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女猝死之谜（上）
一、遗失的密函
本案那个猝死的舞女，名叫史红瑛，供职于南京市鼓楼区的“仙乐门”。
“仙乐门”是一家中等档次的舞厅，不过在民国时的南京地面上有点儿名气。这倒并非是这家舞厅本身的设施、服务多么出众，或者拥有多少享有盛名的红舞女，而是因抗战爆发那一年的元旦前夜，“民国财神”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伟（即那位赫赫有名的孔二小姐）曾来光顾。当然，以孔二小姐的消费观念，她不可能到“仙乐门”来跳舞，可是她却驾着一辆摩托车单枪匹马赶来了——为了追杀一个名叫武哲的空军少校。据传，孔二小姐原本跟武少校相处得还不错，后来武哲突然不搭理她了。孔二小姐派人一打听，原来武哲跟“仙乐门”的一位年方十七的舞女在谈朋友。孔二小姐闻讯大怒，便于当晚，即1936年12月31日晚十时，携枪驾车杀奔“仙乐门”。
可是，孔二小姐却没杀成武哲，自己反倒出了洋相。她进门就拔枪，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把舞厅雇佣的保镖吓了个激灵，连忙挥手示意众人闪开。保镖的动作幅度很大，被正在舞池跳舞的武哲瞅个正着，认出这位女煞神乃是孔二小姐，连忙推开怀里的舞女，几步蹿到旁边的乐队那里。孔二小姐见状大喝“闲人卧倒”，随即朝天鸣枪。武哲知道来者不善，寻思要想脱身，只有给她点儿颜色看看。他也是带着手枪的，当下拔枪对准孔二小姐就开了火。武哲是空军部队有名的神枪手，一枪就把孔二小姐戴着的那顶宽檐厚绒帽打飞了，惊得她脸如土色，呆若木鸡般站在当地。武哲趁机从舞厅后门开溜。
这场没流血的枪战经媒体一报道，“仙乐门”顿时名声大噪，生意大好。武哲经此一劫，当然不敢再露面了。倒是那个舞女顿时走红，每天营业结束，拿出来结账的舞票总是她最多。这个舞女，就是史红瑛。
不过，这种走红实际上是由新闻媒体炒起来的，效应不会很长。史红瑛红了半年多，势头开始减弱，渐渐走下坡路。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了北方战事上，接着是淞沪战役，南京的形势已经很危急，日军战机有时竟然飞到南京上空盘旋。可想而知，舞厅也好，舞女也好，都不在人们的关注之中了。哪怕这时孔二小姐手持双枪再到“仙乐门”闹事，而且真的把武哲打死，只怕也引不起人们的多大兴趣。再往下，11月13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上海沦陷。南京的有钱人就开始作逃难打算了，史红瑛算不上有钱人，但她可以傍大款，没几天就不见了人影，据说是跟人去了武汉。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政府鼓吹“保卫大武汉”，但以当时日军的势头，那些上层人士们料想武汉大概也是保不牢的，于是就跟着政府机关去了重庆。很快就有熟人在重庆看见史红瑛打扮得珠光宝气在街头跟人晃荡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不久，史红瑛也回来了。这位当年的红舞女今非昔比，不知她在重庆结交了些什么角色，反正都是腰缠万贯之辈，待她回到南京时，已经有了一掷千金不皱眉头的底气。于是，史红瑛就成了“仙乐门”三个股东中的一位，占了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而且还是干股。这股份从何而来？“仙乐门”的老板任芝贵在日伪时期当过一任区维持会理事，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列入汉奸名单，“军统”将其逮捕，舞厅作为敌产没收。正好这时史红瑛“还都”，得知消息后，不知她动用了什么关系，反正也就不过三天时间，任老板获释，“仙乐门”也原封不动归还给他了。任老板为表示感谢，把舞厅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赠给了史红瑛。
史红瑛对舞女这份职业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尽管已经是富婆了，她依旧供职于“仙乐门”。任老板请她做舞女领班，她一口回绝．说当一名舞女也蛮好。于是，史红瑛就成了南京城里唯一的一个老板、领班都管不着，其他舞女也不敢倾轧的最自由自在的特殊舞女。直至南京解放，史红瑛仍是当她的舞女。
1949年12月31日，距当年孔二小姐持枪杀奔“仙乐门”正好十三年的那个夜晚，“仙乐门”发生了一件事儿。
因为是元旦前夜，新中国成立后生意渐渐走下坡路的各家舞厅显得比平时热闹些，虽然不像从前那样舞客盈门，但毕竟比平时的“温吞水”状况要好得多。这天“仙乐门”的营业时间结束得比平时晚一些，一直到下半夜，也就是元旦凌晨两点过后才送走了最后一批舞客。舞女卸妆的时候，任老板和账房张先生、领班清点账款、舞票，给下班的舞女结算各自的收入，当场发了钞票。一干舞女拿到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报酬，无不喜上眉梢，正准备跟任老板道“拜拜”赶紧回家时，杂役老李匆匆出现在账房间门口，叫声“先生”，把一个折叠成梅花状的纸条递给任芝贵。
任芝贵接过纸条：“这是谁给我的？”
老李说：“不是谁给您的，是我在打扫舞厅时从沙发下面扫出来的。我估摸兴许是哪位来跳舞的先生不留心从口袋里掉落的吧。”
任芝贵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莲花，我很珍惜您和以前的那段幸福的时光，不知是否可以重温一回？请您考虑。谢谢！鑫于即日。”
任芝贵看纸条的时候，站在他侧后边的舞女领班白小玫踮起脚尖，视线刚好越过任芝贵的肩膀，把纸条上的字看得一清二楚，不禁“嗤嗤”笑出声来。她这笑声，绊住了急着想离开的其他舞女的脚，都问她看见了啥。任芝贵没等白小玫张口，就把纸条上的字读了一遍，读罢，有点儿不以为然地问：“不就这么一句话吗？白小姐你笑什么呢？”
白小玫问：“先生您说这张纸条是写给谁的？”
任芝贵摇头：“咱‘仙乐门’没有叫莲花的呀，应该不是写给咱这里的人的。”
白小玫说：“看来先生您平时对咱们这些姐妹了解得不够，大伙儿说是吗？”
立马有两三个舞女笑着附和。任芝贵正觉奇怪间，有个叫宋静芬的舞女开腔道：“先生可能不知道，史姐的乳名就是莲花，她是阴历六月出生的。”
任芝贵恍然：“原来是留给史小姐的。史小姐今天没来上班，那人要想给她留字条，应该交给账台呀，怎么扔到了沙发底下？”
白小玫说：“我看那人有点儿心虚。他把纸条留在沙发底下，料想舞厅营业结束打扫时会被人发现，然后转给史姐。只怕根本没他所说的那段什么‘幸福时光’，而是为了给史姐抹黑！”
任芝贵说：“现在解放了，人民政府提倡妇女翻身作主人，关于这方面的事儿咱们就不要乱议论了。这张纸条，要不就请宋小姐给史小姐捎去吧，听说你跟她住得很近，顺道吧？当然，不能说我们认定是留给她的，就说老李打扫时发现了这张条子，我让你捎给她，问一下她是否知道落款的那个‘鑫’是谁。”
宋静芬跟史红瑛住得确实很近，就是一条巷子的对面邻居。两人都是苏北人，宝应同乡，不过宋静芬来南京谋生前两人并不相识。抗战胜利那年史红瑛成为“仙乐门”的股东后，宋静芬才应聘舞女。任老板对她不是十分满意，但史红瑛一听那口家乡话，立刻拍板说这个妹妹我收了！因此，宋静芬对史红瑛一直心怀感激。两年前，她嫁了个鳏夫，婚事还是史红瑛相帮张罗的。至于两人成为近邻，那是宋静芬的丈夫老罗给史红瑛介绍的房子，史红瑛对这个居所很是满意。
宋静芬回家时已是三点，寻思史红瑛肯定已经睡熟了，不便敲门。她的丈夫老罗原是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刑警，南京解放后，经甄别，虽无欺压百姓、强横霸道之类的劣迹，可他是国民党员，所以没有留用。失业三个月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长江客运码头当保安。那个工作是早晚两班制，这段时间，正轮到老罗上早班，五点钟就得到码头。因为家离得远，路上骑自行车就得一个多钟头，所以宋静芬回家时丈夫已经起床了。宋静芬把纸条的事告诉丈夫，还拿出来给他看。老罗瞥了一眼，并不感兴趣，倒是对妻子后颈部一颗绿豆大的疖子有些担心，说不能任其长出来，那个位置上长疮疖是很凶险的，俗称“对口疮”，弄不好会有性命之虞。说着，就找出碘酒、棉球棒给妻子擦拭。擦完才发现火油炉上煮的牛奶眼看就要开锅，惊叫一声，扔下棉球棒就去关炉火。
老罗把牛奶倒在杯子里，又切了两片面包，中间夹上红肠，端到桌上让妻子吃夜宵。就在这时，老罗看到桌上的东西，不由发出一声轻轻的惊叫：“咦——”
怎么呢？原来，老罗刚才手忙脚乱，随手把用过的那支棉球棒一扔，正好扔在摊在桌上的纸条上，纸条的空白处显现出淡蓝色的字迹。老罗是国民政府中央警察学校的毕业生，接受过正规刑事侦查训练，平时也喜欢看一些侦探小说，知道碘酒可以显示用某种密写药水写在纸张上的文字。当下，他二话不说，立刻取过一支新的棉球棒，蘸了碘酒，轻轻擦拭那张纸条其他空白处。稍停，空白处显示出两行淡蓝色的字迹，他一看之下，倒抽了一口冷气：“呵——不得了啊！”
这两行文字是：“所报方案经报请上峰审议，认为可以一试。所需经费、器材，筹措后照数拨给”。
即使是跟警务工作从未有过接触的文盲宋静芬，听丈夫给她读了一遍后，也是脸如土色：“这肯定是敌特分子在秘密联络啊，看来他们要搞破坏！这……难道……难道史姐是特务？”
老罗说：“这就不是你我眼下考虑的问题了，看来得立刻去公安局报告。我这一去公安局，上班就要迟到了。”
不过，这当儿也就顾不上迟到不迟到了，赶紧报告要紧。夫妻俩一个刚下班顾不上休息，另一个则是顾不上上班了，立刻出门，冒着凛冽的寒风直奔附近的白下公安分局。
这张纸条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次日元旦，主管政保线的分局张副局长原是轮到休息，但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从住处赶来了，叫齐了政保科正副科长、指导员和市局下派各分局轮流蹲点调研的正科级侦查员侯健坤，聚在一起对纸条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这张纸条确系敌特分子留在“仙乐门”的，至于是故意放在沙发底下等候那个“莲花”来取，还是不慎遗失后被人无意间踢入沙发底下的，目前还不清楚。鉴于“仙乐门”并非白下分局的管辖范围，白下分局无权决定是否立案调查，按照工作纪律，立即上报市局（其时全称为“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当天上午十点，市局下令，由“仙乐门”所在区的鼓楼分局组建专案组对该纸条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市局政保处侦查员侯健坤提前结束在白下分局的蹲点调研，前往鼓楼分局该专案组担任顾问。鼓楼分局的专案组一共有四名侦查员，由齐明德担任组长。说来也巧，同是来自解放区的侯健坤、齐明德相互熟识，齐明德参加公安业务培训班时，侯健坤还给他们这班学员讲过课。二人一见面，自是十分激动。说笑片刻，大家一起坐下来分析案情。
不料，几个人刚把那张纸条小心翼翼地传读了一遍，还没开始分析案情，忽然传来消息说“仙乐门”昨晚遭窃，要求分局出警。齐明德、侯健坤不约而同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侯健坤说：“只怕此举跟那张纸条有关系呢，咱们去看看。”
二、凌晨窃案
专案组五人赶到舞厅时，鼓楼分局刑侦队派出的三名刑警已经勘查过现场了。确切地说，“仙乐门”窃案应该是今晨发生的，因为舞厅结束营业时已是凌晨两点多。最后离开的是任老板、账房张先生和杂役老李，门是老李当着任、张两人的面锁上的，一共有两道——里面的玻璃推拉门和外面的铁栅栏门，都以铁链系住，再扣上一把大铜锁。这种防范对于寻常窃贼来说，应该是比较有效的。估计光顾“仙乐门”的那小偷本领平常，对付不了那两把大铜锁，是攀爬天窗进入现场的。天窗玻璃已被打碎，刑警在窗框上发现了手套的印痕，不知是案犯用于防寒的呢还是不想留下指纹。窗框上还留下了清晰的绳索系吊重物的勒痕，估计案犯是打碎天窗玻璃后，把绳索系在窗框上，顺着绳索进入现场的，作案后又抓着绳索攀爬而出。
刑警向专案组侦查员介绍了勘查现场的情况。案犯在舞厅的账房、舞客休息区、舞女更衣间、洗手间都留下了脚印，说明到过这四处；从脚印判断，这是一个身高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的男子，较瘦，步履灵活。账房间的写字台、舞女的更衣箱都被撬开，损失情况容待舞厅老板、账房先生和一干舞女各自清点后方才可以统计出来。发现舞厅出事的是杂役老李，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前来舞厅上班，通常是中午十一时许抵达，开门后，打开窗户透气，生好煤炉，烧开水，打扫房间。这些活儿干完，老板、账房先生和舞女也就陆陆续续都来上班了。今天也是这样，哪知进门一看，情形不对，于是立刻给分局打电话报警。
刑警介绍情况时，任老板等人都来上班了，清点下来，账房间任老板和张先生的写字台抽斗被撬，大约上百万（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兑换比率为一万比一，下同）钞票被窃；舞女更衣柜全部被撬开，但因都未放钱钞和值钱物件，仅有五件质地较好的衣服被窃。
专案组侦查员对已被勘查过的现场作了复勘，这一查，果然有了发现。“仙乐门”的厨房二十来平方米，刑警先前勘查现场时，只在厨房门口站着往里看了看，厨房地板擦拭得一抹光，别说脚印了，连豆粒大的零星杂屑都没有。再说，其时刑警已经勘查过账房间和舞女更衣室，对窃贼潜入舞厅的目的基本定了性——这厮是为钱财而来，而厨房里并无钱财，只有少量残羹冷饭，所以应该是“过门不入”。
而对于专案组侦查员来说，其想法就不同了。他们是特地为调查有敌特嫌疑的密函而来的，调查工作刚刚启动，八字还没一撇，因此脑子里没有框框。他们只觉得“仙乐门”的事儿似乎有点儿过于碰巧。昨晚同时发生了两桩案件，先是密函，然后是盗窃，而在这之前经营了二十八年的这家舞厅从未被窃贼光顾过，这不是有些奇怪吗？可是，如果让他们说出奇怪在哪里，却又没有头绪。
因为没有头绪，所以此刻复勘现场就如同黑夜行路、瞎子摸象一样，需要一步步地摸索着来。侦查员徐冬生进入厨房后，地面就不去留神了，确实没有任何痕迹。可是，地板上没有痕迹并不等于其他位置也没有痕迹，小徐只稍一俯身，便见桌子上有几个不太明显的指头印痕，跟舞池上方天窗玻璃上的一模一样，也是戴着棉纱手套留下的。一转眼，又发现角落里的水池旁边倒竖着拖把。小徐心里不禁一动，过去一摸，拖把是湿的，还能够拧得出水。徐冬生脑子里倏地闪过一个念头：难道厨房地板是窃贼擦拭的？
正这么想着时，另一侦查员蒋天飞来了，徐冬生跟蒋一说这个推测，蒋天飞二话不说便去找垃圾桶。那个垃圾桶放在煤炉边，本是个空火油箱，装上拎襻，废物利用，改成了垃圾桶。只见桶里的垃圾堆得有些蓬松，而且是一边高一边低，全然不似正常打扫卫生时从畚箕里倾倒进垃圾桶后形成的样子。
侦查员当即把杂役老李唤来，让他看了垃圾桶，老李说瞧这样子确实不是从畚箕里倒进去的。又问拖把怎么是湿的，老李更不清楚了，只记得昨晚因为舞厅营业结束得晚，所以他没打扫厨房，只把众人晚餐后留下的餐具洗了洗，想今天上班时再打扫的。
侦查员随即对厨房地面进行勘查，结果发现地板与墙壁之间的缝隙里有垃圾细屑，用回形针挑出来仔细分辨，是几根鱼刺和青菜残渣。老李说昨天晚餐菜肴中有鱼，也有小青菜，青菜有些黄叶，他帮厨娘处理时摘掉了一些。这些都是扔在垃圾桶里的，怎么钻到缝隙里去了呢？
侦查员分析，昨晚潜入舞厅的那个窃贼曾进入厨房，把垃圾桶里的垃圾倾倒在地板上，从中翻寻过东西。他想寻找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被杂役老李打扫卫生时从沙发底下扫出来的那张纸条——密函！
专案组临时征用了“仙乐门”的账房间，五位成员对昨晚的案情进行了复原。估计情况大致上是这样的——
敌特以舞客身份前来“仙乐门”，想把密函递交给下家，这个下家有可能是舞厅人员，比如舞女、侍者、老板、账房、杂役（新中国成立后，舞厅已经不需要以前必不可少的“抱台脚”即保镖了）中的某一位，也可能是光顾“仙乐门”的哪位舞客。可是，这份密函却未能成功递交。也许是在跳舞时不慎把密函丢失了，又被人在不经意间踢进了沙发底下。该舞客当时并未察觉，在散场离开“仙乐门”后方才发现。当时的情形，显然已经不允许他重返舞厅去寻找了，只好采取“入室盗窃”的手段潜入“仙乐门”。他先在舞池附近寻找，无果后又想到了厨房的垃圾桶，琢磨着也许是被杂役打扫掉了。为了掩盖自己的作案目的，在离开厨房时，他用拖把把地板擦干净。至于撬窃账房间、更衣室，那纯是为了把“入室盗窃”的把戏演得更逼真一些。
专案组议到达当儿的时候，舞厅雇佣的专门烧饭烧开水的厨娘上班来了。她带来了一个消息，说刚才经过前面那条巷子时，看见一群入围着巷口的垃圾箱议论纷纷，她喜欢看热闹，凑近去一看，竟是有人在垃圾箱里发现了一包衣服。厨娘刚说到这里，忽然注意到四周围着听她说话的舞女、侍者等神色不对，便问“你们都怎么啦”，这才知道舞厅昨晚遭窃了。厨娘如梦初醒，说怪不得，他们打开那个包袱时我看着里面的那几件衣服有些眼熟，没准儿就是这里被偷的吧？
这一说，有舞女忍不住就要奔出去看个究竟，被任老板喝住，说公安局同志正在调查，随时有可能传我们中的哪一位去问话，包括我和张先生在内，暂时都不要离开，直到公安局同志调查结束为止。说罢，转身去账房间向里面的侦查员反映了这个情况。专案组长齐明德便让任老板派人去把那包衣服拿来看看。
衣服拿来后，那几个丢失衣服的舞女都认领了。于是，刚才专案组作出的伪装入室盗窃的判断就有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当然，窃贼从账房间窃得的钱钞是不会扔掉的。专案组接着分析，伪装成舞客的那个敌特来“仙乐门”，是想把密函传递给哪个下家呢？
侦查员之前已经从宋静娟夫妇口中知晓，“仙乐门”的“股东舞女”史红瑛的乳名叫“莲花”，但此女是否敌特的下家尚难判断，总不见得光凭一个乳名就把人家当敌特分子吧？经过一番讨论，五位侦查员认为，所谓“莲花”不一定具体指某个人，不过随手拿来用一下而已。当然，也有可能接收密函的那位确实叫“莲花”，而且就是“仙乐门”舞厅的某个成员——多半是舞女。从另一角度来分析，那个敌特之所以来“仙乐门”传递密函，就是为了神不知鬼不觉，而要做到这一点，在舞厅这个特定场所，当然应该利用下舞池翩翩起舞之际传递密函。其时灯光昏暗，乐声悠扬，与舞女相依相偎，正是传递密函的最好机会。所以，那个下家应该是舞女。
以当时的行业规矩，舞客进入舞厅，先买舞票，每跳一曲给舞女一张舞票（也可以给数张），舞女最后是凭舞票跟舞厅拆账分成的。舞客只能跟该舞厅的舞女跳舞，否则，舞厅会立刻将其驱逐，甚至由“抱台脚”出场将违规者痛殴一顿。新中国成立后，舞厅没有“抱台脚”了，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把人赶出去算数，如中间发生纠纷，那就由派出所民警处理。这时候，民警通常都站在舞厅一边，因为舞厅是按照行规合法经营，而行规则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
由此，侦查员认为那个敌特肯定是来跟某个舞女见面传递密函的。不过，他一定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未能成功完成使命。为何没有成功？不可能是因为没有机会。舞客只要买了舞票，就有权邀请该舞厅中的任何一位舞女下场跳舞，舞女只要不是正在跟别的舞客跳舞，就不得拒绝，也不得对看不入眼的舞客冷眼相待，这是职业道德，也是行业规矩。当然，舞女是分高、中、低三个档次的，每个档次的舞票价格不同，要接受高档服务，那就得付出高档次的服务费。既然如此，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一种——敌特并没有见到接收密函的那个舞女。
12月31日晚上，“仙乐门”有哪几位舞女没有来上班呢？侦查员唤来账房张先生一问，只有一个——史红瑛。到这当儿，专案组就不得不把密函上明码写着的那个“莲花”跟史红瑛联系起来考虑了。
“仙乐门”此刻在场的十五名舞女逐个被专案组唤入账房间谈话，不问别的，单问史红瑛平时在舞厅的情况。十五个舞女一一问下来，侦查员觉得史红瑛还真有些可疑——不止一个舞女发现，在跳舞时有舞客往史红瑛的口袋、怀里塞过什么东西，具体是什么没人看清，由此侦查员估计那东西体积很小。但不可能是舞票，舞客通常都是在每曲跳完之后，将舞女送回休息区座位时公开给舞票的。舞女一般也希望这当儿给舞票，因为这时灯光大亮，众目睽睽之下，如果舞客给的舞票不止一张，而是数张甚至一把，那对于她来说乃是一种荣耀。所以，舞客塞给史红瑛的不会是舞票，只可能是钞票，或者类似这次发现的纸条一类。
侦查员根据一干舞女所说的情况，认为是纸条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塞钞票的话，该舞客必有所图，不可能塞一次就结束，肯定要趁热打铁连续出击。通常的做法是先塞钞票，再邀约散场后外出吃夜宵，然后就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对付中低档舞女的，直截了当提出随其去开房间或者回住所；一种是对付高档舞女的，那就不能直截了当了，得“慢火细炖”，一点点加温，不止是钞票，还得一次次赠送化妆品、皮鞋、服饰，出手最大方的，比如当年国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与舞女张某交往时，还以轿车、洋房相赠。在这段时间里，绕不过的一步通常是除了自己每夜前往舞厅将该舞女包下一场狂跳之外，还得邀请一班朋友前往捧场，有门路的还会请新闻界撰文吹捧。
侦查员调阅了“仙乐门舞厅”自南京解放以来八个月的舞女拆账记录，发现史红瑛的伴舞票价虽然是第一档的，但邀其伴舞的舞客数量却并不很多，在该舞厅五名列入高档票价的舞女中名列第三；另据其他舞女所说的情况来看，近期并无哪一个或者哪一伙舞客专邀史红瑛下场跳舞。因此，专案组认为舞女所反映的给史红瑛塞东西的舞客应该不是平时那类“必有所图”之流，而是向其传递密函的敌特。如此看来，史红瑛有可能是敌特组织的秘密交通员。这跟专案组之前敌特没有见到接收密函的舞女的判断也相吻合，因为史红瑛那天没去“仙乐门”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