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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干的那些破事(下)

2023-02-02 09:37:41

1792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任命马戛尔尼伯爵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此行有几个目的,一是与中国开展更深层次的商业贸易,希望中国开放更多的口岸,并让英国人在中国拥有一个落脚地;二是希望与中国互派使节,能达成直接的沟通渠道;最后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目的,就是摸清中国的实力,若将来终有一战的话胜算几何。

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成员包括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卫兵、船员等在内,共计700余人,乘坐安装了六十四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三桅船“印度斯坦”号以及护卫舰“财狼”号,携带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呢料、枪炮、马车、模型等,总计600箱,价值13000多磅。这些货物,或者说是“贡品”,均为精心挑选,是作为给乾隆祝寿的礼物,同时也展现英国的现代文明成就。

这时候的中英之间早已展开了贸易。康熙年间,清王朝结束海禁,开放了对外贸易,但是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始终对这些金发碧眼的蛮夷心怀警惕,为杜绝他们对大清王朝的管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坚定地认为对外贸易只能限制在广州一地。同时,并不由官家出面,而由广州本地商会十三行负责接洽贸易。然而,但凡一件事垄断了,反而容易出现问题。

这些年本来做做贸易,大家都赚钱也没什么不好。但坏就坏在广州海关和十三行吃相太难看。而对于英国来说,1733年发明了飞梭,解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64年发明新式纺车,纺织业获得爆发式的发展;1765年,瓦特在纽可门蒸汽机的基础上做了重大改进,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利用效率,使得机器开始大量使用。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英国迅速强大起来,这时候的英国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工业产品销售到全世界,而随着英国国民的普遍富裕,他们也越来越爱中国的茶叶、瓷器等商品。但十三行实在太过于局限,英国的产品完全打不开销路,于是造成了中英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

当时中国的茶叶只能用白银来购买,而英国的产品又打不开销路,于是在英国来中国的货船上总是仅装载10%的货物,其他90%全部用来运载白银。连年的贸易逆差,使得英国觉得必须要有所改变,在此情况下,马戛尔尼的此次出访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肩负着英国与神秘的东方帝国取得直接官方层面紧密沟通的重大使命。

从康熙朝开始,宫廷里就总是会出现一些西洋的钟表、望远镜之类的精密仪器,深受皇家的喜爱。乾隆的父亲雍正就是一个收藏此类物件的“玩家”,而且相当时尚,故宫博物院内现在还收藏有他身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

乾隆自是从小耳濡目染,也喜欢上了这些西洋的“玩具”,尤其对钟表之类的精密仪器爱不释手。当时有一些欧洲的顶级钟表师得知中国皇帝有此爱好,不远千里从欧洲运来设备,直接在广州开办了钟表的制作车间,投其所好,专供皇家及各级官员们使用把玩。

乾隆还收藏了不少的西洋乐器,甚至在宫中组织了一个西洋管弦乐团,由传教士和小太监组成,包括大提琴、小提琴、钢琴、单簧管、双簧管、吉他等等,充满了异国情调,也为宫中乏善可陈的娱乐生活增添乐趣。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乾隆本身并非是一个固守成规的人,他乐于接受新事物,也有着一颗兼容并济的心。但是,专制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共性仍然在他身上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他个人乐于接受新事物,但是却严格禁止民众接触,他所担心的是这些蛮夷的思想和物品会给这天下一统的稳固江山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防民、驭民”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所以,乾隆一方面传旨让两广总督和海关提督多进贡西洋小玩意,一方面又将中英之间的贸易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十三行,洋人不得随意走动,甚至不允许民众学习洋人的语言。尤其到了晚年,乾隆更是日趋保守,他一方面以政治稳定为执政主基调,早年随意处罚大臣,严肃“政治”纪律的事情越来越少,仁怀之心开始泛滥,这也导致贪污腐败横行;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不希望发生改变,不希望有任何可能动摇统治根基的事情发生。

马戛尔尼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使中国,希望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打开贸易的新局面。

要说英国人也确实是动了一番脑筋的,通过多年来与中国的贸易交流,尤其是对皇帝喜好的精准把握,他们深知当时清王朝以“中央之国”自居的骄傲自大和刚愎自用。所以,马戛尔尼的出使并不是直接用的所谓“外交谈判”的口吻,这在前期他们和清王朝的沟通中就体现了。他们用了一个非常无法拒绝的冠冕堂皇的借口,那就是“向乾隆皇帝祝寿”。这个理由没有人会拒绝,即使乾隆和他的大臣们对如此大的使团此行的目的有所怀疑,但也肯定不会将他们拒之门外。而且马戛尔尼此行务必需要直接面见乾隆,递交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

英国人毕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当时世界的发展和交流还都处于蒙昧期,但是他们通过大航海时代积累下来的远航经历,已经充分地和世界很多地方的原始社会、封建王朝打过交道。虽然和清王朝的这次直接交往是第一次,他们心中有很多忐忑,但是他们尽其所能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们收集了能想到的所有的好东西,像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气压计、蒸汽机、绵纺机、织布机、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还有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君王”号炮舰模型;甚至还有热气球,他们所想的是,如果乾隆皇帝感兴趣,他甚至有可能成为东半球第一个真正上天的人。最后的杀手锏是一辆货真价实的华丽的英国马车,安装了弹簧减震,让座位十分舒适,有着百叶窗和玻璃,可以自由开启,还有着其他一些灵巧的设计,比之中国古老的传统马车先进了不知多少倍。他们自信这些蕴含着工业革命以来成就的物品能获得乾隆的青睐。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乾隆收到英国人前期沟通人员奉上的礼品清单后,就已经被吊足了胃口。他降旨给了直隶、山东、江浙、福建这些省份的地方大员,告诉他们一旦接触到英国使团,就要立即将其安全护送到京,不得怠慢拖延。

英国人历经数个月的海上漂泊,终于于1793年7月到达了天津大沽口。此时的乾隆正在承德心急火燎地等待。当地官员第一时间差快马将英国人的“贡品”名单以及详细的产品说明送到了承德,同时护送使团前往北京。

老皇帝一路上给了数次命令,要求地方大员以最高礼遇对待英国使团,这也使得英国人对此次出使的成果抱有非常乐观的想法。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了英国人的意料。当他们终于抵达承德准备拜见乾隆的时候,马戛尔尼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觐见乾隆需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这使得以“世界最强国家”自居的英国人大吃一惊。

在英国人看来,祝寿的行为只不过是一个伪装,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此次来访不过是又一个遥远的小国前来“天朝上国”的称臣纳贡罢了。

误会在一开始就产生了,中国人从来没有英国人那种所谓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精神,他们所遵循的外交原则始终是围绕着东方的朝贡体系来实现的。而对于以绅士自居的英国人来说,外交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两个国家之间应该是互敬互爱。马戛尔尼觉得给乾隆磕头这件事他是万万做不到的,他都没有给维多利亚女王磕过头,如果这样做了,那这样的外交行为无疑是降低了英国的身价。

虽然后来双方各退了一步,中国人不再要求英国人头一定要触地,英国人也同意单膝跪地,以此来勉强完成觐见,但是双方都很不悦。英国人不肯磕头这件事也很快传开了,整个东方大国,从皇帝到官员到百姓,都极为不悦。

不悦归不悦,既然来了,此行的目的还是要务必达成。马戛尔尼通过和珅向乾隆提出了英国的几项要求。但是,他估计错了。即使乾隆心情良好,也并不会答应他们的要求,在乾隆心中,改变天朝的固有定制,无异于于“引火烧身”。而英国人的真实目的也暴露了出来,原来他们并非只为祝寿,还另有所图。

而英国人精心挑选的那些礼物,并不合乾隆的胃口。这时候的乾隆马上就83岁了,这样的高龄已经让他丧失了学习新东西,了解新世界的兴致。他对涉及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的那些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气压计之类的提不起丝毫的兴趣,尤其是在看到实物后,这应该就是常说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吧”。这些礼物足足吊了他几个月的胃口,当摆在他面前的时候,理想照进现实,却更易破灭。

乾隆期待中的那些做工精致,有无数精密机关的玩意儿没有看到,全都是这些凝聚着人类科学探索与智慧结晶的工业产品,很明显,没有能撩到他的兴趣点。至于那个作为杀手锏的豪华马车,因为在官员们看来“不合礼制”,更是试坐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车夫的座位比车厢内皇帝的座位要高,而且要把后背对着皇帝,这像什么话!

马戛尔尼的这次出使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乾隆随后给英国人下了一道长谕,把英国人的所有要求全部否定了。至于那些“贡品”,像那些呢料、金属工具能用的都奖赏给了大臣、侍从、工匠,至于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这些武器,乾隆认为西人不过精于技巧,不如传统刀枪弓箭更能强健体魄,全部封存在了仓库里,那些体现地理学物理学成就的设备的归属同样是仓库。以至于百年后当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之时,竟然发现有百余箱曾经的“贡品”还未曾拆箱地静静躺在仓库之中,陪同它们的还有那一架精致的马车。

但是,马戛尔尼也并非完全失败,此次出使让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华帝国只不过徒有其表,内在已经腐朽不堪,无论是在政治制度、工业发展还是军事力量,都已经日薄西山,这也为英国数十年后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英国人一开始对这个神秘的国度是充满好奇的。他们认为,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应该是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然而,当他们真正登上中国的土地,马上就发现了这片土地与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贫困无处不在。

因为乾隆要求各地务必要盛情款待,所以各地官员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服务,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但是细心的英国人观察到这些人都十分消瘦,营养不良,没有什么精神,目光中没有任何的坚毅,反而躲躲闪闪充满畏惧,与当时的英国公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时的英国普通百姓都已经过上了相对宽裕的生活,肥头大耳、大腹便便的人满目皆是,即使是农夫们也是精神矍铄、喜气洋洋的。而这些普通中国人却显得丝毫没有尊严,每次当英国人用完餐,把剩下的饭菜给到他们时,他,他们都要千恩万谢。

同行的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是这样说的:“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两岸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除了触目可见的贫困,中国人精神层面的落后和官僚体系对民众的恐怖控制更是深深印在使团成员们的脑海里。

当使团的船只行驶到内河的时候,清政府的官员们强征了大批老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的工资大概合六便士,还不给回家的路费,而同时期英国普通工人的日工资已经达到40便士。这显然是不合算的,所以许多人并不想为了这份工资来拉纤,不断有人逃亡。而地方官员们则不断派手下的士兵去附近的村庄强征劳工,有时候甚至乘着夜色把一些村民从床上直接拉起来就加入纤夫队。如果有人试图逃跑,士兵们就会用鞭子抽打他们,直到他们求饶重新加入队伍。这些劳工无疑是十分悲惨的,衣服破烂不堪,吃的也是粗茶淡饭,一个个瘦弱不堪营养不良,犹如奴隶一般被人驱使着。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民主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尽管私下里也充斥着强权和利益,但明面上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在公众场合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的尊严踏于脚下。

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成员们看到了东方帝国盛世外表下的另一面是这样的孱弱、保守和僵化。它的秩序是建立在驭民愚民防民的专制政治之上的,底层的根基似乎已经风雨飘摇。

乾隆的妄自菲薄、目中无人和狂妄自大也给马戛尔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使团成员回到英国后,向英国政府方面上呈了数万页的调查报告,其内容涉及:从皇帝到臣子到平民,从政治制度、官僚体系、办事效率到平民生活,从军事实力、士兵战斗意识及素养、到武器装备、海防建设,无一不提。最后总结的中心思想是,在现实逼迫下,若有必要,可以与东方帝国一战,且有较大胜算。

此时的乾隆,已有83岁高龄,虽然和年轻时比确实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但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整个帝国仍然在他牢牢的掌控之中。若他能够通过马戛尔尼此次访华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在各方面已经落后于西方,并能够感觉到那种迫在眉睫的威胁,然后利用这次难得的主动送上门的机会重新规划帝国蓝图,经略海上,开放贸易,促进工业发展,有很大可能是能够极为迅捷方便地获得大量西方科技及军事方面的成果的。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中国数千年来传承的封建统治没有孕育这种开放思想的土壤。乾隆无论取得了多大的成就,疆土是如何广大,国民人数是如何庞大,这个盛世也只不过是封建专制统治所带来的的最后的昙花。

至此,中国错过了最后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苟延了40余年后开始了鸦片战争,紧接着就是百年耻辱的历史,直到迎来解放。然而,直到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还有不少人坚持地认为,乾隆时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是中国向外展示最强大实力的盛世,似乎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我们这片独特的土地。痛乎?!悲乎?!

这种思想自有生存的土壤,而世人皆当防微杜渐,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