浪的机会，直接掌握了较重的兵权。

至此，南京当局在与我军主要交战的四大战略区，都完成了“剿总”的机构组建，而“剿总”的再次出现，也是蒋某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彻底摊牌，幻想以此强化各战略区的军政一体化管理，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军事形势。

三、西北战场并未组建“剿总”

西北战场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西北野战军的主要对手，是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的所属部队，这个绥署之所以没有升格为“剿总”，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剿总”作为战略级指挥机构，辖区多达数省范围，而西北解放战争初期，主战场仅集中在陕北一隅，换句话说，战场范围只局限在一个陕西省境内，还达不到组建“剿总”的规模程度。

2、张治中西北行辕的辖区，从组建伊始就不包括陕西省，而是辖制甘肃、宁夏、靑海和新疆四省，这是由胡宗南军事集团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西北王”拥兵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西北行辕”的直属部队。

“西北行辕”和“西安绥靖公署”更不存在隶属关系，胡宗南所部直接受南京“国防部”的指挥，而西北其他四省暂无战事，亦无我军建制部队的存在，那么张治中的“西北行辕”也就没有改制为“西北剿总”的必要。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

3、胡宗南的军衔只是“中将加上将衔”，勉强够担任绥署主任的职务，还达不到“行营”或“行辕”主官的衔级标准，因此这三条决定着，西安绥署无法升格为“西北剿总”或者“西安剿总”。

张治中将军两年前抉择之正确，就此也显现出来，如果他当初就任东北行营主任，极有可能延续为未来的“东北剿总”总司令，必然与我军为敌，而选择赴任西北行营，便成功地避开了内战旋涡。

因此在三大战役打响之前，在五大主要战场上，敌军只建有四个“剿总”，另外的西北战场上，基干作战力量是胡宗南的“西安绥署”，级别要降一格。

（傅作义））

与此同时，华北战场上还存在着另外一股敌人，便是阎锡山担任主任的“太原绥靖公署”，盘踞在山西的部分地区。鉴于晋军的特殊性，以及阎锡山和傅作义的复杂关系，太原绥署和“华北剿总”也没有隶属关系，而是各打各的。

单就级别和军衔来说，老牌军阀阎锡山作为陆军一级上将，担任行营主任或者“剿总总司令”都是够条件的。但问题是，蒋某人与阎老西之间不可能深度合作，且晋军与我军的交战范围，只有山西省的部分地区（晋南早就是解放区），也不足以升格为“剿总”。

当时我军用于对付晋军的，只有华北军区的一个兵团，在徐帅的亲自指挥下，把阎锡山揍得落花流水，可见“太原绥署”无论是军队实力还是战场范围，甚至还远远不如“西安绥署”。

（攻进太原绥署）

四、“剿总”的改称和覆灭

我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后，“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徐州剿总”业已全部被歼，至1949年1月，内忧外困的蒋某人第三次宣布下野，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走到台前，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搞“和谈”。

选定的南京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正是原“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他也是敌我双方、嫡系和杂牌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1949年4月初，张治中率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同时卸任行辕主任之职。既然开始和谈了，残余的“剿总”和类似的机构名头，当然还要再改，于是另行起名为“军政长官公署”。

当然还是换汤不换药，比如仅存的“华中剿总”即更名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总司令改称“白长官”，而西北行辕亦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谋得了“代长官”的位置。

（徐州剿总正副总司令）

其他如重庆行辕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广州行营演变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后来又组建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仍然行使同样的权力，也是我军必须要消灭的主要对象。

在西南战役中，胡宗南率残部从陕西逃入四川，曾就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代长官，尽管其部队数量居川中各路敌军之冠，仍不能够正式担任“军政长官”的原因，还是因为衔级不足。

因为胡宗南升陆军二级上将，已是逃台之后的事情了，而前文提到的“马家军”头目马步芳，当时的军衔跟胡宗南是相同的：陆军中将加上将，因此送了无数金条，也只能出任“代长官”。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剿总”和“军政长官公署”的级别之高，顺便说一句，别看仗打得不怎么样，南京当局的衔级制度还是蛮“正规”的。

（张治中军调时期）

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大追歼，1949年4月24日太原战役结束，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灰飞烟灭；1949年5月，胡宗南率部逃出西安，所谓的“西安绥靖公署”也不复存在。

1949年底，一路逃到老巢的白崇禧所部，在广西战役中被全部消灭，由“华中剿总”改制而来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也黄了摊子，至此，曾是我军大敌的四个“剿总”和两个“绥署”，均告彻底覆灭。

而随着东南沿海、华南沿海、西南地区的全部解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等机构，通通被解放大军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这张图有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