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一直是文人骚客最爱的题材之一。
中唐诗人李端，历经安史之乱，曾写过一首《度关山》借边塞长城的壮美苍凉，抒发慷慨赴国而不得的壮志情怀。
诗尾最后的金句，“谁知系虏者，贾谊是书生”, 写的是西汉名士贾谊遭遇排挤，却凭借“三表五饵”的策略，怀柔分化，平定了匈奴之祸，以一介书生的身份盖过了长城的风头。
李端所感，其实是长城背后一个被忽视的经济学问题。
1、长城脚下的经济账——“隐性成本”
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一直饱受争议。
五胡乱华、辽金崛起、蒙古南下、满清入关，每一次中原文明的陷落，劳民伤财修筑的长城似乎都没发挥什么作用。到了近代百年历史中，有些人干脆认为长城阉割了中华民族对外扩张的雄心，导致了封闭与衰落。
除了形而上的种种说法，从技术与经济角度分析，长城劳民伤财、耗费国力，导致了无数孟姜女一样妻离子散的家庭悲剧。结果却是不到10米高的城墙，很多时候都是土夯结构，漫长的防线，一架攻城梯就突破了，似乎难有多少防御作用，只会变成国家的累赘。
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康熙就是这种立场的支持者，甚至下旨“永不修长城”。
不修长城的确省了国家钱粮，也大大减少了普通百姓遭遇孟姜女的悲剧，后果却是，中国历史的前进道路上，筑起另一座高高的“隐形长城”。
翻开地图会发现，长城的线路走向,几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合，这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生命交界线”。没有长城，种地定居的中原百姓就不敢靠近边塞 耕作、贸易，因为骑马射箭、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随时呼啸而来，劫掠而去。
中原王朝面对高机动性的游牧部落，除了人力、粮草、军费等等账面上巨大的“显性成本”，还要承受频繁调兵、疲于奔命、信息不畅等等“隐性付出”。
不筑长城，唯一的办法就是像汉武帝一样，建立起大量常备骑兵部队与匈奴硬刚。但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马这种生物吃得多，干活不如牛，农耕价值很低，导致草场匮乏的中原供养骑兵代价巨大，连汉武帝都为此打光了国库，也没有彻底解决匈奴隐患。
严防死守的中原王朝疲于应付，而缺少物资游牧部落更会想尽法南下劫掠，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间的对抗陷入恶性循环，战火绵延永不安宁 。
这种局面只有长城才能扭转过来。
长城是个系统工程，城墙为主体，配合大量的城、障、亭、标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修建在山川险要之处，扼守要道，兼具屯兵、运兵、通信等等功能。
第一个作用就是阻隔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打法，这就是《史记·匈奴列传》所谓的“筑长城以拒胡”。
长城虽然不能完全阻挡游牧部落入侵，但大大降低了中原王朝防御漫长战线的“边际成本”，让守边部队坐拥以逸待劳的优势，极大提高了游牧部落的发动战争“机会成本”。
曾经来去如风的骑兵打法，面对长城防御体系，不得不考虑退路被堵死，援兵被切断的问题。因为以烽火台为警报系统、以城墙为高速公路的长城系统，能够很方便地在关键地区集结兵力，对游牧民族的军队进行围堵。
所以长城作用之大，连永不修长城的康熙都没想到，清朝后期为了围剿捻军，也到处修长墙工事，遍及晋、冀、鲁、豫、皖、苏以及蒙古等地，规模比前朝更大。
（外国人眼里的捻军与清军）
因为捻军拥有一支20万人的骑兵部队，手持竹竿骑枪，最擅长流动作战，连清廷的最后骑兵统帅僧格林沁都被干掉了，只有长城类似的工事才能对付。
清人王安定在《湘军记·平捻军篇》中认为，“清长城之筑，盖三晋、燕、齐以至秦筑长城限胡骑之御敌方略之延用”，意思是清廷这招还是战国玩剩下的，直接打了康熙的脸。
此外，除了限制骑兵部队，更重要的是，作为军事设施的长城，给边疆沿线带来了经济上巨大的“隐性红利”。
所谓，执剑经商。有了长城防御体系，大量中原地区的人民才能安心地在周边耕种、贸易，而不用过于担心被烧杀抢掠。网络上有句玩笑话叫，自从火药出现，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起来。同样，有了长城的出现，北方游牧民族就得掂量一下，是搞商业贸易呢，还是发动战争。
（老照片：一支商队经过长城关口）
早在汉代，长城沿线就形成了大规模“关市”贸易，汉文帝时期就已经开始发挥加强经济交流，促进民族往来的作用。
当时的贾谊在《新书·匈奴》中，直接写明了长城借“关市”在经济上吸引匈奴、控制匈奴的设计：
“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羹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着于长城下矣。”
关市不仅活跃了边疆经济，税收降低了维持边防支出，还可以打击走私，对草原文明进行贸易封锁管制，以极低的管理成本让游牧部落越来越依赖与中原地区的和平贸易往来，最终融入中原文明，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文明。
前文所述的贾谊“三表五饵”之策，正是用发达的文明、丰富物质同化分化匈奴人，从而达到军事上无法一劳永逸的效果。
这背后，看似不划算的长城，正是这种“软手段”的前提。
所以说，长城的意义，在于一定的军事价值背后，更高效稳定的“隐性”效益，所以尽管长城一次次因为中原内乱而被攻破，却也一次次被修建起来，名垂青史，直到今天。
人类社会的进化，与长城的经济账一样，不能仅仅看到表面的得失，更关键的是看不见的“隐性成本”。
2、降低隐性成本，窥见人类未来
想预见未来，就要回顾人类的过去。
在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有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早期农耕生产并不比渔猎采集过得更好。
这个观点很挑战一般常识，因为今天人们总会认为传统狩猎采集族群的生活方式非常落后，凶险粗野、风餐露宿、颠沛流离、短命早夭，而农耕方式则更加富足、安定、舒适。
但书中却谈到，一些考古学家已经证实，许多地区最早的农民同被他们取代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身材较矮小，营养较差．患严重疾病的较多，死时平均年龄也较轻。
毕竟，渔猎族群往往拥有更广阔的领地，食物更加多元化，社会内部的竞争压力也更小。
另一些侧面证据是，很多狩猎采集族群一直与农耕族群进行贸易往来，却并没有迅速被农业生产吸引，放弃传统方式，甚至在学习种田之后又一度放弃过农业生产，回到了渔猎采集的生活。
比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瑞典南部的狩猎采集族群采纳了以西南亚作物为基础的农业，但在公元前2700年时放弃了，重新回归狩猎采集生活，又过了400年才又一次恢复了农业生活。
（中国的鄂伦春人至今依旧保留了渔猎传统）
因为在农耕文明早期，高产的作物还没有培育出来，耕作工具、土壤知识也非常落后，所以并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农民守着一块不怎么肥沃的土地，辛苦程度也比渔猎采集群体要高，特别是在蛋白质这样的高营养食物上，农民更是远远不如渔民与猎人得到的多。
种种原因决定，比起打猎摘野果，种田不是个划得来的事情。
但为什么今天的结果是农耕文明压倒了渔猎采集部落呢？答案是看不见的成本。
渔猎采集的方式，虽然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比如一头鹿、一只大鱼、一筐野果，看起来无拘无束、闯荡天地好不自在，但一块土地提供的动植物资源终归有限，渔猎采集者必须不断迁移到陌生地区，很难安定下来，导致隐藏的成本不断叠加：
比如，衣食住行资源消耗变大，不能囤积大量食物应对恶劣情况，没有组成稳定人际圈子，不能及时援助呼应，难以寻找伴侣、养育后代、积累知识经验。
相反，农耕要求人们在一块土地周边定居下来，聚落越来越大，不断协作分享，更方便寻找对象养育后代，有足够时间发展新技术、新文化、新团体，所以经验知识不断积累，最终农耕、养殖、手工技术、社会组织不断进步，过上更安逸的生活。
此外，同样大小的一块土地，从事渔猎采集人口多到一定程度，动植物资源渐渐就枯竭了。而种田不但可以重复生产，而且单位土地食物产量更高，能比渔猎养活远远更多的人口，社会的紧密与繁荣程度也越高。
（大禹治水体现了农耕文明才有的意志力与组织力）
“隐性成本”的较量，使得看似划不来的农耕生产为人类创造了更有品质的生活。
从几千年前走到今天，重视看不见的成本，依旧重要，因为生活总是在默默奖励那些管控“隐性成本”的人。