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小平同志的听力不是很好。

大概在1954年，小平同志经常感到右耳有些小痒，虽不是很要紧，但总觉得不舒服，后来经过检查被诊断为中耳炎。

小平同志戎马一生，从枪林弹雨中一路走来，枪声、炮声、爆炸声，这些刺耳的声音对耳朵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中耳炎跟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

从那时开始，小平同志的听力逐渐减弱，对日常工作生活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在一些会谈、会议及正式场合往往要使用助听器才能听清楚声音。

难怪毛主席说：“他耳聋，一开会总是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下……”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亲自领导防修反修的伟大斗争，以确保“中国不会改变颜色”，而置刘、邓于绝境，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1966年秋，毛主席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有一个会议环节是刘、邓作“检讨”，这也算是一次正式场合的自我批评。

在这之前，毛主席还过目了关于“检讨”的稿子，还对其中的一些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从批示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毛主席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我批评让小平同志顺利过关的。

毛主席在批示中提到：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是……第1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了，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考虑去掉。

1966年10月22日，邓小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做了“检讨”。

在“检讨”中，小平同志勇于承担责任，他说：关于工作组的责任问题，应该由我和少奇同志承担。

很显然，小平同志是讲团结、顾大局的，敢于直面挫折、勇于承担责任。他把所有责任归咎于他和少奇同志，以避免更多的同志受到牵连和伤害。

会上，对于这个事情，毛主席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了一些为刘、邓开脱的话。总的讲话当中，有肯定的意思，同时也有批评帮助的寓意。虽言辞激烈，却也蕴含循循善诱的教导。

他说：小平同志“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

“对我敬而远之。”

另一方面又不同意康生、谢富治要“公开批判刘、邓”的意见，他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

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然而，事情的发展超过了预期，愈演愈烈，矛盾级数陡升，问题愈发复杂。

1966年12月，林彪主持会议，讲话中冒头直指刘、邓，问题愈发复杂，陡然升级。他说，这个问题不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

林彪

江青、康生更是火上浇油，对少奇同志的诬陷振振有词。

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对于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悄然逆转，矛盾问题朝着对他们不利的方面发展下去了。

1967年新年伊始，林彪、江青加紧了迫害老干部的步伐，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批斗刘、邓的高潮。

8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参加的大会，“声讨刘、邓司令部”。

同时，在中南海邓小平住处，邓小平受到红卫兵的纠斗。

盛夏的毒日之下，邓小平受尽凌辱，其家属也受到牵连。

然而，邓小平并不在乎。他耳朵聋，红卫兵的激烈言词并没有听进去，因为他不愿听时关掉助听器就是了。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抗争、忍耐。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大，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上世纪60年代有一种“天津牌”的助听器，邓小平用的就是这种牌子。

当时天津助听器厂厂长唐惠德亲自为邓小平配了助听器，使用之后，邓小平很满意，称赞道：“你们的助听器为耳聋患者带来了福音，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呀！”

卓林回忆说，邓小平无时无刻都在想事情，不论是看电影还是看书，都在想事情，根本休息不了。但是，有一个活动邓小平是很感兴趣的，那就是打桥牌。

只有打桥牌的时候，邓小平才能集中注意力，不会想别的。

所以，对于邓小平来说，只有打桥牌的时候，他的大脑才能得到休息，而他本人也是很喜欢打桥牌的。

卓林为了小平同志能够得到休息，经常请一些同志到家里陪小平同志打桥牌。

蔡公期，长期致力于推广桥牌运动，曾任中国桥牌协会秘书长、中国女子桥牌队教练。中国桥牌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中获得特殊贡献奖和终身贡献奖。

1979年“五一”劳动节，蔡公期第一次到邓小平家里打桥牌，他说，此后的15年时间，一直陪小平同志打桥牌。

小平同志也很喜欢与他打桥牌，幽默地称呼他为“桥牌局长”。

蔡公期说，小平同志右耳朵听力弱，说话声音小了听不清楚，还好他是老师出身，说话声音比较洪亮，小平同志听得清楚，这也许是能够与小平同志维持长达15年时间的“牌友”的原因。

小平同志喜欢桥牌，但从不会无节制的打下去，15的时间形成了比较有规律的活动，这样既丰富了小平同志的生活，也让他的大脑得到调节，得以有精力更好的想大问题、办大事，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从这一点上看，蔡公期是功不可没的。

在一些影像资料当中，特别是邓小平晚年的时候，会见外宾时，按照惯例，主人一般是坐在左边的，但是邓小平总是打破主人坐左边的惯例，坐在了右边，因为他右耳听力下降严重，左耳听力强一些。

1987年接见纽约大学教授熊玠时，邓小平诚恳地说：“熊教授，我右耳听力不好，左耳有助听器，听得更清楚，我可不可以请你坐在我的左边？”

熊玠教授幽默地说：“只要邓公你不把我打成左派就成！”

邓小平听后笑得合不拢嘴了，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小平同志总是能够从实际出发，从不墨守成规，言语之间大智慧、大格局如影随行，总能巧妙地打破尴尬的场面，很多对自己不利的外交场合，他都能一一化解，立场坚定，果断，勇敢，有魄力。

晚年时，邓小平身体欠佳，听力下降得尤其厉害，尽管有助听器，但是效果不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期间，有一个身影总是伴随在小平同志左右，时而俯首侧耳倾听，时而比划手势交流，她就是小平同志的“人工助听器”——小女儿邓榕。

邓榕

小女儿邓榕几乎充当了他的人工“助听器”，邓小平做出的一些决定和一些场合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通过邓榕传达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