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屋的秘密(上)

一、三命殒亡

一块近三尺高、不规则形状的石头，漆黑粗砺，像一个硕大无朋的山芋那样戳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一分局的院子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去，都是一副憨傻呆笨之相，怎么也跟“玉石”牵连不上。可是，此刻它作为一起三命大案的涉案证物，被六个身高体壮的侦查员用粗索拴上了三条杠子，硬是走走停停地抬到了分局。这天的日期比较好记——1950年7月1日。半个月前，李子坝一户周姓人家扩建房屋，在后院挖土时掘出了这么一块顽石。当时除了主人、开饭铺的周明山外，谁也没把它当回事。老周之所以当回事，是因为为了挖这玩意儿，他不得不多付了两份工钱。这是预算以外的开支，制订扩建工程前老周并不知道自家后院地下还有这么大一块黑石头，其位置还正好在他准备搞扩建工程的必掘之处。生意人小气，把钱钞看得很重，多付了这些许工钱他就觉得心里有点儿郁闷。

不过，这份郁闷很快就烟消云散，一反成了惊喜。这块石头挖出来后，就给扔在一旁无人答理，如果不是第三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工程结束时也就同其他建筑垃圾一道给清理到不知哪里去了。那场下了小半夜的滂沱大雨算是老天爷给这块大石头冲了个痛快淋漓的澡，把原先缠裹上下的泥沙细石全都冲了个净。当然，它还是那副不招人待见的粗拙模样。不过，次日晚上有人意外发现这块石头竟然在漆黑一团的夜色中闪烁着幽幽的绿色光泽。次日.一说，这事就传开了。老周寻思这玩意儿夜闪绿色幽光，那不是如同鬼火吗？不吉利啊！于是，就准备雇人运到朝天门码头推入长江。还没付诸实施，来了一个人，对老周说要买下这块石头。

这个人名叫王显，川东那边的石柱人氏，是个三十来岁的单身汉子，旧社会曾去云南替人跑过马帮，回重庆后以打短工为生，有时客串做做营造行业(建筑材料)的中介，操过袍哥的营生，在重庆很兜得转。他跟老周认识，这次老周扩建房屋的建筑材料就是通过他介绍购买的，据说比市价便宜了一成。因此，当王显对老周说要买下这块石头时，老周连隔顿也没打就点了头，因为正忙碌，随口便说：“都是朋友，说什么买不买的，老弟看上了就拿走吧。”王显大喜，但石头有两三百斤重，他别说拿了，连挪动都难，于是就说下午请人来运走，也好腾出场子让匠人师傅继续做活计。

可是，等到下午王显带着四个人来时，老周这边却变卦了。原来老周寻思王显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愿意出钱买这块石头，那肯定有他的道理。王显家里自然是用不上这么一块玩意儿的，那他就是要拿去卖钱了。这样看来，这块石头是值一点儿钱钞的，所以，他周明山就不能白送人家了。于是，直接就把话说透了。王显呢，也干脆，问周明山想要多少钱。这就是做生意了，正是饭铺老板周明山的拿手好戏，当下狮子大开口说我要一百万(旧版人民币，相当于现今人民币一百元，下同)。王显说老兄这就是拿兄弟开玩笑了，我哪里拿得出这么些钱？实不相瞒，我也是受人之托，做个中间人罢了，人家拿去也不过是想放在门前辟邪——据说他的生辰八字就需要黑色来撑一把。周明山说那你还个价吧，于是双方议价，最后以三十万元成交，当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一块原本要出钱雇劳力去扔掉的石头，一转眼竟卖了三十万元——这笔款子在当时的重庆已经像模像样了，抵得上一个工人干一个月的收入，老周心满意足了。不过，他若是知晓王显接下来用这块石头做的文章，肯定会认为自己实实在在做了一回冤大头！

王显少时曾在云南、缅甸一带跑马帮，东奔西走，其见识自非一般人可比。他听说老周这边挖出了一块黑石头而且黑夜中隐发幽幽淡淡的绿光，心里就暗吃一惊：这难道是缅甸翡翠？于是他就悄悄去了趟李子坝那边的茶馆，装作闲聊，向几个喝茶的老人打听，得知周老板已故的老爸早年和云南陇川的商号联手做过生意，时不时要去云南跑一趟，直到民国才歇手。王显听着心里不禁一动：陇川紧挨着缅甸，缅甸是出产翡翠的，自己以前跑马帮时还经常把行内称为“翡翠毛矿”的黑色石头往云南拉，货主把这些石头卖给内地的玉石商人。莫非周老爷子生意做到最后自己也拉了一块回来？

于是，王显就再打听：周老爷子当年是怎么仙逝的？那几个老人回忆下来，说好像是喝了酒患了什么急病，跟人说着话就忽地倒下了。王显寻思这也对得上：老爷子死得突然，没给儿子留下遗言。想了想，继续问：老周家原先就住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吗？老人们说那是周家传了几代的宅基。

王显于是就去周明山家实地查看，选的是傍晚停工后老周招待匠人师傅吃晚饭的当儿，免得引人注目。到那里只一看，就有一种久别重逢似曾相识的感觉，跟他当年跑马帮时拉的缅甸翡翠毛矿完全一个样啊！王显就决定廉价买下这块石头。他手头拿不出钱钞，于是就去向朋友筹措。6月17日跟周明山交易后他才知道原来老周是准备雇人把石头扔长江的，不由得就有些后悔，自责过于急躁了。不过，想到接下来要做的文章，心里也就释然了。

他先屈指把自己的人脉关系梳理了一下，理出了三个合作对象：一个姓汪的小开，在叔父开的私营银行混，新中国成立前夕叔父卷了资产去了海外，他也就丢了饭碗，此刻闲居在家；另一个姓张，办小学的，但他是出钱投资后收取学费，算是教育事业投资人，书是不会教的，平日也不去学校，所以也闲得发慌，整天泡在茶馆里摆龙门阵；还有一位是个四十岁的女流，人称范寡妇，其已故丈夫以前经营过玉石毛矿，她在丈夫身边待的时间长了，对于玉石毛矿也有个耳闻目睹，平时听她说起来似是有些兴趣的。总的说来，这三位属于“手头有钱，闲得发慌，喜欢折腾”的角色，应该是对投资这块翡翠毛矿有兴趣的。之所以说是投资而不是转让，是因为王显对这块毛矿非常看好，只是里面到底裹没裹着翡翠说不清楚，也没有能力打开来查看，所以要拉人合伙一起开发。目前该毛矿的所有权属于王显独有，等到合伙人到位，所有权就变更为四人所有，那三位得承担由毛矿变为翡翠乃至现金的整个过程中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王显把合伙开发这块翡翠毛矿的意向跟那三位一说，那三位都颇有兴趣，一起去现场看了那块黑石头后，欣然同意。那时也没有什么公证处，四人就各自找了—个见证人，在茶馆里当众请人写了一份合约，签名按手印后就生效了。

然后，就进入具体操作阶段了。这里简单说一下毛矿。但凡原始玉石，可以说全是包裹于普通石头之中的，只不过有的裹得厚实，有的裹得浅薄。采矿人从玉石蕴生地开采的大小不等的一块块石头，就是毛矿。理论上说，每块毛矿里都可能隐藏着数量不同、大小不一的玉石，小如米粒，大如桌面。但这种隐藏概率是很低的，隐藏大玉石的概率就更是微乎其微了。不过，人们对于玉石的投资热情一直高涨不退。这情形跟如今的彩票投注相似，尽管中奖概率很小，但人们还是乐此不疲。于是，就带来了一个千古难题：怎么知晓哪些毛矿中有高价值的原始玉石呢？数千年来，人们在实践中积累了若干关于解决这个难题的经验，但基本上属于聊胜于无。这个难题，一直到六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是未能解决，只不过因科技的发展多了些检测手段而已，但这些检测手段是否真的有效却很难说。

王显等四位其实都是外行，又缺乏技术手段，要弄清楚这块黑石头里究竟是否有翡翠、有的话究竟有多大、是黄翠还是绿翠以及品质高低等等那更是难如登天。他们要想破解这块毛矿留给他们的悬念，只有一个笨办法一破石。

破石绝对是一项充满悬念且劳民伤财的工程。一块石头摆在面前，谁也不知道它里面是否包裹着真货，有的话又是多大，具体位置在哪里，所以，就得耐着性子从外到里一层层切割。当然，遇到硕大的毛矿而且有行家指点时，也可以大胆行事，在指点的位置搞拦腰对剖之类的冒险动作。此举险在如果这块毛矿内确实有货，而这一剖又正好把货剖开的话，那所获得的玉石的价值可就大打折扣了。而且，这一剖的工程量是很大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可以用机械设备了，不过代价也不小，目前市场上的价格是：头两刀每刀千元，往下递减，减到二十元一刀就不减了。一块稍大的毛矿拿到玉石厂去破石，得切几十上百刀，不管里面是否有货，那费用是相当高的。

本案发生的那个年代，尚未采用机械破石，而是请石匠手工干活，那就很容易联想到愚公移山。但由于这块毛矿实在太有吸引力了，所以王显四位还是心甘情愿地做一回现代愚公，当然，他们不用干活，只消出钱钞就行。其中的发起人王显已经出过钱了，往下只要耗点儿神就可。另外三人老张、小汪、范寡妇对王显说往下的事儿由你去张罗，该出钱就出钱，该出力就出力，我们听你的。王显就开始行动，先请石匠。这方面他比较熟，寻思先请一位有经验的老手来试试，经验加上运气，没准儿两三天就凿见了货也难说啊。

于是，王显就去找了家住朝天门码头附近的石匠洪老大，因为这人二十多年前重庆一度流行炒玉石时是专门替人破毛矿的，颇有经验。洪老大听王显一说，点头同意接下这桩活儿，不过是有条件的：一是不包括吃住，工钱每天两万元，每天一付，最后如果凿着了玉石，按照市价另外得给他一笔赏金。二是他要把徒弟楚小山带在身边，按照行规不收工钱，但东家得提供吃住以及一天一千元的零花钱。三是工具自带，但东家要提供磨刀石、炭火炉等用于修复工具的一应物品；如工具不能修复，由东家购置新的工具，购置的工具归工匠所有。

石匠解决了，还得找施工场地。他一连跑了四五天，最后在望龙门那里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场所。那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落，院墙是那个年代流行的竹篱笆，有一人多高；院子有二十多平方米面积，足够石匠施展手脚了；房子是三间石屋，厨房，客堂、卧室各一。王显把老张、小汪、范寡妇’领来，四人跟房东签下了合约租下了石屋。王、张、汪、范四人则议定：王显入住石屋监工前替石匠张罗所需工具之类，范寡妇负责王显和石匠师徒的一天三顿伙食，老张、小汪不必承担什么事儿，只需分担一应经费即可。

切都安排好后，就雇人把那块翡翠毛矿从李子坝运至望龙门石屋。6月24日，洪老大带着徒弟楚小山进场。当天没有动工，依着洪老大的意思先在院子里搭了一个芦席棚作为工棚。次日也没有动工，也是依着洪老大的意思办了一桌酒席拜了土地爷，据说这是当地破玉石毛矿的规矩，可以交上好运。6月26日，正式开工。

7月1日那天上午，范寡妇早早出门，买好了当天午餐、晚餐的原料和现成的早餐，提了个竹篮子前往石屋。到得门前，却没听见院里如往日那样传出铁锤敲击凿子的声响，不禁觉得奇怪，寻思石匠今天怎么起晚了？院门里面是上了闩的，范寡妇久叩不开，就更感到奇怪了。于是就扯开嗓门大叫“开门”，里面仍无反应。她意识到情况似乎不妙，又敲又踢加上一迭声狂叫，惊动了几个邻居，一问情况，都觉有异，于是就搬来梯子让一小青年攀爬上去，先把门框上方的竹篱笆拗断，然后翻越而入。开了门众人一齐进到石屋里一看，不禁大惊：王显、洪老大、楚小山三人围着一桌残席，或倚墙或靠椅背或趴于桌子一角，一个个东倒西歪，竟都已断气了！

重庆市公安局第一分局接到报案，一面上报市局，一面即刻派员前往望龙门石屋这边来勘查现场。人已死了，几个刑警先不急着动手勘查。一死三个，如果是他杀，那就是大案了，按规定得由市局组织勘查，还得在当天上报西南公安部。他们此刻需要做的是封锁并保护现场，等候市局来人。

一会儿，市局治安行政处处长任成玉带人赶来。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下设四个处：人事处、政保处、治安行政处和总务处，刑侦条线是归治安行政处管的，相当于如今公安局的刑侦、治安部门的合成机构。任成玉说先查明三人的死因，判定属于他杀还是意外事故死亡后，再决定立案与否。

三死者神情平静，就像是在沉沉酣睡中倏然断气一样，全身上下没一处刀斧砍刺或绳索勒颈等遭受暴力袭击的痕迹，口鼻腔内也无血渍，衣衫齐整。这使法医不解：三人究竟是怎么死的？外伤、中毒都不像，看桌上的酒菜，简直就像是吃着喝着突然就断气了似的。三人中有两个手里甚至还捏着筷子，另一个手里则拿着一个酒杯，杯里还有些许喝剩的烧酒。因此，法医向稍后赶来的市公安局刘明辉局长汇报说：三人死因不明，需要进行尸检才能判定。刘明辉说，那就准备解剖吧，不过先得查明死者的身份，联系上家属征得同意。

现场的情况也奇怪得很：石屋内并无第四人出现的迹象，和外界唯一的通道院门是从里面上了门闩的，门闩上并无硬物拨动过的痕迹，所有的竹篱笆除了院门上方被那小青年拗断的那部分以外全都完好无损。

任成玉和刑警交换了意见，认为从现场蹊跷至极的种种情况来看，这三人的死亡十有八九不是意外事故。具体结论究竟如何，留待往下的调查之后再说吧。

很快，洪老大、楚小山的家属接到通知后赶来了，同意解剖尸体；另一死者王显是单身汉，没有家属，也就无所谓同意与否了，于是就在石屋院里搭起门板就地解剖。法医忙不过来，还从医院请来了两名外科医生。当场可以获得的解剖结果是：没有发现致死原因。但大体上可以判断三人死亡时间相同，都在午夜左右。至于是否与食物中毒有关，尚需对死者胃内的残留物和桌上的酒菜、厨房的水缸、铁锅内的汤汁等进行化验后才能得出最后结论。

一干警员离开石屋时，把范寡妇和案发稍后赶来的老张、小汪三人所说的那块黑色毛矿运往第一分局。

一下子挂了三条性命，这应该是一起轰动全城的案件了，刘明辉于是向西南公安部报告。当天傍晚，根据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的命令，重庆市公安局决定组建一个由市局、一分局警员组成的调查组，着手对王、洪、楚三人死亡事件进行调查。

二、认定死因

次日上午，调查组成员刚刚集中起来碰头讨论怎样分工进行调查时，法医那边传来消息，发现了新的情况。

当时，西南局驻地设于重庆(后迁至成都)，西南公安部也在重庆。部长周兴之前在南京担任市公安局局长，后调任西南公安部部长。上任不久发现西南这边缺乏公安技术人才，于是就向南京和华东公安部求助，南京和华东方面陆陆续续给调剂了数名专家过来，昨天正好有一位从上海调来的名叫薛焕宁的法医专家抵达重庆报到。薛焕宁是留法医学博士，归国后长期服务于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法租界被日军占领方才离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新中国成立后曾接受过人民政府的审查，结论是“无政治问题及作恶行为，属纯技术型人员”，于是继续开其诊所，后经上海市公安局介绍招聘为法医。昨天刚抵渝，西南公安部主管部门领导请其午餐，也叫上了重庆市公安局的法医。席间，重庆法医说起了上午的那个案子。经验丰富的薛焕宁听了情况介绍，说还有一个隋况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了，那就是死者生前是否吸入了有毒气体。这种现象，以前我在上海曾经遇见过几次。

一言提醒了法医，也引起了在场领导的注意，于是匆匆结束了接风宴，市局法医领着薛焕宁直奔医院。这时，医院已经根据法医的安排对从现场以及尸体胃内提取的食物和残留物进行了化检，排除了食物中毒的可能。薛焕宁重新对三具尸体进行了检验，发现三个死者的眼球有充血现象。这个现象之前重庆市局的法医验尸时也曾留意过，认为是当晚石屋内点了蚊香后被烟雾熏的。但薛焕宁却另有见解，他认为也有可能是接触了有毒气体导致的。几个人议了议，最后决定前往现场查看一番再说。

二赴现场，由于考虑到有毒气体的因素，所以就注意到了悬在屋里一角尚未燃尽的蚊香。六十多年前的蚊香，绝大多数是用薄薄的绵纸裹上草药碎屑和锯末的混合物卷成长长的条状，然后按一定的长度切开再一盘盘卷拢。这种蚊香使用时要先把盘卷松开，悬挂于一根横搁的竹竿或者木棍上，将底端点燃，让其慢慢地往上燃烧，燃烧过程中释放的少量烟雾可以驱赶蚊虫。这种蚊香很容易受潮，所以燃烧过程中常会发生自动熄灭的情况。现在，薛焕宁怀疑那一截烧剩的蚊香就是有毒气体之源，于是连同蚊香下方地面上那个用火油箱改制的铁皮畚箕内的灰烬一并带回去化验。

同时，薛焕宁还注意到了现场窗下院子里堆着的石匠凿下的那些碎石，说有的石头特别是玉石毛矿含有有毒物质、放射性物质，且会慢慢释放，故应对这些碎石以及那块已经被运往一分局的毛矿一并进行化验。

随行警员按照薛焕宁的指点与法医一起取证后，正准备离开现场，薛焕宁又问谁身上带了小刀。几个人谁也没带，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位专家要小刀干什么。最后还是有人从厨房里找到了一把切菜刀，薛说勉强用用吧，接过切菜刀在客厅里的一根杉木柱子上削下一些碎屑，让用纸包了带回去一并化验分析。

那时候的化验手段落后，而其时作为西南诸省首府重庆市在这方面的技术设备，据薛焕宁说还不及十年前的上海法租界。因此，化验工作有点儿吃力。好在薛焕宁颇有实践经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燃烧的蚊香所散发的气体可能有细微毒性，但仅对蚊子等昆虫有杀伤力，不可能对成年人造成致命伤害，况且当时门窗都是打开着的。那么玉石毛矿是否有毒？这方面也初步有了结论：经对凿下的碎石和被侦查员搬运到一分局的那块硕大的毛矿石进行初步检验，未发现有毒物质，也未检测到放射性物质。但薛焕宁的推测最后还是得到了证实：他之前已经预见到蚊香、玉石毛矿均无毒，但即使这样还是不能排除王显三人因吸入有毒气体而死亡的可能性，所以他最后用切菜刀提取了现场那根杉木柱子表面的碎屑拿回去化验。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现场确实有过易挥发型的剧毒气体，那么除了人会吸入外，因木质结构疏松、干燥，吸附性能极强的杉木柱子表层也会吸附气体中的剧毒物质，那是可以化验出的。可是，由于化验手段落后，竟然无法得出结论。最后，还是采取了最原始但却实用的法子：将木屑一分为二，一半掺入猪肉内喂狗，另一半则掺些稻谷壳后点燃了放入鸡窝。结果，也就不过短短数分钟时间，鸡犬竟然全部暴亡。由此得出结论：杉木碎屑内含微量不知名的剧毒物质。这样，三人的死因就清楚了：王显、洪老大、楚小山因吸入剧毒气体而暴亡！

警方于是初步认定王显三人死于谋杀。

这一情况报到市局刘明辉局长那里，刘局长频频点头，说如此看来这是一起谋杀案无疑了，凶手肯定是三个死者以外的第四人。因为现场并未勘查到与散播毒气相关的任何痕迹，显然是凶手下毒之后清除了所有作案痕迹，逃之天天了。刘明辉当即召来治安行政处处长任成玉、政治保卫处处长张若干，说这个案子就不是调查组解决得了的了，我们得作为大案立案侦查，要组建专案组。我觉得从那剧毒气体来看，似乎是一起跟敌特相涉的案件啊，因为只有敌特分子——而且应该是国民党“保密局”之类的正规机构派出的敌特分子，才有可能持有这种毒物。所以，请你们二位来议议，看这个专案是由政保还是治安去搞。

张若干、任成玉当然都说由各自的部门来搞这个案子。任成玉的理由是，该案目前尚无证据可以表明是政治性案件，因此得归治安处管。而张若干原是二野保卫部军官，南京解放后曾在南京市公安局主管过刑侦、预审等工作，对于刑侦工作并不陌生，再说案子又有特定的中毒情节，侦查中理应与敌特案件挂钩，因此政保处责无旁贷。两人争了一阵，最后都住了口，看着刘局长，意思是还是由领导定夺吧。

刘明辉于是拍板：由政保处牵头，治安、政保两处各派若干侦查员组建专案组联手侦查该案，张若干出任组长，市局、一分局刑侦和政保部门抽出九名精干侦查员组成专案组。

7月2日上午十时，聚拢起来的专案组成员立刻前往石屋勘查，随后开了一个短会，组长张若干指定市局政保处侦查科副科长柳乐海为专案组副组长，组长不在岗时全权行使职责。然后，大家简略议了议案情，因为时间较紧，只讨论了下一步应当立刻着手做哪些工作，最后决定当天下午即进行两项调查：一是把王显四人投资玉石毛矿项目的全过程一五一十查清楚；二是对案发现场石屋的情况进行访查；三是要查明自6月24日石匠人住石屋以来有什么人来过石屋、来的目的等等。会后，九名侦查员分成三拨分头调查。

这天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到傍晚三拨人马返回专案组驻地时，都完成了各自的使命，所获得的情况综合如下——

第一，关于投资开发该项目的问题：对四名投资人中的三位即老张、小汪、范寡妇以及那块黑色玉石毛矿的原主周明山作了调查，整个过程前面已有详细介绍，不再赘述。

第二，关于租赁石屋作为施工现场的问题：这事是已死的项目发起者王显负责的，不过因为当时张、汪、范三人已经正式参与该项目而且掏了钱，所以王显每天都把情况向三人通报，现在侦查员向他们调查，把他们的回忆内容归拢起来就还原出了租石屋的整个过程。石屋的主人名叫郎扣虎，是“大五福土特产商行”的老板，住第一区信义街。“大五福”是一家已经传承了三代的土特产行，业内口碑颇佳；三代老板为人也很厚道，且向不过问政治。到了郎扣虎这一代，手里积攒了一些钱钞，因为时势不太平，也就不敢用于扩展业务，抗战胜利前一年正好有人要把望龙门那里的一个小院落即本案案发地石屋出让，于是就买了下来，不久后出租给一个叫鲍志猛的袍哥头目。鲍是修船的，租下石屋作为仓库堆放桐油、木材、麻丝、油漆、铁钉等修船材料。

鲍志猛是个比较有名的恶霸，利用其袍哥头目身份干过不少坏事，树敌无数。这种角色自然是新政权的清理对象，因此重庆一解放他就折进了局子。他倒也很自觉，进去后就瞅个机会悬梁自尽了。鲍死后，清理其名下的财产时，石屋还给了郎老板。郎老板自己用不着，打算继续出租。但政权更迭时期房屋租赁市场不景气，托了好几个人都租不出去。直到这次其中一位受托人在茶馆喝茶时，正好与熟识的王显相遇，说到租房之事，于是一拍即合。这样，石屋就租给了王显四人。

第三，关于近日有哪些人进入过石屋的问题：侦查员在这方面的调查中获得了一条线索。据石屋邻居王老伯反映，6月30日晚八时许，他因早晨石匠开工太早，噪音影响其正在复习迎考的三个孙辈之事前去石屋交涉，要求石匠调整安排，早晨七点前最好做些磨凿子之类的没有噪音的活儿。当时院门紧闭，从竹篱笆缝隙间瞟进去，见石屋客堂、厨房亮着灯光。叩门片刻，王显从客堂里出来，来到院门前，却并不开门，只是隔着门询问来者是谁。王老伯说了说情况，王显一口答应，说他这就关照石匠师傅。王老伯告了声“打扰”回身离开，院里王显的脚步声也往里去了。王老伯是沿着竹篱笆往回走的，没走几步就听见石屋里传出人声。他便驻步凑近篱笆往里张望，恰见石屋门口出现了一个个头瘦小的男子，看那情形是要看看王显返回否，见王显己走到近前，就迅速缩了回去。这个男子并非石匠洪老大和其徒弟楚小山——那二位，王老伯是见过的。

侦查员认为该男子具有重大嫌疑，于是决定围绕石匠师徒和王显生前的社会关系查摸其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