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女猝死之谜（下）
这下，专案组诸君瞠目结舌了。没办法，还是开会吧，群策群力，必有突破。果然，议了片刻，有侦查员提出一个假设，会不会“鸭舌帽”带的那双溜冰鞋并非是他本人使用，而是给别人顺带捎一下，而“鸭舌帽”本人则是从不光顾溜冰场的？这一说，立刻产生了启示作用。侯健坤说有道理，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想得开阔些，比如这双溜冰鞋是否有可能是刚从旧货店或者地摊上买的旧货，诸如此类。
专案组此时正处于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当儿，说得夸张些，只怕给个棒槌也当针了，再说这种推理还是符合正常逻辑的。全组侦查员跑了一天，走访各处旧货店摊，没有获得什么线索，只有侦查员宋三献说他跟摆旧货摊的老汉唠下来，人家说会不会那双冰鞋是送店铺去修理或者刚从修理店取回来？大伙儿想想，还真的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为戴老四确实曾说过那双冰鞋是旧的，后跟蓝色牛皮帮上印着的几个英文字母都快磨没了。抱着把棒槌当针的念头，专案组决定明天继续分头调查，走访全市修理店摊。
次日中午，一干侦查员到专案组驻地碰头。侦查员宋三献在距解放路与尚书里交界路口一里多地的一条小巷口走访到一个修理杂七杂八小物件的师傅，得知那个中年师傅修理过一双旱冰鞋，鞋后跟蓝色牛皮帮上印着的几个英文字母都快磨没了。师傅说，那双冰鞋是一个姓马的医生拿去请他修理的，那是一双女式冰鞋，应该是抗战胜利后美军倾销携带来华的后勤物资时出售的。宋三献对冰鞋不是很感兴趣，他关心的是那位马医生。修理师傅说马医生住哪里不清楚，应该就在附近，因为他经常拿一些小零小碎的东西到摊头上去修理。据师傅估计，马医生应该是在鼓楼医院上班的，有一次修理师傅陪老婆去鼓楼医院看病，看见马医生骑着一辆自行车从里面出来，经过门卫室时门卫还跟其打招呼。
宋三献仔细询问这位马医生的年龄、体态，听修理师傅描述下来，还真跟那个戴鸭舌帽的主儿有些相似，而且马医生也喜欢戴鸭舌帽，有时戴黑色的，有时戴藏青的，还有一次，修理师傅看见他戴了一顶花格子薄呢的。元旦前两天，马医生拿着那双冰鞋到摊头上去修理，说好元旦上午去取，下午就要使用。元旦上午八点，马医生去摊头取了冰鞋，付了一万元钱。
于是，专案组就派人前往鼓楼医院打听是否有这样一位医生。了解下来，该院确实有这样一位眼科医生，名叫马斯理，回族，毕业于金陵大学医科，在鼓楼医院行医已有十多年，一向不问政治，没听说参加过什么组织。侦查员听下来，觉得此人并无涉案嫌疑，就决定与其当面谈谈。同时，从看守所把尚关押着的戴老四提出来，将其带往鼓楼医院悄然辨认。
马斯理来到工会办公室，听说侦查员要向他了解一些情况，竟然显出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沉着冷静。一般情况下，普通人面对刑警的询问，要么紧张，要么好奇，可是，眼前这位马医生面对侦查员，其态度就仿佛坐在诊室里给病人看病一样自然。侦查员核实过其姓名、年龄、民族，又不着边际地说了些时事新闻，然后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元旦那天上午你在干什么？”
马斯理的回答是：“在医院值班。”
“眼科节日也有门诊？”
“没有门诊，是医院组织的安全值班。”见侦查员不解，他又补充说，眼科节假日是不看门诊的，医院为保障节日安全，专门组织眼科、五官科、放射科等节假日不看门诊的科室医务人员日夜值班巡逻。这原是医院工勤人员的事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说劳动人民应该翻身当家作主，所以就安排医务人员来承担这活儿了。
侦查员请他具体说一说元旦那天来医院和离开医院的时间，下一个问题就提到了冰鞋。马斯理却是摇头：“我没有冰鞋，也不会溜冰。”
这就奇怪了，他不是明明从修理匠那里取走了那双修好的溜冰鞋吗？为什么要否认呢？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工会副主席站在门口客气而又不无抱歉地说，市卫生局工会来电，让今天下午把一份材料整理出来后送去，资料都在这屋里，是否请您几位换个屋子去聊？
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意味着戴老四已经带到，被安排在走廊对面屋里等着马斯理出去好辨认。于是侦查员说，马医生那咱们就换间屋继续往下聊吧。马斯理对此似乎根本不在意，和两个侦查员一起出门，进了隔壁的另一个办公室。他刚刚进屋背门而坐，门上那块书本大小的透光玻璃上就按上了一只手掌，又慢慢地捏成了一个拳头。
这是跟押解戴老四的侦查员约好的暗号，表明戴老四已经认定，马斯理就是让他往史红瑛口袋里放纸条的那个“鸭舌帽”。这下，屋里跟马斯理谈话的那两个侦查员顿时来劲，也不想跟他多说啥了，直截了当问：“元旦上午，你是几点到的医院？”
“大约九点前吧。”
“路上去过哪里吗？”
“路上？”马斯理仰起脸，仿佛是在努力回忆。这个动作在侦查员眼里显然有些装腔作势。接着，马斯理眨眨眼，“哦，在解放路上的一个修理摊前稍作停留，取一双修好的旱冰鞋。”
“冰鞋呢？”
马斯理心平气和地解释说：“那是眼科护士长黄佩丽小姐的，取来就给她了。”
黄佩丽随即被侦查员找来接受调查，她证实那双旱冰鞋确实是她的，已经坏了几个月了。那天跟几个护士闲聊时说起找不到地方修理，太可惜了。这当儿，马医生来查护理记录，听见后说他家附近有一个修理匠擅长修理杂七杂八的小物件，收费不贵，他可以相帮带去交此人修理。黄佩丽大喜，就把旱冰鞋从家里带来交给马医生。元旦那天上午，马医生把修理好的冰鞋拿来了，收了一万元钞票。当天下午下班后，黄佩丽就去溜冰场溜了一场，鞋修得不错，她很满意。
黄佩丽的证词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旱冰鞋跟马斯理的涉案嫌疑并无必然的关系。侦查员当然倾向于相信老扒手戴老四的辨认，便继续盯着马斯理追查。如果不是因为考虑到政府的民族政策，没准儿立刻就要将其带到分局正儿八经地讯问了。继续往下追查，那就要搞清楚马斯理元旦那天上午的每一个时间段都在哪里、干了什么、有谁证明。这下，马斯理恼火了，他提出质问：“我究竟触犯了政府的什么律条，要坐在这里接受你们的审问？！”
如此，医院就不是一个合适的谈话场所了，侦查员不得不出示传唤证，将其带往分局。那时候办案流行粗线条，别说传唤了，就是拘捕，不出示书面手续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不过，专案组顾问侯健坤性格比较谨慎，侦查员过来之前，他特地叮嘱带上空白传唤证，这会儿正好用上了——毕竟马斯理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医界多少有些小名气，还真不便照“常规”行事。
马斯理进了分局，干脆一言不发了，坐在那里，目光冷冷地看着侦查员——万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看你们拿我怎么办！侦查员正商量对策时，专案组长齐明德和顾问侯健坤过来了，听了简短汇报，齐明德微微皱眉，对侯健坤道：“我觉得这情况听下来似乎哪里有点儿不对头。”
侯健坤也有同感，稍一沉思说：“先去问一下戴老四，他在早点铺掏那个‘鸭舌帽’的钱包大约是什么时候？”
马斯理被带到分局后片刻工夫，戴老四也被押过来了，问话倒很方便。这一问，侦查员发现还真有疑问——时间不对！据戴老四说，他在对“鸭舌帽”下手行窃前，马路对面电线杆上装着的那个高音喇叭里刚传出“嘟嘟嘟”的报时声，电台播音员播报说：“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九点整。”这说明他接受“鸭舌帽”的任务应该是在九点以后。而据对医院元旦那天与马斯理一起值班的护士长黄佩丽等人的调查，马在九点前已经抵达医院了。这么说来，戴老四在早点铺前遇见的“鸭舌帽”应该不是马斯理呀！
齐明德立刻下令：“叫戴老四重新辨认！”
戴老四第二次辨认下来，否定了之前的结论。专案组意识到弄错了，立刻放人，当然还得赔礼道歉。马斯理倒也好说话，表示理解，还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为消除此举可能对马医生造成的舆论方面的不利，也为表示警方道歉的诚意，专案组长齐明德亲自驾车把马医生送回医院。
马斯理离开后，侦查员们看着戴老四，气不打一处来，说这戴老四还有脸声称自己是“妙手真人”的入室弟子哩，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按说早该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没料想简直是有眼无珠，当面认人还出了差错，差点儿让咱们犯错误！
六、船厂老板
线索断了，只好重新研究如何往下侦查。元月6日，专案组再次开会讨论该从哪个方向寻找切入点。开了半天会，最后决定从被害人史红瑛生前准备举行的“元旦晚宴”着手。专案组发现了一个之前被疏忽了的细节——据戴老四交代的情况，那个“鸭舌帽”之所以指派他去菜场往史红瑛的衣袋里放纸条，应是知晓史红瑛这天晚上要请客的信息，所以认定她上午会去菜场买菜。那么，大伙儿认为就有必要了解“元旦晚宴”是怎么回事，以及她准备邀请哪些人赴宴。
史红瑛是苏北宝应人，早年来南京谋生，不意成了一度颇有名气的红舞女，抗战胜利后又成为“仙乐门舞厅”的控股人之一。这在其苏北老家来说，也算得上是一桩新闻了，她也因此成了当地名人。史红瑛当初只身赴宁，乃是因为家乡遭灾，全家老小除她之外皆死于瘟疫，迫不得已才背井离乡。离家时，一干亲戚自顾不暇，哪有工夫关照她？后来她发迹了，亲戚这才来南京巴结，抗战胜利后，还利用重建祠堂的机会请史红瑛回乡参加庆典。和老家再次建立了联系，就有亲戚前来南京投奔，史红瑛接纳了其伯父夫妇和已故叔父那一支的一个堂兄一家，替他们找了工作、租了房子，并通过关系落了户口，成为正式的“首都居民”。都在南京，来往也就多了，她和伯父、堂兄平时经常走动，节假日则必会相聚。
上述情况，是史红瑛生前跟邻居闲聊时透露的，邻居也多次看见过说话带着明显苏北口音的亲戚来她这边做客。史红瑛出事那天下午，这些亲戚前来赴宴，得知噩耗，无不哭得昏天黑地。然后就去派出所，要求对已被贴上封条的史红瑛住所启封，让他们清点财物，以便继承财产。派出所民警让他们留下住址和联系方式，说结案后会通知他们前来处置的，现场遗留的史红瑛从菜场买的那篮子鱼肉蔬菜倒是让他们带走了。不过，也幸亏有这么一番折腾，否则此刻专案组想找那些亲戚调查情况，还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哩。
专案组派出两路侦查员，周永贵、徐冬生负责对史红瑛的伯父伯母史名纲、金姜氏进行调查。他们先去了管段派出所，了解下来的关于那对夫妇抗战胜利后的落户情况跟史红瑛向邻居透露的一致。关于元旦晚上的聚会，夫妇俩说，那是冬至那天他们在家设席祭祀祖宗顺便亲戚相聚时，史红瑛跟他们和其堂兄说定了的。那么，当时是否听说过史红瑛还邀请了其他人参加呢？史名纲夫妇都摇头。再问平时是否听史红瑛说起过她跟什么人有交往等情况，那两口子也是一概不知。
另一路向史红瑛的堂兄史正道夫妇调查的是侦查员郑福厚、蒋天飞，与前一路一样，也未能调查到有价值的线索。
这下，专案组诸君都有一种“傻了”的感觉，往下该怎么查呢？大家议来议去，总觉得向史红瑛的亲戚了解情况这条路尚未走完，应该继续往下走。尽管两路侦查员之前的调查结果好似“此路不通”，但一干侦查员都觉得不甘心。这时，专案组顾问侯健坤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否可以考虑把史红瑛的这些亲戚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召集来开一个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凡是跟史红瑛有关的事儿，不论大小详简，都谈一谈。也许，与案情相关的蛛丝马迹就隐藏其中。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伙儿的赞同。专案组长齐明德马上向领导打报告，要求批两万元钞票，买些糖果、花生、瓜子、纸烟，把座谈会搞成茶话会的形式，气氛轻松些，大家无拘无束，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至于水果，那就免了，那时冬天水果稀少，价格奇高，估计写上去也会被领导划掉。
元月7日下午，专案组借用区文化馆的会议室召开了这个别具一格的座谈会。这个会从下午一点半开到五点，进行了三个半小时。尽管与会亲戚谈了许多史红瑛的情况，但都是生活琐事，诸如饮食嗜好、穿着打扮、性格特点之类，于破案没什么价值，这使全体侦查员很是失望，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就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道曙光！
史红瑛的堂兄史正道有子女各一，女儿史晓洁十二岁，上小学五年级。可能受遗传影响，这个小姑娘的外貌、身形甚至性格都酷似姑姑，史红瑛特别喜欢她，经常买些零食或衣服相赠。史晓洁呢，跟姑姑也很亲，隔一段日子没见史红瑛就想念，星期天不上学的时候常去尚书里看姑姑。12月中旬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史晓洁又去看姑姑。那时的通信条件当然不可能提前联系，每次小姑娘过去都是不速之客，有时难免吃空门。这回也是这样，跑到尚书里一看，姑姑不在，在门口等了片刻，不见姑姑回来，只好悻悻而归。
走到尚书里解放路口时，只见一辆黑色轿车驶至马路对面烟纸店门前停下，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史红瑛！史晓洁大喜，拔腿就往马路对面跑，行至一半的时候，她看见了车里下来的另一个人——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胖男人，西装革履，外罩米色呢质夹风衣，头戴浅蓝色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褐色宽边眼镜，双手握着姑姑的右手，满脸堆笑，嘴里说着什么，但因为过往车辆鸣着喇叭，没有听清。史红瑛说话的时候，小姑娘已经走近，这回是听清了的，史红瑛说：“那就这样吧，衣（伊）先生，再见！”
不过，史晓洁无法确定史红瑛说的是“衣”还是“伊”，因为她知道《百家姓》里这两个姓都有。
史晓洁提供的这个情况，被专案组认为是这次座谈会上获得的唯一可能值得追查下去的线头。自从案发伊始，侦查员就向“仙乐门”方面详细调查过史红瑛的社会交往情况，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可是没有任何收获。像史红瑛这样一个舞女，社会交际面当然很广，不过，自从她从重庆返回南京成为“仙乐门”股东后，尽管还在舞厅伴舞，但在社交方面却跟寻常舞女不同，跟她在抗战前的舞女生涯也不同。她对所有舞客都热情备至，没有寻常舞女的那种职业性的厚此薄彼的势利，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追捧，因此，“仙乐门”自老板、账房到舞女、杂役，都无法向警方提供任何可以作为嫌疑对象的舞客，专案组也很早就放弃了企图从“仙乐门”获得线索的努力。现在，史晓洁小朋友所说的那位“衣（伊）先生”给侦查员带来了希望。
侦查员之前向“仙乐门”的人员进行调查时，那些人谁都没提到过有“衣（伊）先生”这样一个中年胖男，说明这人从未光顾过“仙乐门”。那年头经济条件差，大腹便便的主儿罕见，如果有这样一个外形醒目的家伙去舞厅跳舞，别说舞女了，就是其他舞客只怕也会议论纷纷。所以，这位“衣（伊）先生”应该是史红瑛舞女生涯之外的另一类交往对象。专案组此刻最需要寻找的就是这种人，退一步说，即便这位“衣（伊）先生”跟敌特分子没有关系，但他能跟史红瑛交往到在马路上众目睽睽之下双手紧握不放的程度，就不能用“一般朋友”来形容了。他很有可能向专案组提供有价值的情况。
可是，如何找到此人呢？侦查员们认为有两个方式可以一试：一是通过全市派出所查此人的户籍，此人不是姓衣，就是姓伊，这两个姓氏都很少见，再加上“中年男性”、“肥胖”、“有轿车”这几个特征，查找范围就缩小了，花点儿工夫，总能找出这个家伙的。另一个方式是先不查人，而是单单盯着他那辆黑色轿车查摸。可以从市局交通处调出全市所有上牌照的黑色轿车所属的品牌，把这些品牌的汽车照片拿去请史晓洁辨认，然后盯着这种品牌的黑色轿车排查。采用这种方式排查的好处是便捷、快速，因为当时南京市的轿车本就不多，比较容易查到车主。大家讨论下来，决定采用后一种方式进行排查。
于是，先把史晓洁请到分局，让她辨认轿车照片。她仔细辨认了一阵，指着一张“福特1940”的照片说：“好像跟这辆有点儿像。”
专案组派员前往市局交通处查找“福特”轿车的公私车辆登记档案，一共有三十一辆，其中公车有十四辆，先放在一旁；其余的十七辆私车中．有一辆的车主名字就叫衣世运。再看底卡上的那张照片，确实属于肥头大耳一类，于是侦查员断定：就是此人！
专案组随即对衣世运进行了外围调查。衣世运又名衣西阳，四十岁，江苏镇江人，南京“西阳修船厂”老板，1930年参加青帮，抗战前成为帮会骨干。江湖上传称，此人颇讲义气，乐于帮助朋友。不过，因其遵循“百善孝为先”的传统，对其母甚为孝顺，跟着老母笃信佛教，凡是帮会械斗他一概不参加，也禁止其弟子以及船厂员工斗殴。他在帮会之间所起的作用是调解矛盾，对帮会所作的贡献则是在必要时捐款捐物。
抗战爆发后，其船厂被国民党政权临时征用，不知出于何故，他扔下厂子上了清凉山，以居士身份居于清凉寺，一住三年，足不出寺。待到他重新出现在南京街头时，石头城已是日伪统治，船厂被汉奸殷老三占有，专为日伪修造军用船只。殷老三也是青帮中人，辈分比衣世运低，闻知衣世运出关下山，便前往衣宅相请，称愿意交还船厂。对此，衣世运自始至终置若罔闻，不予搭理。然后，衣世运置办了一副糕团担子，每天自制糕团，挑着上街摇铃兜售，靠着这些微薄的利润养家糊口。日本宪兵队鉴于衣世运在青帮中的影响，很想让他替日伪效力，曾数次指派汉奸甚至日本军官直接出面，登门劝说衣世运出任伪职，均遭衣世运拒绝。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还都南京，各路接收人员争抢敌伪资产，中饱私囊，被老百姓称为“劫收”，可是，却没人动“西阳修船厂”，国民政府原封不动将船厂连同日伪留下的正在修造的船只和仓库内的零部件、原材料一并发还给衣世运。衣世运大模大样一一笑纳，别说请客送礼了，连“谢”字也没说一声。此举使人大跌眼镜，都不知衣世运这个怪人是什么路数。之后，衣世运重新经营船厂，盈利不菲。转眼几年过去，南京解放，对政治敏感的那些人都认为这下衣世运是逃不了被共产党执掌的新政权问罪了，因为他既是青帮骨干，又跟国民党政权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正是人民政府要追究的对象。可是，再次令人大跌眼镜的情形出现了，人民政府竟然没动衣世运，也没见有干部找过这个修船厂老板，他还是一如既往该干啥干啥。
1933年，衣世运娶浦口“仁义米行”老板之女王氏为妻，一直未有生育。王氏在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时逃难去了武汉，1940年底，衣世运从清凉山下来后，将其接回南京。这时，衣世运的岳丈在浦口的米行早已毁于兵火，儿子儿媳也被日寇所杀，王老板中风半残，与老伴相依为命惨淡度日。衣世运遂让妻子把老两口接到家中同住，生活开支全靠他卖糕团维持。抗战胜利后，衣世运收回了船厂，岳父岳母却双双病殁。1947年，衣世运的妻子王氏也死于肺结核。衣世运至今未娶，过着单身生活。
负责调查的侦查员把上述一应情况向专案组汇报后，侯健坤、齐明德两人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衣老板以前有可能系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或者是曾为中共地下工作出过力、立过功的人，再往下推断，目前有可能还在从事秘密工作。这种对象是不可贸然接触的，否则有可能会坏了他正在执行的使命。如此，专案组就决定把情况上报领导，请示是否可以对衣世运作进一步的调查。
领导当天就作出了答复，大意是，衣世运在1940年至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系我地下情报组织的“运用关系”，冒着生命危险为人民解放事业做过一些事，故对其帮会身份不予追究；对其关系运用到南京解放前夕已经停止，如果专案组需要对其开展调查，可以进行，但考虑到日后万一仍需运用该关系的可能，建议最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调查。
元月9日下午，专案组组长齐明德、副组长康杰民和侦查员郑福厚、徐冬生请南京市船舶修理行业协会出面，以北京交通部业务调查员的名义约见衣世运。见面后，侦查员亮明身份，衣世运微微叹了一口气：“唉—是为史红瑛之事吧？”
“衣先生已经知道史红瑛的事儿了？”
衣世运点头：“是的。”
“我们想听您谈谈跟史红瑛相识和交往的情况。”
据衣世运说，他跟史红瑛相识不久，不过两个多月时间。之前，衣世运是青帮中人，对于社会新闻比较敏感，自然知道孔二小姐大闹“仙乐门”之事，对史红瑛也略有耳闻。不过，衣世运是出了名的孝子，而其母出身书香门第，讲究传统，自幼对他灌输的那一套当然是看不起舞女的，他出道后也从来不涉足妓院、舞厅、烟馆等场所。所以，对史红瑛不过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迷上史红瑛，甚至想让她嫁给自己作填房。
去年10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之晚，衣世运参加一个好友的生日派对时偶然结识了史红瑛。当时，几乎所有男女宾客都下场跳舞去了，衣世运不会跳舞，缩在角落里喝咖啡。史红瑛呢，也没去跳，而且正好坐在邻座。两人也不知是谁先开的口，反正搭上了话。话题是史红瑛提起的。当时有一则比较轰动的新闻，一对夫妻联手要把丈夫的六旬老母赶出家门，经报纸一报道，引发了一场全社会的大讨论。史红瑛是站在老母亲一边的，对儿子儿媳进行了强烈谴责。这种观点自然与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的衣世运相符，两人由此谈得很是投机。派对结束后，史红瑛向衣世运索要了联系方式。
两人渐渐开始交往，衣世运这才得知史红瑛原来是舞女。不过，他觉得这个舞女跟其以往印象中的舞女有所不同，不但很有思想，而且每每跟他的想法合拍。史红瑛则向他透露说，她已经准备离开“仙乐门”，跳出这个行当，另外去找一份工作。衣世运便邀请她去“西阳修船厂”，说可以安排她担任庶务科副科长，凭其能力完全能够胜任。史红瑛说要考虑一下再作决定。这段时间，两人接触甚多，产生了感情，但双方都未挑明。衣世运正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向其吐露真情，不料却传来了噩耗。
侦查员听到这里，互相交换眼色，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个问题——史红瑛出殡时，怎么没见到衣世运出现？按说既然已经产生了感情，那就该去送她最后一程呀！于是，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衣世运稍一愣怔，脸上显出复杂的神情。
他说他原本是想去送史红瑛的，可是就在将要出门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要求他不必去出殡现场，也不要去史红瑛的原住所，总之，史红瑛人已死，你衣老板再怎么想她也没用了，就不要出现在她的熟人面前了。衣世运是青帮出身，别看胖得像一尊弥勒佛，性格却是外圆内方，否则当年日伪政府费尽心思企图拉他下水时他也不会始终不为所动。再加上因史红瑛的猝死心情大坏，当下就对着话筒吼道：“你他妈的是谁，敢在老子面前这么说？是不想好好过日子了吗？”
对方轻声回答：“衣老板，我看不想好好过日子的是你。不信？好……”
衣老板不信邪，挂断电话就下楼了。出了厂部楼房，来到轿车前时，他却大吃一惊！
七、一个意外
衣世运喜欢驾驶汽车，虽然雇有司机，但平时除非有应酬需要喝酒的场合，一般都是自己驾驶。这天他照例自己开车，刚刚来到车前，正要开门，隔着车窗玻璃，他看到方向盘上用细麻绳吊着一颗手榴弹！
当时，民间对于发现军火——哪怕是炸弹，也不会特别惊奇。尤其是经历多次战火洗礼的南京居民，更是见惯了枪炮弹药，散落于民间的多着哩。民国时，人们遇到这种情形通常不会报警。南京解放后，政府收缴武器弹药，还大力宣传发现武器弹药要报告派出所，人们才有了这种意识。不过，衣世运此刻却不想报警，因为他经营着船厂，这种情况一旦张扬出去，肯定于往下的生意有影响——谁愿意跟一个随时会被手榴弹炸死的修船厂老板洽谈业务呢？所以，衣世运采取的措施是把正在楼梯间打盹的司机唤醒，让他去车间找一个当过工兵的工人来排除“故障”。
手榴弹很快从方向盘上卸下，那工人说后盖没打开，估计如此放置仅仅是吓唬一下，并不是真的要老板的性命。衣世运寻思头回吓唬，下一回只怕就动真格的了，想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敢去参加史红瑛的葬礼了。
那么，对方是怎么混进船厂往车里放的手榴弹呢？这个问题衣世运也想过。船厂的主要业务是修船，常年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船舶停在码头、船坞，如果是船只大修，船主把船交给船厂后可以百事不管，全船人一走了之，如果是一般修理，船主都要留下船员看管船只、监督维修、随时与厂方沟通。即使是大修的船只，船主自己或者其指派的代表时不时也会来现场察看维修情况，了解进度。因此，船厂每天从早到晚进进出出的非本厂人员不少。如果要求门卫把船厂大门当监狱那样严密看守，对每个进出者都严格盘查，这当然可以做到，但船厂的生意只怕就一落千丈了。
一般来说，每家船厂的门禁都是很宽松的，只要出去的人不把厂里的物资捎带上，就不会被拦下盘问。在车里放置手榴弹的人肯定是受那个打电话的家伙指使采取的行动，估计就躲在船厂附近甚至某条船里，接到指令即刻行动，往方向盘上拴一样东西不过是举手之劳。至于是如何打开车门的，衣世运问过司机。司机说，他刚才把车窗打开通风透气，一直没有关上。
基于那个“不便张扬”的念头，衣世运就没有往下追查。至于那颗手榴弹，倒是留了下来，放在办公室写字台的抽斗里。后来专案组把手榴弹带到驻地，经检查，那是一颗抗战年代由巩县兵工厂生产的军用手榴弹。送往市局作技术鉴定，未能获取放置者的指纹。
当天，根据市局领导的指示，专案组对衣世运采取“保护性拘留”的措施。衣世运被侦查员带到市局看守所，但没关进监房，而是在监区以外的区域腾出间空屋供其临时下榻，伙食也不吃监区伙房的，更不让船厂或者亲友送，而是由侦查员给他出去买外卖。不过，那时公安局经费紧张，钱钞是衣老板自己掏的。衣世运由此意识到，史红瑛之死的背景颇为复杂，即便自己不想卷入，也难以置身事外。当晚，他辗转难眠。正好，专案组长齐明德和顾问侯健坤前来看守所给他送茶叶，三个人就在那间简陋的屋子里聊了起来。
齐明德和侯健坤跟衣世运探讨了一个衣世运自己也弄不懂，却和专案组一样感兴趣的问题：那个给他打电话的家伙之所以阻止他参加史红瑛的出殡，是生怕公安局方面知道史红瑛的交际圈里有衣世运这么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害怕公安局发觉衣与史有交往呢？看来只有一种解释——衣世运掌握了史红瑛的什么秘密！
可是，衣世运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自己跟史红瑛的交往中并未发现过史红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侯健坤说，衣先生您不必焦虑，今晚好好回忆一下跟史红瑛这段交往的方方面面，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或许会有收获的。
衣世运想了两夜一天，这段时间，专案组又是开会分析又是围绕衣世运的平时活动情况进行紧张的调查，并未发现任何与史红瑛被害有关的疑点。一干侦查员正怀疑是不是又“山穷水尽疑无路”了，1月11日，市看守所来电说衣世运要求跟侯健坤、齐明德二同志再聊聊。齐明德放下电话，马上断言：“看来衣老板回忆起有价值的线索了！”
衣世运确实想起了一桩他觉得不一定可疑但又有点儿让他想不通的事儿——
他跟史红瑛相识不久，有一次相约去“朝天宫饭店”品尝大闸蟹。那时的饭馆少有预约，他们去得晚了些，只好在二楼最差的一副座头上落座。那是一副四人座头，面对楼梯口，人来人往净打照面，别说席间有什么亲昵举止了，就是说话也不大方便。衣世运、史红瑛坐在那里正吃喝，忽然听见楼下传来跑堂的脆声吆喝：“哦——曹三爷您来啦，那班弟兄已经等候许久，催问了好几次。您楼上请，3号包房，主座给您留着呢！”
那个曹三爷“呵呵”连声，沙哑着嗓子道：“是老幺啊，一会儿劳你关照贵东来一趟包房，我有事跟他说。”
令衣世运惊讶的事情就是这时发生的。那位曹三爷一吭声，史红瑛神色倏变，突然起身，抓起一旁的坤包就往另一侧窗口角落的那面大镜子走去，站在那里补妆。直到那姓曹的上了楼，进了3号包房，这才返回，对衣世运说她身子忽然不适，先行告辞了。说着，也不等衣世运反应，转身下楼了！
衣世运说完这些情况，问道：“侯同志，齐同志，您二位说说，这算得上是一桩奇怪的事儿吗？”
专案组经过讨论，认为那个曹三爷跟史红瑛之间可能有什么事儿，但不能肯定必是与本案相关的情节。不过，还是有调查的必要。好在这个姓曹的主儿容易查，他跟“朝天宫”老板熟识，去找饭馆老板就能打听到这个人。
次日，侦查员周永贵、宋三献、蒋天飞三人前往“朝天宫”找老板闵一行调查。闵老板说跟曹三爷熟识，曹是南京地面上的国术高手，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的行家，还是气功专家，医治跌打损伤颇有一套，虽然不以伤科医生为业，但找其疗伤的人经常得排队预约。至于其他，闵老板就没啥可说的了，他跟曹三爷不过就是馆子和食客的关系，对曹的了解仅此而已。不过，“朝天宫”有个跑堂的知道曹三爷家住何处，侦查员便前往曹宅所在的管段派出所了解。
派出所方面介绍说，曹三爷名叫曹惕吟，确是南京地面上的武术行家。此人年轻时曾是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的国术教官，不过并非军队编制，属于部队雇佣的技术人员。这倒为其在南京解放后的“历史清白”之说帮了忙，他没遵照市军管会的命令前往公安局登记旧军官身份，不久民警登门查问，他出示的吴佩孚的聘书上写的是“民间武师”，而不是军官。那相当于给旧军队打工，根据政策就没将其划入内控对象名单。后来，吴佩孚倒台下野，曹惕吟就回了南京老家，以开油酱店为生，兼带治伤接骨，收入不菲，日子过得很滋润。
那么，曹惕吟跟国民党特务组织是否有关系呢？派出所民警说，像曹这样的人，在旧社会肯定结交三教九流，跟“军统”、“中统”不会不打交道，不过要说他是否参与特务组织的活动，为非作歹，那到目前为止派出所还未接到过群众检举。所以，这话不好说。
侦查员商量下来，决定把曹惕吟传唤到派出所当面接触一下，跟他聊聊再说。哪知，开口跟民警一说，民警说他已经去香港了。侦查员一怔，问是几时去的。民警翻了记事本，说去年12月中旬就去了，是去香港女儿处探亲的，至少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如此一来，不管此人跟史红瑛是否存在某种神秘关系，专案组在曹惕吟身上是做不成文章了，只好另外设法进行调查。好在齐明德、侯健坤两位这两天一直在商议，已经备好了后手——
在他们两人看来，衣世运所说的史红瑛跟他最初相识的情形似乎显得有些突兀。那天，衣世运去参加一位世交友人的生日派对。那人名叫杨锦国，是美国归侨。杨锦国祖籍南京，出生在檀香山，其祖父、父亲与衣世运的祖父、父亲是两代挚友。杨锦国与衣世运同岁，少年时曾在南京度过十个年头，就住在衣家，与衣世运一起上学、玩耍，相处得跟嫡亲兄弟一样。后来，杨再次去了美国，在那里读了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医生。这时，杨锦国的父亲已经病逝，他便自立门户，在纽约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经营得还不错。
抗战胜利后，杨锦国接到国内来函，说他的修女姑妈去世，留下遗嘱让他继承财产。姑妈年轻时嫁了个在上海法租界开五金行的法国老板，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在从南京至上海途中，其驾驶的汽车被日本海军航空队战机误认为是国民党某个要员的座驾，一阵轰炸扫射，当场一命呜呼。姑妈痛不欲生，去修道院做了修女。十年后病危时，约见律师，留下遗嘱，将其亡夫的财产全部赠与杨锦国。
杨锦国带着其美国妻子和一对混血子女回国，继承遗产后买了房产，开了家专为高等阶层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小医院。其间，杨锦国得到了在南京各界都颇兜得转的衣世运的大力相助，两人的来往也十分频繁。1949年10月28日，是杨锦国四十岁生日。他按照西方习俗，邀请一些朋友参加了在中央饭店举行的生日派对。衣世运自然是受邀者之一，尽管他那天正被痛风折腾得苦不堪言，但还是出席了。他原本就不会跳舞，此刻连走路都有些费劲，自然不会下场。结果，就跟也没下场跳舞的史红瑛认识了。至于史红瑛为何要跟衣世运搭识，而且自此之后两人关系迅速升温，衣世运至今也弄不明白。
在侯健坤、齐明德两人想来，史红瑛此举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衣世运说不出，那么他的哥们儿杨锦国是否说得出呢？生日派对是杨锦国主办的，史红瑛也应该是杨邀请的，她跟杨医生又是什么关系呢？
专案组指派侦查员前往医院走访了杨锦国。这位海归大夫闻听后竟是一脸的惊诧，说他根本不认识史红瑛其人！杨锦国回国已经三年，但还是保持着在西方形成的处世严谨的习惯，说着拿出了邀请名单、购买请柬的票据以及来宾的签到本。受到邀请的来宾一共有三十人，全部出席，也都签了到。这就是说，史红瑛是悄悄混进来的。她为何要混进来呢？看来她是想结识衣世运。可她又是从哪里获得杨锦国将举行生日派对并且必定会邀请衣世运的消息的呢？
元月13日下午，侯健坤、齐明德在专案组举行的案情分析会上端出了这个“后手”，众人对此产生了兴趣，认为有必要盯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这时市局来了个电话，这个电话让侦查员们又惊又喜——那个往衣世运的轿车里放置手榴弹的家伙被船厂工人抓住了，已经扭送市局！
立功的是衣世运的司机姜钰民。这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祖籍重庆，生于江宁，是衣世运的邻居。若说个人历史，小伙子有点儿不那么清白——他在抗战时随父母逃难去了重庆老家。他家经济状况还不错，而他也不笨，在重庆读完初中后又考上了高中，1944年上高三时，响应蒋介石发出的“十万青年十万兵”组建“青年军”的呼吁，投笔从戎，报名参军。部队分派他当了一名汽车兵，这在当时算是个洋差。抗战胜利后，姜钰民退伍回到南京。正好邻居衣世运收回了修船厂，弄到了一辆美国“福特”，需要聘用一个可靠的人当司机，姜钰民便顶了这个缺。
给衣世运开车可能是私家车司机行业中最舒服的差使，不但薪水可观，而且出车时间很少，因为衣世运喜欢自己开车。通常姜钰民上班后的事儿除了擦洗“福特”，就是待在衣世运让人以楼梯间改建的司机专用休息室里抽烟喝茶、看书读报，或者听收音机。而史红瑛出殡那天，姜钰民却觉得自己失了职——有人竟然在离他的休息室直线距离不过十来米的那辆汽车的方向盘上吊了一颗手榴弹！这件事发生后，尽管衣世运自始至终没说他一言半语，也没给过他哪怕一丁点儿脸色看，可是，他依然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就憋着一股劲儿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姜钰民对此事作了分析，认为放置手榴弹的家伙肯定是本厂人员，否则，时间不可能掐得那么准。他悄悄联络了几个哥们儿，让他们不露声色地替他查摸。姜钰民是老板的司机，平时做人行事又豪爽，颇有一些朋友。别看这些人连同姜钰民在内谁也没学过刑事侦查，连侦探小说看得也不多，可是经过他们连日密查，最后竟然查出一个名叫陆金典的油漆工那天在那个时段曾在现场出现过。就在专案组开会讨论案情的时候，姜钰民叫了几个弟兄在厂门口堵住了正要下班的陆金典，将其诱骗到厂里的地下室，私设公堂，当场讯问。陆金典当然不承认，挨了几下拳脚，就跪地求饶乖乖招供，接着就被扭送到公安局。
专案组对陆金典进行了讯问，他承认自己是“保密局”在逃离南京前发展的潜伏特务，属“国防部保密局南京市第二交通站”领导，其上线就是史红瑛；史红瑛死后，由另一名叫“老铁”的男子担任其上线。在衣世运的轿车内放置手榴弹，就是“老铁”指令他做的。那天，老铁来船厂跟他见面，交给他一颗手榴弹，嘱咐他说，如果十分钟内他“老铁”没有骑车出现在厂部大楼旁边的那条通道上，就把这玩意儿拴到衣世运轿车的方向盘上。稍后，他就依言行事。
按说陆金典不应该知道“老铁”住在哪里，可是，贪婪的陆金典担心“老铁”不按时发给他活动经费，就在一次“老铁”约其见面递送情报后，让其妻周梅花悄然尾随。“老铁”哪里料到还有这一招，结果就把自己的住址暴露了。此刻，倒是给专案组提供了方便，当晚，“老铁”（真名叫华昀）落网。连夜讯问，“老铁”供出了其掌握的三个联络对象。那三个特务落网后，又供出了各自的上下线。结果，两天内，“国防部保密局南京市第二交通站”的十二名成员悉数落网。
至此，史红瑛被害案终于真相大白——
史红瑛在重庆时就已加入“军统”．抗战胜利回南京后“复员”，南京解放前夕应已由“军统”改组的“保密局”之召“归队”，担任“第二交通站”书记（在交通站中的位置仅次于站长）。“保密局”考虑到史红瑛的舞女身份，还指令其在需要时兼任交通员，她的上线即是站长朱远铎，下线是陆金典。按照规定，史红瑛每周日须向朱远铎报告其下周的个人活动安排，以便在需要动用她那条线的时候能够及时传递情报。
12月25日星期日，史红瑛照例发出“下周无活动安排”的暗号。本来，需要动用史红瑛的时候一月也难得有一次，她即使临时有事没去舞厅，也能蒙混过去。可是，12月31日晚上，朱远铎却接到一份急件需要连夜递送，而且，这份急件的接收方只有史红瑛才知道。这是“保密局”为防止出事而制定的安全措施，即站长和书记各自掌握一部分秘密联络点，不互相通气，所以，这份急件只能由史红瑛本人递送。朱远铎化装成舞客前往“仙乐门”，哪知史红瑛竟然没去上班。他一直等到十点过后方才离开，又去尚书里史红瑛的住所，也未见其人。离开时，朱远铎惊慌地发现那份急件竟然丢失了！回忆下来，他断定遗落在舞厅里，当晚便临时客串一回小偷，施出当初在特训班学得的本领，下半夜潜入舞厅寻找，却没找到。
这是一桩重大事故，情急之下，朱远铎于元旦清晨召集手下特务梁纲、鲁友余商量对策，认为舞厅方面肯定已经发现了那份急件，是否破译还不知道，但必须当作已被破译来处理，为安全起见，必须干掉史红瑛，以斩断公安的调查触角。于是，朱远铎指令梁纲物色对象向史红瑛递送前往“大德旅馆”的指令，鲁友余则负责在旁监视，看那对象是否确实把指令传递给史红瑛了。之所以不让梁、鲁直接跟史红瑛接触，是担心此时史红瑛可能已被公安盯上，传递指令时容易暴露。史红瑛收到指令后，果然前往旅馆与朱远铎见面，而朱则事先在旅馆房间的茶叶里下了毒药，致使史红瑛中毒身亡。
史红瑛与衣世运的接触，朱远铎是知道的，但这并非系他指使，而是台湾“保密局”直接向史红瑛下达的“组织使命”。至于使命的内容是什么，他并不知情。史红瑛死后，台湾方面给他发来密电，他奉命行事，才有了后来恐吓衣世运这出戏。朱远铎估计，此举是为了防止衣世运进入公安的侦查视线，以免台湾“保密局”的行动目标暴露。不过，“保密局”的行动目标到底是什么，因为史红瑛已死，而根据“组织纪律”朱远铎也无权过问，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1950年4月29日，“国防部保密局南京市第二交通站”的十二名成员被南京市军管会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贴主:wangguotong于2023_08_31 2:31:59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