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守备太监一职具体而微地说明了明朝政府结构部分重叠的现象，也充分说明了统兵宦官在帝国各地的权力和地位。

以另一个守备太监，即凤阳守备太监为例，这是北京以外第二重要的宦官职务，在凤阳，它从纯粹驻军的角色演变为全方位的行政职务。
一、统兵宦官和明朝政府机构

明朝立国之初，明廷部署八卫一所保护开国皇帝的祖坟，保卫风阳城和该地用来关押犯罪宗室的特殊监狱。

最初，这些部队全由蓟州总兵官管辖，但1504年起，风阳守备太监不只有权操练守陵部队，还有权使用辖下部队捜捕盗匪，维特该地区治安。

正德帝甚至授权风阳守备太监（丘得、王德），掌理其邻近6个州、府（包括徐州、扬州、淮安）的行政庶务。

其他凤阳守备太监，例如张阳，则频频涉入收缴红茶上贡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兵部和其他文官开始惊恐，许多御史试图融掉明朝行政体系这个庞大冰川里的宦官部分，但从未能打破这冰川。

随着宦官在明朝军事体系里渐渐站稳脚跟，明廷也陷入互相攻讦，互掲疮疤的乌烟瘴气中。

1503年秋，辽东镇守太监梁圮和辽东道监察御史韩重各自上疏弾劾对方，两人都被捕问讯，后来韩重被调到湖广，梁圮则降品秩三级，调到皇陵司香。

4年后，在正德帝同意下，监掌印太监李荣另设了12个镇守职位。这一举动令许多文武官员大感不解，因为他们认定——不管那认定对不对——宦官根本不该参政，否则社会将因此受到最隐而不察的弊病危害。

一如以往，数位给事中和御史紧盯着这些镇守太监的一举一动，只要抓到把柄即上述纠劾。1522年，四川边塞建昌的镇守太监赵钦被控贪污，行为不当。

兵部尚书彭泽趁机力陈废除这一分支机构，未果，但这位镇守太监丢掉乌钞帽，以平民身份被遣到南京工作。

1517年，湖广镇守太监杜甫肃清武汉地区一股土匪和强盗后志得意满，但要求特准其巡查湖广全境时，立即遭到严词拒绝，因为巡视、绥靖、宣慰——照理属于巡抚和执行临时任务之京派高级别官员的职权。

一般来讲，个人野心和无止境的权力欲望，是士大夫对宦宜深恶痛绝及其与宦官水火不容的原因。

但在这两方没完没了的争斗，相互攻讦之中，也不时岀现看似言归于好的局面。根据记载，有一些看来可信的统兵宦官事迹，就出现在这类短暂和解时期。

例如1509年，陕西镇守太监廖堂捕杀陕西省内134名叛民，平息一场严重民变，展现临危不乱，英勇十足的精神。

然后，浙江镇守太监王堂，找来一群地图绘制者和地理学家，为他辖下的所有州绘制了新地图。

蓟州的李能也是个踏实称职的镇守太监。李能于1524年杀掉扰边的外敌，确保北京东北的安全，证明他有本事在战场上获胜。

一年后，这位镇守太监对进出山海关的商品课征附加税，借此筹得修缮和强化长城东北段沿线各要塞、关口所需的资金。

太监李能于1525年为筹得资金采取的创新措施，表示明朝亦耕亦农、兵农合一的军屯已不如过去健全，因为地方指挥官愈来愈难以供养军士所需，满足军队开销。

明初，军屯运作理想时，土兵耕种生产的作物，不仅能满足自己所需，养活军官，还有剰余作物可备不时之需。

但由于军职变成世袭，军官往往将军屯田地据为私产。随着时日演进，卫所军士的数量，素质都大幅降低，最后卫所军士则几乎全为佣兵所取代。

这些佣兵或看中有钱可领而入伍，或被强迫入伍赚取薪饷。此外.有许多军屯的土地被地主、宦官、佛僧据为己有，甚至有富贾诈骗、行贿取得军职，借此分一杯羹，夺取国有土地。

因此，国有土地的谷物产量下滑，军屯渐渐无法自给自足。16世纪头25年时，军士领的薪饷已是钱，而非农产品，1600年左右步兵的本俸固定在每年18两银子，但逐年增加的军事支出，得利用各类资源筹措得出。

有时朝廷会想收回遭军事将领非法侵占的国有土地（大部分位于辽东、陕西这两个地区），但终归徒劳。

朝廷甚至动手裁军。例如1522年，甘肃财政困难，皇帝同意废掉凉州镇寺一职。该镇守辖下的3000名后备部队，裁掉1/3，剰下的部队与另一个单位合并。

户部筹不到足够的钱发军饷时，总能找出那些用假名领干薪的官员，要他们吐出一部分刮取的民脂民青。

但真的无计可施时，户部甚至会向太仆寺借钱，太仆寺通常存有数百万银两作为购马后备金。明朝快寿终正寝时，朝廷财政拮据，再无力供养军队，皇帝不得不派大臣到帝国各地寻觅金钱和谷物。

问题严敢到无药可救时，镇守太监的因应之道不是不给部队发全饷，就是同意士兵去取得明朝军中所谓的“卖闲”。

士兵毎月交纳约200钱，就可免除操练和其他军事义务，从而有空闲去兼差，军纪于是败坏，兵役成为某种商品市场。

商人可在这个市场买到军职，士兵可买到自由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因而，有些守备、镇守据报从事的不法行为，应该视为明朝军事经费拮据的表征，而非肇因。

维持一支有充足军马的骑兵，以便随时可上故场杀敌，満足平时防御、运输的需要，乃是明朝军方极重视的事。

明朝军事领袖常显露出对军马的热爱，声称好兵易得、良马难寻。一般来讲，明廷从三个来源茯得马匹，即藩属的进贡、西北的茶马交易、以及本国的养马场。

早在1374年，洪武帝就收到来自琉球国王的990匹马，1387年得到王氏高丽国王进献的3040匹军马，1390年得到撒马尔罕统治者进献的670匹高级中亚种马。

1403年永乐帝登上大位时，哈密统治者进献190匹骑乘马，6年后，他派太监黄俨到朝鲜，1410年收到约I万匹数个种类的马。

永乐帝能打败蒙古敌人，战马居功至伟，因此他甚至要求已遭击败而这时渐渐成为明朝藩属的蒙古诸酋长，进献他们手上最好的骏马。

但贡品交易是双向的，明廷收到藩属的礼物后，始终得有所回报。而挑人执行这类任务时，大部分又是找上宦官。

靠藩属进贡马匹有时不稳定，但明廷有更好、更稳定的方式取得所需的马。明朝立国之初就设置数个所谓的茶马司（茶马交易局），用茶叶、盐，纺织品，银币，换取西藏，四川、云南、广西、湖广、江东等地土着部落伺养的马。

最着名的茶马司设在盛产茶和盐的四川备门、纳溪、白渡三地，还有茶马司也在陕西的河州、浇州，西宁三地设置，它们的茶马交易范围广及甘肃、宁夏、蒙古以及中亚。

明朝迁都北京后，四川诸局不如以前重要，到15世纪70年代时已裁废，但仍継续收集四川茶（明称“巴茶”），由挑夫送到陕西茶马司换取以活力十足着称的蔵耳。

日籍明朝马政研究权威谷光隆指出，明廷可能用了 50万斤川茶，换取超过13500匹藏马。山茶马交易通常建立在可取得商品的供需上，且双方都乐于从事这种交易。

明朝官方文献指出，部落以良马换好茶，以驾马换劣茶，交换比例因时而异。例如1382年，40斤茶换一匹品种罕见的驶马，30斤茶换二等马，20斤茶换劣马。

8年后，要换一匹好马，得用更多的茶，有份文献指岀，换上等种马要花120斤茶，换一般军马要70斤茶，换普通马要50斤茶。

第一个见诸文献记载的陕西茶马交易发生于1375年，太监赵成在那一年运送大量茶叶、纺织品到河州，换得木少军马。

年后，洪武帝又指派尚膳监掌印太监而聂到河州，做更大规模的茶马交易。在来自司礼监另一位太监的陪同下，运送约3万斤茶叶，换得10340匹马。

种马和骗马发给河南、山西、陕西的军营，母马则送到朝廷养马场供繁殖之用。皇帝很满意这一成果，决定定期进行茶马交易且纳入官方掌控。

1393年，明廷施行金牌信符制，把信符下半发给受朝廷认可的部落民，信符上半则蔵于内府，茶马交易时部落民持下半信符前来，与朝廷所派来执行交易的宦官所携带的上半信符验对，合者可以交易。

明廷还规定，茶马交易只能三年一次，但由于茶叶产量日増，过剩的茶叶和马匹只能通过官方以外的途径私下交易。

茶叶走私、非法交易等不法活动随之出现，但西北地区的茶马交易仍很活跃。1433年，宣德帝派太监李信到陕西以茶换马，而这时私茶已开始泛滥于市场。

持有金牌值符的太监，据称也搞起非法交易以牟取私利。有人就以1445年奉命运送42万斤茶前去交易的宣官为例，说明职司宣官滥权的程度。

私茶、非法交易仍然猖撅，明廷于是在1449年决定暂不发放金牌信符。但50年后，政策大翻转，1490年允许商人参与茶叶运输和茶马交易。

到了1506年，官府和商人所占比重为一比一，朝廷因此重新启用金牌信符制，同时有效遏制住茶叶走私。

茶马交易自此持续不断，直到明朝覆灭，但换得的马匹数量每年不尽相同。1505年只换到1000匹马，1571年换到6500匹马，天启年间(1621-1627)更高达每年平均12000匹。

毎当蒙古人趋于活跃而侵扰西、北边源和掠夺产马的部落民时，茶马交易就偶有中断。因此，军方获取马匹的最可靠来源是明朝自己的养马场。

1406年，明朝于北京北部、辽东、陕西、甘肃设名叫苑马寺的放牧机关，由太仆寺管辖。由专门伺养员照料的牧草地和养马场，总数时有变动，但一般来讲，辽东苑马寺每年平均产2000匹马，陕西养马场则可产13000至14000匹。

此外，民间饲养员承包太仆寺的养马工作，在马麻而非牧草地上养马。1507年，这些所谓的非官方养马场提供多达25000匹。

还有一个与太仆寺性质类似的机构，即内府御马监，其不只密切注意军马和养马场的诸般相关事务，还自行大举养马，自行培训骑兵。

御马监人员不断要求给予最好的人工养殖公驹和罕有的种马，母马。有权势的御马监掌印太监，例如嘉靖（1522-1566年在位）初期的太监麦福，常试图主导马政，因而与马政官员频起争执。

16世纪初期，这一宦官机构规模已极大，因为它掌有20座马厩.直接管辖56座牧马场，掌控的牧草地面积超过150000公顷。

明朝马政也体现了明朝双头马车管理的精神，让专职官员和懂马宦官共同负责为军队取得马匹。

可以说，在明朝中国，马的交易与伺养，一如朝中其他事务，若没有宦官的参与办不成事。宦官插手所有事务，因为皇帝需要靠他们来掌握帝国里各派系、不同机关的动态。

但即使宦官已牢牢打入军方，除了郑和以外，其他许多参与军事的宦官，其功过善恶，仍有待研究中国史或东方史的专家给予彻底且批判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