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很快会发现一个问题：清朝时期不是闭关锁国最严重的时期吗？怎么还会有很多的中国商人跑到日本等其他国家做生意呢？
清朝当时确实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一点是无需质疑的。大家不妨换个角度想一想，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完全断了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还能维持下去吗？
实际上，没过多久清政府还是选择打开了国门，允许一些商人去海外采购物品以及和对方交换物资等。而那些人就是后来的“官商”。
官商的由来
由于过去的封建迷信，清朝曾经选择断绝和其他国家进行一切交流。这些都源自清政府统治者对于自己国家政治和经济上的盲目自信。
不过，在康熙统治时期，他发现拒绝和其他国家来往对于自己国家的发展并没有好处，反而还加大了国家的负担。在他慎重考虑之下，他决定取消这个政策，开始恢复与国外的往来。
既然选择了恢复与他国的来往，那么双方最重要的联系就是经济贸易上的往来。在此之前，很多皇帝都重农抑商，不在乎商人的发展。
到了康熙时期，想要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上的交流，那就必须重视起国内的商业。不仅如此，要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往来，就必须要提拔一些可靠的商人。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商人都可以和外界进行贸易往来，只有部分得到官府承认的商人才可以代表国家和其他的国家进行经济往来。那些被官府承认的商人，可以头顶花翎，和一些官员没什么区别。
不过为了区别他们和普通官员，人们通常称之为“红顶商人”或者是“官商”。这也是为什么在清朝时期，大家能知道还有很多的人跑到国外去做生意。
对于海关的把控
尽管康熙帝已经打开国门，开始恢复贸易往来，可是他对海关的把控也十分严格。自古皇帝都多疑，哪怕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明君。为了更好地监督每一个过海关的商人，清政府便想到了一个法子。
那些商人需要提前向官府部门申请出海许可证书，不过要想拿到这份许可证书没有人们想的那么简单。这份许可证书需要得到中央以及省总督的审核，最终发到官府部门，再由官府部门的海关发给那些商人。
根据后来留存的少量文书，里面大概记载了出海船只的大小，人员的数量，运送的货物类型，是否有违禁物品以及出海的时间和归来的时间。可以说，这份文书做到了事无巨细。
当然这仅仅是在国内，国外对于来往的船只要求更为严格，比如说邻国日本。不过那时，日本也像中国一样“闭关锁国”，但是他们还是接待了来自中国的船只。
日本那边允许来自中国的商人在长崎和他们本地的商人进行交易，就像是中国还未放开政策时，清政府也只允许他们在广州进行贸易一样。
中国商人在日本面临何种处境
好不容易过了国内的这一关，中国的商人来到了日本，他们的处境则是更加地艰难。毕竟，清政府早前选择了拒绝和外界的一切交流，而他们现在来到这里可以说是处处被针对。
不过为了能够恢复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能够多赚一些钱，他们也只能接受来自日本人的挑衅和针对。
日本在1715年颁布了《海舶互市新例》以及新的信牌制度。他们这一举动其实目的性非常明显，就是针对来自中国的商人。
他们发布的新例里明确提出要缩短长崎本地的贸易额度，减少金属的输出量，很明显这一点就是为了针对中国的商人。除此之外，他们所发放的信牌也是有一定数量的。
正是他们的这个决策，让那些商人们之间产生了不少的纠纷。因为他们发放的信牌不仅数量有限，而且丢失不补。如果没有他们官方发的信牌，那些商人是不被允许进入长崎港的。
根据《信牌方记录》记载，有一个名叫林元禄的商人本想带着自己的商队进入长崎港。但是，在他出发之前，他的信牌被一个叫做林采若的人用了一些手段给抢走了。
但是，日方明确规定，没有他们颁发的信牌是不可以进来进行交易的。林元禄也很委屈，很无辜。他便向长崎的奉行所告知了原因。然而，奉行所听了他的解释以后还是没为他放行。
不过，奉行所对他表示如果那个拿着他的信牌的人到此进行贸易，他们会进行检查，林元禄到时候也可以搭乘另一条船过来申诉。于是，林元禄只好坐上了船，无功而返。
没过多久，那个抢走他信牌的林采若果然带着另外一个人来到了长崎港。检查信牌的人员发现，他使用的正是那天没能进来交易的中国商人的信牌。于是，工作人员将情况上报给了奉行所。
而奉行所也暂时将林采若手里的信牌扣了下来，然后通知林元禄让他坐船前往长崎港。很快，林元禄便乘坐另一个人的船来到了这里。
奉行所的人让他们二人各自陈述事实，搞清楚这个信牌到底归谁所有。在奉行所的人听完以后，认定这信牌是归林元禄所有的。于是，他们便要求林采若把信牌归还给原主。
可是林采若听完却不想交还，奉行所的人没办法，只好请来了官吏，让官吏强行处理。最后，奉行所下令林采若不得再前往长崎港进行贸易，同时又将他遣送了回去。
当事人林元禄则是拿到了自己的信牌，顺理成章地在这里进行了交易。同年二月，他便乘船返回中国。
通过日本当地所执行的条例，可以看出，中国人想要和他们进行物品的交换是十分不易的。除了日本当地的障碍，还有本国人之间的竞争，这让那些商人的处境十分不好过。
被剥削的中国商人
别看清朝的时候有很多人前往国外进行交易，可实际上他们也被当地的人狠狠地“扒”了一层皮。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交易没有那么顺利，有时候还需要搭上很多。
在日本，有一个奇葩的规定，大概是专门为中国商人制定的。这条规定是如果帮忙卸货的小工不小心碰掉了一些货物，那么这些货物实际上已经归日本人所有。也就是说，日本方面不用承担那部分的钱。
后来，他们新出台了一个政策。政策里的意思是说中国商人需要用货物里的7500斤砂糖来作为之前那些掉落的“货物”的替代品。不管怎么出台政策，日本都是受益方。
他们不仅仅向中国商人索要物品，甚至恬不知耻地提出了要一些钱财作为给那些搬运货物的小工的奖励。他们将其称为“定例”。只不过，他们是转弯抹角地向来日做交易的商人讨要，只不过没有明说。
其实，这些并不是日本官方的要求，而是那些底层人员为了谋取利益，勾结当时管事的通事，自己私下设置的标准。如果中国的商人不这么做的话，他们不知道会用怎样的方法去威胁中国的商人。
中国的商人在日本的领土上，自然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一旦和对方发生矛盾，自己还是讨不到好处，反而还增加了损失。即便如此，日方还是会给中国商人扣上很多莫须有的帽子。
中国商人无故被抹黑
表面上看到这些商人来往于两个国家之间，可实际上，他们承受的压力要大于表面上的光鲜亮丽。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受着严格的把控，到了海外更是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不仅如此，他们在运送货物的途中常常要冒着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在海上容易出现极端的恶劣天气。一旦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那么货物大概率是保不住的，而他们的性命也很难说。
可以说这些商人实际上就是弱势群体，前后夹击，左右为难。但是在日本早期的文献上，他们却大肆宣传抹黑这些商人的形象。当然，在那些商人里肯定有些人做了不合时宜的事。
但是，在他们日本的文献里，却只字不提大多数商人做出的贡献，往往只盯着那些为所欲为的下流商人做文章。当后来的读者阅读到这些文献时，脑海里自然会给那些中国商人打上不好的标签。
实际上，那些真正地在做实事的商人也要跟着他们背上这口黑锅。不过，也是因为某些人在那边发生的负面的事情要多过于正面的事情，以至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
人很容易被那些负面的评价所影响，久而久之，他们看到那些中国商人就会戴上有色眼镜，对商人的评价也有失偏颇。一旦两方发生了剧烈的冲突，那么充满“负面形象”的中国船商一定首当其冲。
为何还要进行贸易往来
很多人会觉得好奇，既然已经受到了这么不平等的对待，可是为什么人们还是要继续和他们进行贸易往来呢？实际上，两个国家这是各取所需。
当时清朝需要用铜来制作铜币，毕竟当时的人觉得铜币用起来更加方便，而且日本的铜容易提炼且纯净度要高于中国本土的铜，所以中国必须要和日本进行贸易往来。
而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地大物博，有很多物品是日本少有的甚至是缺少的，所以他们也必须和中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关系。
总结
如果没有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中国盛产的物品大多数都会砸在自己的手里。闭关锁国不但无法提高经济，反而还会加重百姓的负担。
在恢复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后，国家刚需的东西也能够得到满足，同时还可以将自己国家盛产的东西送到国外，从而带动国家的经济。毕竟，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靠自给自足而独立存在。
不管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经济贸易往来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当时很多的商人被日本的文献大肆抹黑形象，但是中国与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却是不可断的。
总之，只有国家真的富强起来，人们才能真正地拥有话语权。而如今的中国已然在国际地位上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
大家对于清朝时期中国商人去日本做生意有何看法呢？欢迎大家到评论区讨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