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分区子弟、子女聚会的名字中，有人指给了我蔺柳杞女儿的名字，我看了心里“咯噔”一下，古人称之为“心动，必有所想”，在一分区这些诸多的老干部们之中，我对蔺柳杞可谓是“情有独钟”。我就再谈点有关蔺柳杞的故事。
1992年，一分区老兵李青川去世，那时的一分区老干部们身体都好，于是前去八宝山送行。送别的仪式完毕，大家告别出八宝山，蔺柳杞突然想起李青川多年的老部下湖北佬杨浩，马上向彭家老爹打听。彭家老爹介绍完我们家的现状，并说一直同杨浩的家人还有着来往，蔺柳杞马上要彭家老爹带他去串门，看一看杨浩的家人和孩子。
当时杨浩早已去世多年，同一分区这些战争年间形成的故人关系早已彻底断了，除了这三个在北京的湖北佬家庭，没有人想起消失多年的杨浩。能够想起并登门拜访故去人的家庭，蔺柳杞是唯一的一个。1992年，我那个照片在这个博客封面的儿子当时才两岁，他可是看见过唯一的一位一分区老干部蔺爷爷的一分区后人。
现在讲正事。
去年，2015年的年初，在病榻上僵卧了多年的蔺柳杞终于去世。任何一分区老战士去世，我都是在事后的很久才得到消息的，所以无法做“送别”之类的任何事情。我曾说过，蔺柳杞的长寿，创造了几个奇迹，他是一个身体条件最差，几乎百病缠身，但又是最长寿的人。他是迄今我所知道的除姚雪森之外，最长寿的一个一分区老战士。在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没有一个人的寿命能超过他。
在抗战八年的1940、1941两年，蔺柳杞疟疾频发，行军走不动路，战斗打不了枪，真正成为了一分区政治部反扫荡转移时的“累赘”。蔺柳杞回忆说，部队第一次“不要他”，是在1940年的11月12日。一分区从涞灵战役的涞源战场上回到了易县根据地不久，为了报复，以张家口日军为主的扫荡部队进入了易县的狼牙山地区。
那一次，杨成武带领的一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先是转移到满城县、完县、唐县的结合部，葛公村邻近的南北洪城村一带。紧接着杨成武接到来自晋察冀军区的加急电报，平西挺进军的涞水县核心根据地发生叛乱，要杨成武立即带领一分区部队紧急驰援，前去增援肖克的挺进军。
当然，我说的上面这些发生的事情过程，蔺柳杞当时都不知道，因为他当时正在发病，走不动路，于是被单独留了下来。事隔许多年，蔺柳杞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分区政治部机关随杨成武司令部大队紧急转移出南娄山村的时候，已是前半夜时分——八路军一般都会选择在前半夜转移。
当时的组织科科长黄连秋拿出十元钱边币，带着怜悯的表情交给了蔺柳杞，然后手指着前面一条漆黑的山沟对他讲：听说卫生部一个休养所就在那里，水泉村，要他自己去找。眼看着部队消失在夜空之中，只留下了他一个人，蔺柳杞说他当时从来没感到这样的空虚。
我猜想蔺柳杞在临近去世的年代里，他身边几乎再一次浮现了这样的情景：一个个一分区老战士先后远去，只把他留在了人间。现在，他终于要找寻大家去了。
在我所了解到的一分区干部中，人缘最好的，待人最真诚的，莫过于政治部的蔺柳杞了。因为这个人没有架子，没有势利眼，跟什么人都能合得来。杨浩也是性格开朗，自以为很能与任何人都友好相处的那类型人，但与蔺柳杞相比较，就差得很远。杨浩在一分区真正的朋友，只有李振军、王栋几个性格很有特性的人。而蔺柳杞，几乎同任何人都能成为好友。
讲一件我想完成但一直未能完成的研究。
很多年、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查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几乎所有干部的名字。在查索这些名字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蔺柳杞当年的一大“功绩”始终都未能被人们发现，这就是为他人的改名和起名。
在一分区有几个让人很忍俊不住的怪异现象：
1、几乎所有的一分区干部在战争年代里都有外号，有的人的外号还不止一个。比如杨浩的外号是“大炮”；戈焰的外号“小钢炮”；王栋的外号有两个，一个是“小和尚”，另一个就是“皮猴子”。组织科长黄连秋因为没有架子，也有两个外号：“黄矮子”和“小木匠”。其他人我不细说了，自己去查，在很多人名字的后面的外号准有些名堂。
2、有些干部以“别名”来代替原来的“正名”。比如一团的团参谋长、副团长熊招来，当上团一级领导干部后改名为“熊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几次座谈会上，罗元发将军，从1937年底的四年间一直担任着一分区的政治部主任，1942年初被提升为一分区副政委，随即离开了一分区到雁北任职。他当时手指着文字材料上一位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彭某某的名字问：这个人是谁？在一分区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彭某某也在现场，立即起身，向老领导敬礼报告：老首长，是我，我当时名叫“砰砰”（彭澎），别人给起的，说着用手比划着打枪的姿势和声音。
不光是罗元发，当时在场的许多一分区老干部，看到一分区宣传科科长彭某某这个名字都一脸惘然：彭某某？他是谁呀？我们怎么都不认识？等到一解释彭某某就是彭澎。大家恍然大悟：原来是他呀！怎么解放后改名字了呢？
其实并不是改了名字，而是改回了本来的名字。像这样的情况，还有晨光，解放后改回本名杨有山。朱利、王琳夫妇，解放后改回本名骆斐然、杨蔚华。
3、1945年抗战胜利，很多一分区干部，特别是红军干部都更换了新名字。比如一分区锄奸科长杨德才更换了一个“很雅”的名字“杨卓”，以后使用了后半生。还比如，当时的四旅政治部主任郑秀煜改名为郑旭煜，察哈尔军校副政委罗家旺改名为罗胜旺，还有马汉三改名为石坚，靳家福改名为靳甲夫，一个很“军人”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些新名字是不是都是蔺柳杞给起的，但蔺柳杞“忽悠”他人改名字，可是很有点历史的。
1946年的年底-1947年的年初，从张家口退回到老根据地易县的四旅-当年的一分区，驻扎在易县比较富裕的东部地区，中高村、裴山、塘湖一带。易县的北邻涞水县，就是过去的冀察军区-现在的察哈尔军区所在地。在这个冀察-察哈尔军区机关及直属机关里，有不少是过去的一分区干部。
当时取代了郭天民新上任的二纵政委李志民，派了当时担任着四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蔺柳杞到察哈尔军区，希望能搞到一些医务人员、药品、医疗器械和一部电影放映机回来。
蔺柳杞到四旅任宣传科长之前，一直在冀察军区政治部担任新华社驻冀察军区军事记者（当年叫军事报道员）。这次蔺柳杞重返回军区机关，当时的一分区干部们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又正值新年交替，于是宴请不断，搞得蔺柳杞乐不思蜀，不想回四旅了。
那一次蔺柳杞的察哈尔军区之行，因为军区与二纵之间的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产生的隔阂，蔺柳杞的任务一件都未能完成。在蔺柳杞自己的回忆中记载了这次的察哈尔军区之行。蔺柳杞未能完成，可能是派去人的干部级别低了点，于是李志民临时追加派人的干部级别，将四旅政治部主任郑旭煜派去，看看能不能促进这件事情的完成。
1992年那一次蔺柳杞来到我家，还跟我母亲说到退出张家口后，这是第一次与杨浩见面。看见杨浩黑瘦黑瘦的，但精神状态很好。
1939年的十年之后，1949年，蔺柳杞已经是师级干部，住进了当时北平纠察总队所在的旃檀寺兵营。那时纠察总队中的一分区干部不少，蔺柳杞在一分区和四旅时期的老上司郑旭煜，正好是纠察总队的总负责人之一，在众多的空房间中拨出一间给蔺柳杞居住不成问题。
在纠察总队期间，当时作为纠察总队办公室通讯干事的我母亲，给了养病的蔺柳杞以种种的方便。比如在旃檀寺的国民党军被服仓库中寻找合适的被服寝具，在纠察总队的小灶食堂中增添“客饭”，通知纠察总队的一分区干部前来探视，这是1992年蔺柳杞要向我母亲当面致谢的主要内容。
当然，就在那一时期，我母亲也“顺便”听说到了有关蔺柳杞的一些趣事。比如他们（魏巍、蔺柳杞、瞿世俊）几个人接到被派往一团担任教育干事的任命，蔺柳其当即“天真”地问：护送我们到一团去的兵在哪里？
1939年的3-4月间，一分区司令部在南管头村，政治部在北管头村，而他们要去的一团团部在易县东部的南北界安村。
当时，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的一位红军干部听到蔺柳杞的话后，好奇地扬起了眉毛，用一口蔺柳杞还听不大懂的江西话反问蔺柳杞：“兵？你们现在不就是兵吗？还要什么兵保护？”
说这话的人就是郑旭煜，当年叫郑秀煜。十年后的1949年，郑旭煜在北平纠察总队当着杨浩夫妇的面问蔺柳杞：还记得当年的此事否？
蔺柳杞不好意思的回答：记得，记得。那一次到一团的经过蔺柳杞写下了，到一团的半途中狭窄山路，他们遇到一位似乎小商人摸样的山区商贩，口称“老总”，与他们在山路中搭话。
旃檀寺与北海公园为邻，穿过一道小门就进入北海公园之内。1949年的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前，蔺柳杞出面，召集当时在北京的一分区干部在北海公园聚会，合影留念。
九十年代的蔺柳杞谈起此事，依旧是记忆犹新，感慨不已。
也许是苍天有眼，凡蔺柳杞签字送给老友的着作，在老友去世后都由他们的孩子转送给了我。也许是想到在我这里能派上用途，不致像杨成武送给李青川的回忆录那样，最后都进了旧书店。
现如今，每逢在研究中要核对一分区历史中的某些事情，我都会将蔺柳杞的这些文字作品当作必备的参考资料。
每逢夜深人静之时，我常常会停下击打键盘的双手，仰望茫茫夜空，与在冥冥苍天星辰的一分区前辈们进行无言的对话。在这些思想对撞的交谈中，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叮嘱和庇佑，这也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时候。
正是在2015年年初的一天，又一颗星辰跃然掠过，蔺柳杞终于同一分区老战友们会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