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25日上午，地下工作者杨光等人去尚坞底村准备向办事处汇报工作。

他们不知道办事处已转移，而日军则化装成武工队员，头上扎着白毛巾到处刺探，看到可疑人员就上去搭话。

杨光一见那么多武工队员，又胖乎乎的，全是矮个子，很快看出了破绽。

“不好，他们很可能是鬼子化装的，我们赶紧走！”杨光对同伴说道。

杨光走和许一先走在前面，很快脱离了危险。

走到村外一回头，发现少了几个人。

方克浩、郭政等人走在后面，被日军抓住了。

日军尝到甜头之后，继续化装成武工队，将战斗中负伤、隐藏在金鹅村一个草棚内养伤的3名新四军抓走。

不到半月，有31人被日军抓走，他们大多是伤员，还有的则是交通员、民兵和干部。

一想到这些同志为了抗日流血负伤，如今却落入日军魔爪，遭受屈辱和痛苦，路西地委领导心如刀割，他们向敌工科长蒋明达下了死命令：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他们从日军手里营救出来。

蒋明达

蒋明达是浙江诸暨人，当时才23岁，却已经是“老革命”了。

他1944年8月担任金萧支队诸暨办事处敌工科长，上任不到半年。

因为他足智多谋，善于交际，人脉很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陆续在诸暨、萧山、绍兴、富、杭州等县市的伪军内部建起了情报网。

有了情报网，无论是教育和争取日伪军，还是取得情报，或者采购军用物资，都得心应手，做出了很大成就，得到领导的好评与信任。

因此，地委才敢把那样艰巨的任务交给蒋明达。

就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

装扮成武工队的日军，把新四军战士寿吾新的父亲抓了起来，向新四军索要20支短枪和100担大米。

日军原来不缺武器和粮食，可因为太平洋战场被美军痛打，日军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运输线被掐断了，本土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封锁，物资短缺。

蔡群帆（后排右一）

消息传来，寿吾新急得不得了，就写了一封信，去找自己的兄弟、金萧支队办事处任财政科科长寿景山，商量如何营救。

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日军，从身上搜出了那封信，把他关到了诸暨县城日本警备大队部。

日军抓到这些人之后，并没有杀害他们，因为这时候日军已经是穷途末路，他们只想利用手中的资源，为自己获取利益。

关起来的同志，备受日军虐待，每天只能吃到一餐，还是残羹剩饭。

对负伤的同志，日军不管不问，哪怕是伤口流脓溃烂也无动于衷，生存环境极其恶劣，金萧支队的干部、战士和民兵们度日如年。

通过内线得知同志们的处境，蔡支队长更加着急，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用抓住的日本兵，去交换被抓的同志。

因为日本警备大队戒备森严，劫狱是行不通的，通过内线营救的话，也困难很大，毕竟要救的人太多，目标太大。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跟日军交换，不知道日军会不会接受。

众所周知，日军很是顽固，把投降当作屈辱。在战斗中，迫不得已的时候也不甘被俘，经常拉响手榴弹与我军同归于尽。所以有老兵说，活捉一个日军比打死一个日军要难很多倍。

日军俘虏

当时，支队手中只有一名活的日军，他是在1945年1月下旬的诸暨鱼橹山战斗中被俘的，名叫桧坦浅一，是个上等兵。

用一个日军，换回我们的31名同志，日军恐怕会觉得太吃亏，所以我方担心日本人可能不会答应。

无论用什么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要蒋明达来完成，因为只有他有跟日军沟通的渠道。

蒋明达通过内线，对日军的组织架构以及特务机关了如指掌。

众所周知，日军在华活动的有梅、兰、竹、菊四大特务机关，在诸暨活动的是梅机关的下层组织，梅负责人即机关长名叫矶奇。

此人学历高，毕业于早稻田，那里设有国际部，专门教授中国有关的知识。

矶奇因而成了“中国通”，会说流利的中国话，平时经常穿中国衣服，吃中国饭，还娶了个中国姑娘。

梅机关下面有个谍报组，组长叫金锦文，是诸暨人，跟蒋明达是同乡。

此人曾经是青帮头目，很讲江湖义气。

他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脚踩几只船，和蒋军的忠救军、省保安团等都有往来，唯独跟我军没有往来。

蒋明达担任敌工科长之后，打算利用同乡的关系，跟此人建立联系。

这时候，金锦文也希望跟蒋明达发生联系。

因为蒋明达办法很多，经常神出鬼没潜入日军据点，搅得敌人鸡犬不宁。

蒋明达甚至亲自到据点，将祝桥炮台的日军翻译抓走，还杀了忠义救国军和老县府的两个情报组长。

这让机关长矶奇很恼火，对金锦文一顿臭骂，还说要撤他的职。

因此，金锦文也希望跟蒋明达建立联系，让他收敛一点，别让自己下不了台。

有这样的渠道，蒋明达当然要利用，他随即给金锦文写信，表达了换人的意思。

金锦文看信之后，心花怒放，连声说“太好了”。

因为日军警备队长大野和矶奇同时下了命令，要营救桧坦浅一。

金锦文正为此事发愁，现在金萧支队送信来了，正打瞌睡呢，有人送枕头来了，求之不得！

金锦文立刻回复：“此事难度很大，日方不一定同意，但是我一定会尽力帮忙。”

这家伙不说日军也希望换人，而是故意卖关子，想让我方认他的这个情。

金锦文在上司矶奇面前也是如此，故意说：“新四军方面不同意，为了救桧坦浅一，我动用了所有关系，还花了重金，总算是说动了金萧支队，让他们同意交换战俘。”

梅机关长矶奇听了，连声夸赞：“你的，能力不错，皇军重重有赏。”

在和警备队长大野通话后，他们同意立刻进行交换。

得知日军的态度，支队开始安排，将交换日期定在3月24日下午。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问题，桧坦浅一死了！

虽然我方告知，是要送他回去，但桧坦浅一并不相信，认为是要送他上西天。

在押解的路上，桧坦浅一瞅准机会，撒腿猛跑。

日军兵体质好，押解的警卫员追不上，就鸣枪警告。

一打枪，桧坦浅一跑得更快了，眼看就要消失在视线。

无奈之下，警卫员小张瞄准对方，扣动了扳机。

小张跑不过对方，但枪法还是不错的，要不然也不会被选中当警卫员。

只听“砰”的一声枪响，桧坦浅一应声倒地。

得知俘虏被打死了，蔡队长大发雷霆。

人质死了，日方肯定会说我军不守信用。

再说了，人质一死，就没有了筹码，他们同意释放人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尽管希望不大，蒋明达还是要试试。

他冒险来到金锦文处，提出要跟日军梅机关长矶奇、警备队长大野进行交涉。

1948年，金萧支队支队长蒋明达和政委张凡（右）

金锦文反复考虑之后，答应了。

蒋明达单刀赴会，出乎意料，矶奇和大野连连夸赞，表示钦佩。

接着，他们赶紧让座，满脸赔笑。

蒋明达不卑不亢，诚恳地说：“你们也知道，新四军历来优待俘虏，桧坦浅一在我军那里享受的伙食待遇很高，超过了我们的首长。”

“生活上，我们还派来专人照顾，找日文书籍让他看。”

“遗憾的是，桧坦浅一不相信会释放他，误以为我军要枪杀他，中途逃跑了。”

“由于事发突然，我警卫人员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就鸣枪警告，但是他毫不理会，不幸发生误伤而丧命。”

“现在，我们仍愿执行协议，礼送桧坦浅一尸体到城郊，进行交换，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蒋明达说完，看着对方，心里七上八下，等待答复。

让他意外的是，矶奇和大野嘀咕了几句之后，很快表示同意。

日军对死亡人员的尸体也挺重视，有时候为了抢尸，甚至不惜付出伤亡代价。在很多日本人看来，尸首骨灰不带回去，就会成为孤魂野鬼。

日军胸前挂着同伴的骨灰罐

侵华日军抱着骨灰盒回国

日方最终还是同意交换战俘，时间改在26日。

2月25日晚上10时许，蒋明达和几位同志将桧坦浅一的尸体装入棺材，在棺材外面贴满了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文宣传品。

26日凌晨4时许，蒋明达等人用一辆马车，将棺材送到距诸暨城五华里的“五里亭”。

诸城一个日军分队一脸肃穆，早已在五里亭等待。

9名日军士兵，抬着装有桧坦浅一尸体的红漆棺材，回到西门头日军驻地。

之所以选择凌晨，是因为日军死要面子，怕让中国老百姓看见。

当天中午，矶奇和大野亲自去警备队，放了我方26名人员。

蒋明达问：“我们另外5名同志呢？”

金锦文讪笑道：“正在给他们洗澡、理发，还要跟他们伤口消毒换药，天黑后就会送来。”

当晚8时许，日军果然5辆用黄包车将5名不能走路的伤员送到了茅渚埠渡船埠头。

用一具日军的尸体，换回了31名同志！这在抗战史上，堪称一个完美的谈判交涉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